徐渭简介：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这是明代大画家、一代宗师徐渭的题所画《墨葡萄》诗。徐渭所画墨葡萄自由奔放、痛快淋漓的笔墨效果，似又非似的造型趣致，虚实相生、余韵无穷的画面空间，兼之这动神泣鬼的诗题，纵情不羁的书风，都在默默地倾诉着人生的落寞、凄凉和怀才不遇的无奈。都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无独有偶，徐渭怀旷世之才，半生落魄，亦垂垂老矣！独自在寂寞的书斋中吟啸。满腹才华（“笔底明珠”)无处售，只好闲抛于荒野藤蔓之中了！徐渭数奇不遇、愤世嫉俗的悲愤和慨叹凝作字里行间的饮泣，水渍墨溅的清泪，终至于衍化出独树一帜的水墨花鸟大写意，成就了一个彪炳千古的绘画大师徐青藤，使无数后来画家为之倾倒。清代画家郑板桥就曾制过一方“徐青藤门下走狗”的闲章。近现代画家齐白石亦题诗曰：“青藤雪个逾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
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可见其对徐青藤的崇拜之情已是无以复加。孟子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是知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阅历。夫子删《春秋》，司马著《史记》，雪芹撰《红楼》，松龄写《聊斋》…证之史册，允为至理。以此观之，徐渭其遇乎？其不遇乎？
徐渭（明画家，1521一1592），字文长，号青藤道人、青藤居士、青藤老人、天池山人、天池隐逸、田水月、丹田人等，绍兴山阴人，官僚世家。其父徐總曾任四川夔州府同知。生母乃徐家侍女。徐渭生百日父徐德死，之后生母被嫡母所卖。命运注定徐渭的章年必是备尝辛酸，然而这并不影响徐渭天生奇才。《徐文长传》云：其“六岁授《大学》，日诵千言，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听”。“十岁仿杨雄《解嘲》作《释毁》，震惊乡里。其性情豪放，指掌之间万言可就。二十岁为山阴诸生，与萧勉、陈鹤、沈练等称'越中十子’。”然而，饱学且才气横溢的徐渭在士人以科举为唯一进身之路的时代，居然科场屡败，八试不中。“皆因不合规寸，摈斥于时。”1552年秋，徐渭第五次应乡试，初试名列第一，而复试时依旧落榜，乃至一夜白头。“大中桥上游人坐，不饮空教今夜过。”彼时之徐渭除书画遣兴外也只有借酒消愁了！
徐渭三十七岁(1558)时，得当时抗倭名将、浙闽巡按御使、兵部尚书总督七省军务的胡宗宪赏识，被邀入其幕府。徐渭在《畸谱》中自述：“三十七岁冬赴胡幕，作四六启京贵人，作罢但辞归。之后胡又招其回幕府。徐渭闲散既久，不惯俗礼，再三推辞，甚至称病不起。无奈“文长与胡公约，若欲客某者当具宾礼”。文长以宾客出人胡幕，“葛衣乌巾，长揖就坐。纵谈天下事。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意谭虑，了无忌惮”。袁宏道《徐文长传》云：“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凡公所以饵汪、徐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凡“一切疏计皆出其手”。又为胡撰《进白鹿表》《再进献白鹿表》《再进白鹿赐一品俸谢表》。徐渭文章奇丽，颇得嘉靖皇帝和学士姚汾等人赞赏。当然也曾违心地为胡宗宪作《贺严公子生日启》吹捧奸相严嵩。在胡幕的五年，可以说是徐渭一生最为得意之时。虽然对自己违心地为胡吹捧严嵩耿耿于怀，但能得到朝廷重臣胡宗宪的礼遇和信任，对徐渭来说无疑是脱颖而出、施展抱负的一线希望。
“安得放此向人世，秋风一试刀翎翅。”（《题画鹰》)“我今破网未翻然，两翅犹在弹丸边。郎君长寄书一纸，阿母多应赞一言。”(《石门篇赠邵大佩》)虽然有些不安，但希望还是有的，只要再努力一下，就可以平步青云！可惜好景不长，徐入幕五年，明嘉靖四十一年，胡宗宪因与严氏父子勾结而罢官入狱。《徐文长传》云：“及宗宪下狱，渭惧祸遂发狂。引巨锥刺耳深数寸，以椎碎肾囊皆不死。又以疑杀其继妻，下狱论死…”经朋友状元张太史元忭多方奔走，徐渭得免一死，但其历经七年的牢狱之苦，出狱时已是五十三岁的老人了。徐渭的晚年“愤益深，徉狂益甚”，“有书数千卷斥卖殆尽，畴莞破鄙，不能再易”。穷困潦倒的徐渭唯以卖画换酒，一饱无时。权者来访则闭门大呼：“徐渭不在！”“时携酒与下隶共饮，或自持其斧击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徐渭一生有九次惨烈自杀行为而皆不死。直到七十三岁去世时身边唯一犬相伴，床上连一张席子都没有！古今文人牢骚痛苦未有若先生者也。悲夫！
