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难—令人恐惧的灾难，无论是不久前的东航空难还是美国911事件、洛克比空难，这些空难的背后不仅仅有大量人员的伤亡，甚至改变了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的历史轨迹。
而在1955年的一场空难，让国人都为之揪心，这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让我们穿越回六十六年前，去揭开这背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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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2月31日凌晨，中南海内灯火通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一边批阅文件，一边正等待着一个重要的消息，当得知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发来的电报已送达，周总理放下工作第一时间阅读，高兴的神情溢于言表。
1954年12月，印尼、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印尼茂物召开的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召开一次亚非国家的首脑会议，并正式邀请我国参加。
当时的中国刚刚参加了朝鲜战争，被西方国家视为敌对势力。能够利用这次机会向亚非各国展示一个新生的中国，这是党中央和国家领导层非常重视的事情。
1955年1月，中国正式收到了来自印尼政府方面的邀请书，2月中国政府给予回复，告知中国将由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带队，副总理陈毅等组成代表团参加于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29国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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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万隆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通过世界各大媒体报道的同时，一份情报摆在了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案头上。这是一份来自台湾的重要情报：
“据悉，保密局已制定了代号为1号的行动计划，由局长毛人凤指挥，目的是在周总理赴国外参会的时候对其实施暗杀行动。”
这份情报引起了公安部、社会部以及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当时中国的外交刚刚起步，作为一个世界人口大国，外交地位不可忽视。
在万隆召开的这次二十九国会议是中国走上世界舞台的最佳时机，而蒋介石认为新中国在外交中能够取得突破，台湾在世界上的地位将被新中国所取代。这与周总理本人的人格魅力息息相关，他认为只要能够暗杀周总理那么中国的外交必将“后继无人”，因此专门指令毛人凤火速开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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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大型的国际客机，能够执行如此长距离的飞行任务，因此中国代表团只能租用外国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作为代表团专机，计划于4月11日飞抵香港后，当日下午13时将作为中国代表团包机飞往印尼雅加达。
4月7日上午，因临时受到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总理临时改变行程，周总理率代表团一行人乘坐伊尔-14飞机前往昆明。先赴缅甸仰光参加由中国、缅甸、印度、阿富汗和埃及参加的小型会谈，讨论参加亚非二十九国会议的相关问题。
临行前，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将社会部转来的情报交由总理批示，其中提到：
“保密局香港机构以收买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将通过在飞机上放着炸弹的方式暗杀周总理以及中国代表团。”
周总理对此十分重视，因为他知道一部分代表团成员已经先行抵达香港，将与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同志们一道按原计划出发。出于安全考虑，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奇清一同跟随周总理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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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周总理分别于8日下午和9日晚间两次询问关于代表团安全的情况，并直接对夫人邓颖超说：
“我虽然不从香港出发，但是先行抵达香港的同志们要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查清问题后通过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配合我们的工作，并转告香港的同志们注意安全。”
此时此刻，暗流涌动的香港，一场惊天阴谋正在酝酿。
4月10日上午九点，时任外交部西欧司司长张越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恩，通报了相关情况并要求港英当局配合确保中国代表团的安全。
4月10日晚及4月11日上午，新华社香港分社两次派专人前往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负责人家中告知情况，要求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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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相关人员保证飞机在香港停留期间绝不允许任何非本公司人员接近飞机，并且对机上食品、用具已经加油和行李专人负责的答复后，大家才稍稍放下心来。
4月11日下午，八位中国代表团成员登上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印尼参加万隆会议。他们分别是：
外交部情报司的科员——李肇基；对外贸易部三局的副局长——石志昂；周总理的司机——钟步云；新华社的工作人员——沈建图、黄作梅；新华社兼《光明日报》的记者——李平；摄影记者——郝凤格；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杜宏。
下午一点十五分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此时在昆明的周恩来总理接到北京来电，知晓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顺利起飞的消息后，周总理一行人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当晚18时形势急转直下，克什米尔公主号与地面失去联系，并且有报道称在南海海域上空发生剧烈爆炸。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周总理那里，他立即批示：
迅速查明情况，了解并开展救援工作。
当晚11时，新华社转总理办公室告知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马来西亚附近沙捞越海域失事，包括机组人员以及乘客十一人遇难，其中中国代表团成员八人。
