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那个写过《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的张岱，还写过一部《夜航船》，这部书天文地理、琴棋书画无所不包，可以说是晚明时期的一本百科全书。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张岱讲了一个笑话。
那是在一艘船里，船里有一个和尚和一个读书人（士子）。士子在高谈阔论，然后和尚听出士子言语中的破绽，便询问士子：「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澹台灭明复姓澹台，名灭明，字子羽，是孔丘的学生，名列孔门七十二贤之中，士子想都没想便说是两个人。和尚又问：「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士子又说自然是一个人了。和尚闻言，便十分瞧他不起，于是说：「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以示轻慢。
张岱写完这个笑话后说：「余所记载，皆眼前极肤浅之事，吾辈聊且记取，但勿使僧人伸脚则亦已矣。」（我写的都是特别浅显的事情，你们要记得，这样就不会让和尚在你们面前伸脚了。）
起初听说这个笑话时，我是很不以为然的。因为这些都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今天尚且几乎人人知晓尧舜是两个人，更何况在被人说文化氛围浓厚的晚明呢？但后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晚明很多文人非但不见得了解这些常识，甚至就连四书五经都不见得读过，而这一切都要从八股文说起。
不懂八股文的人，就不会懂明朝。既然下了这么一个论断，那自然是要将八股文讲清楚了，当然限于篇幅和学力，本文只是简要介绍明代八股文的缘起和盛衰，如果哪位读者读完后真的感兴趣，推荐阅读龚笃清《明代八股文史》、黄强《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与王凯符《八股文概说》。
朱元璋打天下时很看重人才，打下天下后更加看重，这时他看重人才的原因除了人才本身的能力外，还有一个：统一战线。新朝初始，百废待兴，朱元璋的皇位也不见得有多安稳，此时网罗天下人才，可以干活，也可以收拢人心，一举两得。
于是刚打下金陵城时就下诏说：「今土宇日广，文武并用。卓荦奇伟之才，世岂无之。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开导引拔之，无以自见。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具以名闻。或不能文章而识见可取，许诣阙面陈其事。郡县官年五十以上者，虽练达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选民间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资性明敏、有学识才干者辟赴中书，与年老者参用之。十年以后，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于事。如此则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其下有司，宣布此意。」
等到登基称帝后，更是屡次下诏希望大家荐举人才：「六部总领天下之务，非学问博洽、才德兼美之士，不足以居之。虑有隐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访。」（洪武三年）「贤才国之宝也。古圣王劳于求贤，若高宗之于傅说，文王之于吕尚。彼二君者，岂其智不足哉？顾皇皇于版筑鼓刀之徒者。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鳞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山林之士德行文艺可称者，有司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洪武六年）
但是毕竟治理国家不是一家人整整齐齐就行了，哪怕朱元璋对那些征召来的儒生士子再好，那些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也依旧才不堪大用。元代统治者素来歧视读书人，在元朝有读书人自嘲说：「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元代读书人的地位十分低下，也因此大家久不读书，偶尔遇到几个会写几个字的，就被称之为「大师」了，至于有真知灼见的、能实心干事的，更是凤毛麟角。
举个例子，《明史·列传第二十四·陶凯》里就有记载，元代大儒陶凯「博学，工诗文」，能写得一手好诗，但是在处理政事时完全没有头绪，出使高丽（后来的朝鲜）时竟然搞错了礼节，把高丽视为与大明同等地位的国家，造成了重大的外交事故，最终被处死。
面对着这样一群顶着「大师」名头的旧时代知识分子，朱元璋也很是无奈，洪武二年他就说过：「儒者知古今，识道理，非区区文法吏可比也。然今所用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何也？岂选任之际不得实材钦？朕每遇事，无不究心。」
朱元璋发现，通过荐举制网罗的人才，大都华而不实，为了找到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朱元璋开启了科举制度。朱元璋于洪武四年开启会试，但结果依旧很让人吃惊。郑晓后来在《今言》里记下了这次考试的生员的知识水平：