徐渭死后二十年，公安派领袖袁宏道于友人陶望龄家翻到一本破敝的徐渭诗文遗稿，读后拍案叫绝，惊问此人是古人还是今人。他拉着陶望龄彻夜读之，乃至“读复叫、叫复读”。而后不遗余力地搜罗徐渭文稿，研究之、宣扬之。认为徐渭的诗文“一扫近代芜秽之气”，认为其书法“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惊叹：“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袁宏道是胡宗宪之后徐渭的又一知音。由于袁宏道的身份和影响及其大力宣扬，徐渭在死后二十年声名鹊起，乃至于领画坛风骚数百年经久不衰，人生际遇变幻不测，真可谓之奇也！
古人论徐渭多用“奇”字。日：数奇、病奇、诗奇、文奇、书奇、画奇，乃至无之而不奇。可以说，“奇”字概括了徐渭的诗文书画艺术及其毕生经历。在以文取士的时代，画与诗书相比不过是雕虫小技，显得不那么重要。袁宏道在评论徐渭诗文书之“奇”后只淡淡地说：“间以其余，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而已。徐渭本人也自谓：“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然而，正是徐渭的花鸟画以其独特的超逸之致得到了同行的广泛认可，使徐渭名满天下并传之百世！.
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以“奇”字概括徐渭的一切。所谓奇者，变幻莫测，出人意外之意也。变幻莫测则妙趣横生，出人意外则不循故常。不循故常故必也逸出凡尘之外。如首阳采微，颍川洗耳，太华之睡，严濑之渔…皆高尚其志者也，画品故不得不高。古人论画四品，以“逸品”为上，即此之谓。何谓之“逸”？逃离世俗之意也。厌倦世尘的喧嚣同，飘然高蹈远引。如丛林禅坐，神游无何有之乡，可曰安逸；如出水莲花，不染纤尘，可日净逸；如雪山大德，藐姑仙子清寂落寞，可口高逸或冷逸；如箪食瓢饮，怡然自乐，可曰简逸；至若嬉笑怒骂，如嗔似喜，散僧入圣者可谓之野逸…欣赏徐渭的画，纵横突兀，墨渖淋漓，不拘形似。或寥寥数笔，意在形外，当在野逸、冷逸、简逸之间也。这和徐渭的超常人生造就了其愤世嫉俗的个性有关。他认为：“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书。然此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又说：“鸟学人言，本性还是鸟，写诗如一意模仿前人，学得再像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这种“生相由来不附人”的傲岸和自信注定了徐渭的艺术创造必然是独出己意而前无古人。这与后来的大画家郑板桥“怒不同人”的观点十分相似。因怒而不同，不同故不得不奇也。我们发现徐渭的画除山水稍许有浙派的影子之外，其花鸟则很难找出师承的线索，一意孤行，独出己意，正是徐渭花鸟画艺术的可贵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奇并不完全等同于怪，虽同是超出故常，而奇意偏重在特殊与罕见，怪则多有变异怪诞之意。《文心雕龙》日：“今人之奇者，或反其常道，或易其常形，而日我能为人所不敢为也。此特狂怪之耳，乌可谓之奇哉？及浅虑者群焉附之。”明确指出了奇不等同于怪，而徐渭画虽奇不怪，尤当引起重视。另外，支撑其艺术特点之奇的是率真，是画家真实性情的自然流露。因其率真则洗尽铅华，不染世尘。而率真之境则近乎道也。大凡人受物欲的牵引，执著幻象而迷其本有的率真，所以为凡夫。如能摈除物欲诱惑，空诸万有，反观自性，则可入率真之境以见道。无论儒家、道家、释家，前贤悟道之途大多如是。而徐渭少年时以不世之才，熟读圣贤之书，抱济世之志，然半空折翅，万念俱灰，诗文书画唯求一饱，甚而但求一死。此时的徐渭在失意之痛的沉重打击下，心中必然是一片空白，哪里还容得半点名利之思和少许世俗尘虑？这和高僧入定之境界，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徐渭“疯”了，好一个疯字，为其摒除了所有尘世的名纲利索，甚至连昔日“不惜歌者苦，但悲知音稀”的微茫希求也空掉了，而终于成全了一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真实的无心道人一徐渭。