飞机残骸（来自网络）
当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全力做好工作确保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奇清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全权负责代表团安保工作，并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为周总理贴身警卫，此外空军派出一支代表团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负责飞机安全。
4月12日，外交部发表公开声明，强烈谴责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并直接指出这是一次由美蒋特务实施的，蓄意谋杀行为。要求港英当局尽快开展事件调查工作，严惩凶手。
面对险境，有人劝周总理取消万隆之行，改由其他人负责的时候，周总理毅然决然地说：
“为了亚非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谊，即使发生什么也是值得的，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4月16日，在结束了对缅甸的访问及参加了五国小型会议后，周总理率代表团26人乘坐另一架“空中霸王号”飞机抵达印尼妈腰兰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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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隆会议上，周总理代表新中国在会议上发言。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会场中被提出，与会的亚非国家首脑报以热烈的掌声。他们看见了一个爱好和平的新中国，也看见了一个不惧挑战的新中国，和平的宣言与特务机构的凶残这一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在场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是，就在会议开幕后的第二天中国代表团收到了一封来自“觉醒了的国民党暗杀队员”的匿名信。
信中详细说明了保密局在印尼招募了28名国民党逃亡军官及特务，意图在会议中以无声手枪射击的方式暗杀中国代表团成员，并且代表团每个成员都明码标价，其中对于周总理的赏金达到了40万印尼盾。
就在万隆会议召开，新中国在世界外交迈出重要一步的同时，对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调查也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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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上午，结束了万隆之行的周总理一回到北京，就接见了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和印度国家情报局副局长，并请印度总理尼赫鲁转告英国首相艾登，督促港英当局尽快破案，给死难的中国代表团和其他三名外国记者以及世界人民一个交代。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此事件的真相慢慢浮现出来。
当时的香港，是东亚地区重要的情报中心，这里由港英当局管理，可谓是鱼龙混杂。而国民党保密局也在香港设有重要的情报站，负责协调台湾对大陆的渗透和破坏活动。
此次针对克什米尔公主号的行动就是由蒋介石直接授意，保密局毛人凤全面负责的。有“活阎王”之称的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直接前往香港指挥，谷正文在之后的自传中称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自己情工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次。
谷正文
谷正文安排保密局香港站站长赵斌丞、特务陈鸿举利用启德机场人流多，人员杂、安保管理松懈的情况，以收买机场内部工作人员的形式安装定时爆炸物在飞机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物色，一名叫做周驹（周梓铭）的机场清洁工进入了特务们的视线。此人20岁，受雇于香港航空公司，在启德机场做清洁工，此人是个吃喝玩乐样样俱全的“烂仔”。
陈鸿举指令另一名吴姓特务在3月27至31日多次以临时工的身份接近周驹，了解其个人背景及其他情况后报由谷正文。谷正文综合所有资料后给出结论：
“此人可以利用！”
3月31日，吴姓特务约周驹吃饭时向其摊牌“要求破坏一架大陆方面的飞机”，并许以60万港币的报酬以及担保其前往台湾的条件。在重金利诱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威逼利诱之下，周驹同意配合执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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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上午12时，由印度孟买起飞的洛克希德749A型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香港，计划于下午13点左右搭载中国代表团及三名外国记者飞往印度尼西亚。
飞机停稳后除机械师卡尼克外均离开飞机用午餐，虽然中国方面事先多次通知港英当局可能会有特务破坏，但是港英当局并未引起重视，仅派一名警员在乘客和行李入口处执勤。
当天早上五点，周驹从香港“就记电料行”公司处领取到鸡皮纸包装一个，内装有高爆塑胶炸药及“钟型电子发火器”。这些美制炸药和定时装置均由美情报机构直接提供给台湾保密局的，由基隆运抵香港。
周驹于11时左右在打扫停机坪时，将包装放置于飞机右侧引擎位置，周驹还骗其同时段的领班余培说这是一包西药，并未等下班时间便匆匆离开，接应的特务陪同前往附近茶室喝茶等待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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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在香港《大公报》的记者得到消息称一飞机在南中国海上空爆炸。事发后周驹十分紧张，多次向台湾保密局表示要求尽快支付奖金并前往台湾，均未如愿以偿。周驹的同乡周士学和周国辉听起周驹说起此事，遂向港英当局投案并通过大公报记者向中国报告了事件的始末。
5月18日，受党中央委派，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熊向晖抵达香港协同调查。同日，在香港飞往台湾的一架航班行李舱内发现了偷渡入台的周驹。
由于港英当局的不作为，在接到相关信息后未能及时对周驹采取措施，导致其顺利地前往台湾，以至于这个唯一的直接执行者逍遥法外。
尽管未能达成预期目标，但是此次行动还是被蒋介石大加宣扬，蒋经国亲自犒劳了所谓的“行动小组成员”，毛人凤也由于这次行动被升为中将，谷正文升为少将，赵斌丞、陈鸿举等一干人等均受提拔，而清洁工周驹也定居在了台湾，直到1993年死去。
今天在苍松古柏的北京八宝山公墓，矗立着一个纪念碑，和平鸽下刻有周资料亲笔题写的“参加亚非会议死难烈士公墓”。
烈士公墓
在背后有着这样一句碑文：
“为和平、独立事业光荣献身的烈士永垂不朽！”
这是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言的原话，也是对这些为了新中国外交事业而献身的烈士们最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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