「圣祖开科，诏务求博古通今之士。乃所试仅有判语及一二时务策，生徒竟未识。大明律所云『时务尽掇述括帖』，以故士乏通今之学。其于政体得失、人材优劣且不论，只历朝纪年及后姓陵名，知者亦鲜。近二十年来，士大夫始以通今学古为高矣。」
其中尤以「其于政体得失、人材优劣且不论，只历朝纪年及后姓陵名，知者亦鲜」一句骇人听闻，要知这些参加考试的可都是被人称为大师的，但事实证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连朝代表都是记不住的。
洪武六年，朱元璋很无奈地说：「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今各处科举，宜暂停罢。」于是洪武朝初期，科举暂停了。
但朱元璋依旧需要有人来帮忙干活，旧社会的知识分子要么没能力，要么有贰心，要么既没能力又有贰心。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决定培养属于大明朝自己的新社会知识分子。
自洪武六年朱元璋停止科举后，他做了这几件事：
一、洪武六年开始，朱元璋每年都亲自参加祭孔，多次到国子监给监生们宣传尊孔的意义。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下诏：「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后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以正、彛伦攸序，其功参于天地。今天下郡县、庙学并建而报祀之，礼止行京师，岂非阙典？卿与儒臣其定释莱礼仪，颁之天下学校，令以毎嵗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二、洪武八年开始，诏令地方立社学，建立起从乡村到中央的三级学校制度。而在国子监里，朱元璋知道那些学子水平不精，于是用大白话写了碑文：「恁学生每听着：先前那宗讷做祭酒呵，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来他善终了，以礼送他回乡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三、朱元璋颁定学校教科书。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下诏：「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经》载圣人之道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无。人非菽粟布帛，则无以为衣食。非《五经》《四书》，则无由知道理。北方自丧乱以来，经籍残缺，学者虽有美质，无所讲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经》《四书》颁赐之，使其讲习。夫君子而知学，则道兴；小人而知学，则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于此也。」这是第一次正式将四书五经定为官方指定的教科书。
四、大兴空印案与胡惟庸案。关于空印案与胡惟庸案的起因，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胡惟庸为了夺权，有人说是文人误国。当然这些都有道理，但当我们把视角切入到八股文上来看，联系上文中提到的人才官员出仕的背景就会发现，朱元璋这么做，很有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官场大换血。当官场充斥着从旧社会来的顽固不化的旧知识分子时，他们没有本事、名气又大，而且不见得忠于大明，于是一场「清洗」就来了。只有将他们大批次地清洗掉，才能给朱元璋养了那么久的新社会知识分子腾位置。
我们看到，停科举发生在洪武六年，尊孔发生在洪武六年，开学校发生在洪武八年，胡惟庸案发生在洪武十三年，定教科书发生在洪武十四年，而于洪武十七年，朱元璋重开科举：
「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命礼部颁行科举成式，始定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制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许各减一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案此兼用古注疏及诸家传，圣制彰明后，不知何缘，遂斥古注疏不用。春秋止用胡传为主，左氏、公、谷，第以备考。张洽传，经生家不复知其书与其人矣。礼记专用陈灏集说，古注疏尽斥不讲。近日举子文，师心剿说，浮蔓无根，诚举初制一申明之，使通经博古者得以自见，亦盛事也。」
从洪武十七年的科举考试能够看出，这次科考已经十分重视四书五经及朱子章句集注了，将考试范围框定、考试内容限定，目的也很明确。
终于，八股文的雏形诞生了。
该怎么评价八股文？
在知道怎么评价八股文之前，我们首先要先明白八股文是什么。
在上文回顾了八股文诞生之前的背景后，我们发现元代滋养的旧知识分子已经不学无术了，他们不读经典，也不研习历史，只知道写点华而不实的东西以次充好。当他们舍弃了以孔丘为首的儒家时，以儒家为尊的古代社会，自然会去寻找新的知识分子。而新的知识分子则必须通读经典，理解圣人在说什么，之后才能按照儒家的理想价值观要求自己、塑造自己。
所以八股文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代圣贤立言。」
