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照片，一段历史。
关于晚清的老照片和故事我们讲过很多了。我们都知道，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得当时的中国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清政府的统治地位摇摇欲坠。
后来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华民国建立，统治了中国两百多年的清王朝宣告覆灭，中国就此拉开近代史的序幕。
但就在1934年，也就是清朝灭亡二十多年以后，中国西学东渐思潮日渐浓烈之时，却有一个外国人在苏格兰西部荒凉的克雷格尼希湖中的一个岛上，穿起了清朝朝服，升起了伪满洲国的国旗，并为小岛取名“小中国”。
这个人，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末代帝师——庄士敦。他还写过一本书，叫《紫禁城的黄昏》，书中道尽了一个末代王朝最后的岁月，并成为研究那段皇室历史的珍贵史料。
作为一个外国人，庄士敦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外界对此诸多猜想，有的人认为他一直支持封建王朝的复辟，有的人认为他对中国文化爱得深沉。对于我们来说，也许需要走近了解一下庄士敦这个人，才能更好地理解他这个举动。
庄士敦1874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他喜欢历史，喜欢文学，也非常向往东方，先后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妥妥的一个学霸。
说起他与中国的结缘，是在他24岁那年，也就是1898年，考入了英国殖民部，顺理成章的他就被派到了当时由英政府管理的香港。也许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一呆，就在中国呆了32年。
庄士敦有多喜欢东方文化呢？他不仅对中国的历史，风土人情了然于胸，同时还对儒、释、道、墨以及中国地理、唐诗宋词如数家珍。在港英政府中，他的汉语优势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很快就升任辅政司助理、港督私人秘书等职位。
再之后，他得到了时任威海卫行政长官骆克哈特的推荐，来到了威海卫。威海卫在现在的山东省威海市，和香港一样，在1898年签署的《中英议租威海卫专约》中，租借给了英国。
骆克哈特之前也在香港工作过，是个性情中人，在他极力推荐下，庄士敦先后任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等要职。他也是威海卫作为英国租借地的最后一任长官。在1904年至1918年期间，庄士敦虽然为英殖民地管理者，但他的工作风格是比较贴近百姓的，又是少数可以用汉语与百姓沟通的官员，而且为人公正廉洁，所以当时在威海卫的声望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说没有接下来的故事，可能庄士敦的名字再被后世提起的几率不会那么高，也就是无风无浪地担任了一个殖民地长官而已。
但故事的转折发生在1919年，这一年，清逊帝溥仪14岁，他的老师徐世昌因为在前一年辞去了“帝师”这一职务。徐世昌和满清遗老认为必须让溥仪接受西方教育，最好是能懂得一些欧洲的政治制度和架构，于是一直在筹备为他请一个学贯中西的老师。几番寻找，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迈就想到了一个十分合适的人选，他的好朋友——庄士敦，他简直像是为这个职位而生。
在与英国使馆一番交涉后，庄士敦正式成为了帝师，这一年他45岁了。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庄士敦是这么回忆他与溥仪的第一次见面的：
3月3日早上，他早早地穿好了朝服，由一大班朝臣服侍着来到了我的面前。按照惯例，我向他鞠了三次躬，以示尊敬。但让我想不到的是，他竟和我行欧洲最流行的见面礼——握手。
庄士敦、溥杰、润麒、溥仪
庄士敦在紫禁城中担任溥仪的英语、数学、地理等学科。他认为溥仪不仅“智力活跃，知识也非常丰富，地理、政治知识尤其如此”，而且脾气还很好，没有任何的骄纵自大。可见他对溥仪这个学生十分的满意。
庄士敦和溥仪上课的主要场所是在毓庆宫，他就在那里教授溥仪知识。溥仪对这个老师也非常满意。依据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回忆，年少的小皇帝对这位“苏格兰老夫子”以及其带来的西方事物充满好奇和崇敬。