徐渭以率真之心旁溢于画，自然如悬河泄水，恣情喷溅，而幻化出徐渭花鸟画艺术的一大“奇”字。俗言“书如其人，画如其人”，以徐渭其人其画证之，信然乎？不信然乎？率真乃至于奇（当然不是以造作怪异至奇）是徐渭绘画艺术的灵魂所在。但仅仅有了率真之奇，却还并不一定成就最完美的艺术作品。就像儿童画的童趣和率真还不足以成就最完美的艺术作品一样。完美的艺术创造，需要多方面的文化修养，苏轼认为“书画本一律”，赵孟頫则认为“书画本来同”。可见，诗书画本为一体，不仅诗书画为一体，它们与以儒道释为主流的传统文化莫不一体也！而徐渭少时才气横溢，博学多思，经史子集，莫不研读，诗文书画，无所不能。世评其“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亚流也”。从徐渭在狱中注周易《参同契》看，徐渭对道家尤其是丹道经典应该有很深的研究。《参同契》为汉代神仙道家祖师魏伯阳所著，没有高深的道家学问和修证功夫，怕不敢注，甚至读也读不懂。而徐渭曾注《参同契》，并且自号“丹田人”，在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经九次自杀而不死，且能活到七十三岁高龄，很可能与其道学修养和丹道功夫有关。另外，从徐渭自号“青藤居士”和“田水月”来看，徐渭与佛学亦当脱不了干系。徐渭善诗，评者谓其“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雨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徐渭题画，尤其精彩，遣词用句，奇肆突兀，一如其画，立意新奇，余韵无穷。如《题兰花》诗：“莫讶春光不属依，一香已足压千红。纵令摘向韩娘袖，不作人间脑麝风。”《题石榴图》诗：“五寸珊瑚珠一囊，秋风吹老海榴黄。宵来酒渴真无奈，唤取金刀劈玉浆。”读其画、品其诗可以发现徐渭于逆境中的自慰和自信之情。“总令摘向韩娘袖”，宁可藏在美人的袖子里，也不会趋炎附势来危害人间，则见其高尚其志、洁身自好的品质。虽然是题兰，实是徐渭人格自况也。而《题石榴图》不仅状物之形生动传神，更情景交融，意境清新。锻词炼句，可谓字字珠玑。皆能使诗画相照，相得益彰！
徐渭善书，自诩其书第一。评者认为其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又云：“不论书法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僧，字林之侠客也。”徐渭书早期取法“二王”及颜真卿，亦时取晋宋人笔意。从其题画书看，应是师颜真卿及米南宫为多而又独出己意，于浑厚中见潇散爽逸之致。其画则一如其书，放笔写去，略无停滞，抑扬顿挫，起止和节，于灵动中得一气贯注之妙。更于浑厚中时用方笔或散锋干笔作飞白韵致。更在写石或点叶泼墨处，以阔笔如书写去，虽托物形，而书意彰显，则于物形之外见有神彩溢出，此画家之性灵所在。评者谓其画从诗与书中流出，所谓“旁溢为花鸟”，可谓真知徐渭者也！是知作花鸟画如不善书与诗者，或造型有余而画意不足，欲求其奇或坠怪诞，欲求其放反至狂野，粗鄙而无内涵，多不足观。
古人作画日写，此写非仅书法意味而已，亦写物形之意也。徐渭在《写竹赠李长公歌》中说：“山人写竹略形似，只取叶底潇潇意。譬如影里看丛梢，那得分明成个字。”
徐渭通过对物形的认真观察概括约略，以状其神似，是为物形写意。而画家在放笔直写的绘画过程中，其中微妙变化和创作灵感如电光石火般瞬间捕捉，来不得刹那迟滞和计较，是画家真性情借助笔墨之迹化。故无论是书法之意致还是物形之意致，最后统统融会于画家的率真之情流出，是画家整个人格、气质、学问修养的显示。
徐渭的艺术已经影响了中国画坛四百余年，相继有八大山人、“扬州八怪”、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受其影响的大写意花鸟画名家出现。且其风格还在继续产生着更加深远的影响。徐渭不再寂寞，野藤中洒落的明珠已被竞相收藏。2007年，杭州西冷印社拍卖一幅徐渭的《墨竹石榴》价高203.5万元，且目前仍在升值。徐渭若天界有灵又不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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