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夏,美苏两国政府宣布在年内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两国都向蒋介石表示,国共两党应坚持统一战线。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甚至明白地告诉蒋:中国在三年之内不要发生内战,美国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在皖南事变国共谈判中断一年半后,于1942年7月和8月间两次约见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表示愿在西安与毛泽东会晤,进行国共谈判,并请周恩来电告延安。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突然建议,周恩来认为“其目的未可测”,于是提出两个办法供党中央选择:一是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二是由他陪蒋到西安,然后飞延安,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蒋。党中央同意了周恩来的前一建议。
但是,两天后,毛泽东本人来电表示:“依目前形势,我们应见蒋。”
随后,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去两电,表示了自己见蒋的意愿。
这给周恩来出了一大难题。
因为毛蒋见面会谈,是一个重大举动,对国内形势将发生巨大影响,时机是否成熟,谈判是否有结果,毛到国统区后的安全有无保障,等等,都要在考虑之列。经过反复考虑后,周恩来于9月5日致电党中央,阐述了他对谈判前景的看法,认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因为:
“1.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
2.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
3.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
周恩来还指出:从大的方面看,亦“并非对我有利:1、蒋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寇有续攻中国可能,而英美一时无大力援华,且反内战,……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2.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3.毛出力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则可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
因此,周恩来分析蒋毛会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
“1.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
2.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
最后,他提议,林彪见蒋后,视蒋的态度如何,再决定毛是否见蒋。
毛泽东同意了这一建议。
于是,林彪来到重庆,先见蒋介石,再约见张治中和刘斐。他们对林彪提出的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允许将中共领导的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等要求,都不感兴趣,也不愿深谈。
根据这个情况,周恩来认为目前谈判期望解决两党具体问题不太可能,电告毛泽东:
第一,他们并不急于解决两党问题,以为时间越延长,中共的困难就越大,越有利于使中共就范;
第二,他们所说的“政治解决”,乃是我们听命于他们领导,决非民主的合作和平等的协商;
第三,他们的“政治解决”的中心仍以军事为主,并以八路军、新四军能否服从调遣、变更防地为前提;
第四,他们避而不谈,要看中共方面能作出何种让步。
周恩来预测谈判的前景说:“林(彪)此来,可完成两个任务,一是缓和两方的关系,二是重开接洽之门。若要超过此种任务,则非(八路、新四)在防地上大让步不可,恐今日尚嫌其早。”
毛泽东完全同意他的分析,决定:“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林在二次见蒋后即回延”。
随后,周、林与国民党进行了几次会谈,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双方意见相差太远,没办法谈拢。蒋介石只得说;“好吧,再说吧!”于是,周恩来、林彪便回了延安。
就这样,1942年蒋介石倡导的与毛泽东的西安谈判之事由此告终。
三年后,在党的七大上,周恩来谈到这次谈判中蒋介石的态度说:“这个谈判拖了很久,实际上是他不想解决问题,他是想继续投机,希望那时候有一个日苏战争,一旦日苏打起来,就把我们赶到北边去,实行他原来的计划,所以他就要拖。”——以后的历史证明:
这完全是蒋介石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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