溥仪有多喜欢这个老师呢？从庄士敦的升职历程可见一斑。要知道，虽然徐世昌和其他的亲王贝勒默许支持庄士敦，但在一些思想腐朽的满清遗老这里，这件事是犯了大错的。本来西方国家已经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了，他们生怕皇帝接受了西方思想，会更危险，所以都是极力反对，最后也妥协到要求庄士敦在任职期间是不能被获封官职的。
但是溥仪不管，他很尊重他的这个西洋老师，刚入宫就赏二人肩舆，没过多久又赏赐二品顶戴。最后，1922年，在他大婚之日，直接赏赐庄士敦“一品顶戴”，这已是清朝官员的至高无上的荣誉。
对庄士敦来说，一个非常向往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是非常在意这种赏赐的。他说“我竟然成为了中国最高级的官员，虽然只是个虚名，但我还是很高兴。”同时他还戴上官帽、身披大臣朝服，拍了张照片寄送给英国的众多亲友。
庄士敦还力排众议让溥仪戴上了近视眼镜，剪掉了辫子，骑起了自行车。他的到来，让溥仪在这凄冷深宫最后的日子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和少有的真切的关爱。
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几年，1924年，溥仪被国民政府彻底赶出紫禁城，在庄士敦的帮助下借道英国使馆逃往日本辖区。庄士敦就此去职帝师职务，返回英国租界地工作。
1930年10月1日，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参加威海卫归还仪式后卸任，彻底结束了英国对威海32年的殖民统治。他也返回了英国，在伦敦大学教授汉学，写下了《儒家与近代中国》、《佛教中国》、《紫禁城的黄昏》等书。这期间，他也有回到中国，探望溥仪，溥仪还希望他留下，但他知道局势不容，于是婉拒了。
但回到英国的日子里，他仍然一直在思念在中国的日子。他也十分珍视溥仪赏赐给他的那些东西，十分在意自己在中国皇室的一品头衔。后来，他用稿费买下克雷格尼希湖中间的三个小岛，宣称此三小岛为“小中国”。他在岛上办了一个陈列馆，展示溥仪赏赐给他的朝服、顶戴及各种古玩等。
他给岛上的居室分别取名为“松竹厅”、“威海卫厅”和“皇帝厅”等，借此来怀念在中国的岁月。逢年过节的时候，他就穿戴上清朝的朝服，邀请亲友聚会，还会升起满洲国国旗。仿佛在他的心里，那个王朝并没有消失。
庄士敦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晚清历史上来中国最特别的一个外国人。一方面，他虽然是来传播西方思想的，可他逐渐被同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并学习推崇儒家文化和佛教哲学，而不只是纸上谈兵而已。他为中国留下的那些关于旅行、人文的著作，十分具有学术研究价值。
他不认同西方国家的植入思想，抨击传教行为。他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处在各自社会发展的试验阶段，因此不管对哪个半球而言，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另一方是不明智的。”
1901年，他以 “林绍阳”的笔名在伦敦出版《一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一书，指责基督教会的传教士试图以宗教改变中国的做法，引起英国宗教界的猛烈抨击，称他为“一个愿意生活在野地里的怪人”、“英国的叛徒”。
他说过
“如果在漫长的改革过程中，中国逐渐轻视并放弃她几千年来所赖以依靠的所有支柱，如果她使自己所有的理想、生活哲学、道德观念和社会体制全盘西化，则她的确会变得富有、进步与强大，甚至会成为世界之霸，但她也会因此而丢掉更多优秀而伟大的品质、她的幸福来源，所有值得她自尊自强的东西都将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将是成千上万个村庄派出所！”
虽然他热爱中国传统，但过犹不及的袒护也导致他有很多局限性。比如盲目拥护帝制，甚至向往封建皇权带来的一切，参与了溥仪复辟帝制的活动。他也反对新思潮，反对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狭隘的体现。
尽管如此，他在中国晚清的历史上依然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毕竟一个真心仰慕中国文化，将传统文化刻到骨子里，又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影响力的外国人，除了庄士敦，也没有第二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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