什么叫代圣贤立言？那就是看到四书五经里的一句话，在脑子里还原出先秦古人是在什么情景下、什么思想下说出的那句话，并试图模仿先秦古人的口吻，从而说出他们可能会说出的话。
在后来抨击讽刺八股文的著名小说《儒林外史》里，作者借由卫先生之口说：「文章是代圣贤立言，有个一定的规矩，比不得那些杂览，可以随手乱做的，所以一篇文章，不但看出这本人的富贵福泽，并看出国运的盛衰。洪、永有洪、永的法则，成、弘有成、弘的法则，都是一脉流传，有个元灯。」
这段话告诉我们：一、八股文作文严肃，需要有一定的法则；二、八股文作文的目的是代圣贤立言，不能随口乱说、随手乱作；三、不同时期的八股文是不一样的。
要怎么代圣贤立言？我们来看看八股文的写作办法。
首先，是考官从四书五经里抽出一句话作为题目，比如题目《女与回也孰愈》，这句话出自《论语·公冶长第五》：「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孔丘在子贡面前表扬颜回，希望他的其他弟子都能像颜回那样举一反三，由此及彼，在学业上尽可能地事半功倍。
知道了题目的背景后，八股文第一句话就要破题。所谓破题，便是用一两句话将这段话的意思概括出来，在程文（即范文）里说：「以孰愈问贤者，欲其自省也。」
破题之后，便是承题，是在概括的基础上解释圣贤为何会这么说、这么做：「夫子贡与颜渊，果孰俞耶，夫子岂不知之？乃以问之子贡，非欲其自省乎？」
再然后就是起讲，将这段话的意思引申发散出去，但是依旧要用圣贤的口吻，用圣贤的意思来说明圣贤没有说出口的内容。而后则是提比、中比、后比、后二小比四对，每对分股和八股，以对仗的形式反复阐述发散后的观点，逐层加深，正反论证。
这就是八股文最基准的形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希望士子们可以代圣贤立言的原因。因为孔丘的思想是维护统治的，君臣父子是儒家的纲常，当士子们长年累月地阅读、书写这一套时，那么自然会潜移默化地被这套价值观所影响，并逐渐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
当然，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女与回也孰愈》实在是太简单了，只要熟读了四书五经和章句集注，就能写好内容。
但如果只是这样，就对不起我们本文的标题了：不懂八股文就不懂明朝。
八股文的变化和明朝国运息息相关，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明兴八股文兴，明亡八股文衰；八股文兴明兴，八股文衰明衰。互为表里。
明代著名理学家丘浚，曾经写过一部戏曲《五伦全备忠孝记》，宣传的是忠孝义友悌，以五个兄弟为主角。这部戏曲开篇就是：「近日才子新编出这场戏文，叫《五伦全备》……虽是一场假托之言，实万世纲常之理。」不能不说这是八股文起的影响。
当然，这样的八股文也有其弊端，一个是内容单一，束缚读书人的思想，另一个是让读书人除了四书五经外一概不涉及，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历史典故，一概不知。只不过这种弊端并不是贯穿八股文历史始终的。
上文中我们述及了在明朝开国气象中，八股文是如何为了批次生产新的知识分子而诞生的。这样做很快就有了效果，但朱元璋显然忽略了一点：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着的。
八股文诞生时，它被称之为「时文」，是可以影响一代风气的。但是当它不再适应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时，它就会滞后于社会，从而只能成为反映时代风气的产物。
为什么八股文这么快就出现问题了呢？因为八股文出题的范围很小，就只有四书五经。
当全国各级考试从县、府、道贡献生员，再经过乡试、会试和殿试，一场科举下来，就会有大量的章句被选用出来，于是到了明中期，主考官们就会发现，没有好题目可出了。
四书五经总共就那么多句话，总有出完的时候。当类似上文中「女与回也孰愈」这种简单的题目都被出完后，大家面对的就两个选择：
一、继续出简单的题目。
于是程文诞生了。程文，科举考试时，由官方撰定或录用考中者所作，以为范例的文章或者科场应试者进呈的文章。因为大家都能猜到题目会是哪些，因此许多学生在考试之前就把那些最常见的题目请名家写好八股文，到考场时直接默写出来就行了。又或者直接默写过去考试中考中的那些士子的文章，反正题目都一样。
这时就苦了阅卷的考官们了。他们不敢乱评定好文章，生怕这是过去谁谁谁写的程文。一来要是被同僚知道了会嘲笑他学术不精，二来要是将这些文章评优的话会被御史弹劾。
种种情况下，阅卷的考官们强烈抗议出简单的题目，于是我们只能面对第二个选择——
二、出刁钻的小题。
小题有很多种，比如在经典里找出一段话，截去前一句出题，或者截去后一句出题，又或者截去前一句和后一句只留中间的，甚至可能将不同段落里的不同话放在一起出题。
比如在八股文出题史上最有名的「君夫人阳货欲」，当年这个题目一出，考场上立刻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黄色文章，而实际上它是由「异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阳货欲见孔子」两句话组成的。
当考生遇到这种题目时，往往束手无策，他们过去学的知识用不上了，朱子章句集注派不上用场，于是只能想办法引入新的思想来解题。
——当年朱元璋定八股文，是希望让天下士子接受儒家经典的熏陶，但是当题目本身就已经被断章还取不了义的时候，士子们的思想便松动了。
黄宗羲在《科举》里说：「余见高曾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而钻研于蒙存浅达之讲章。」
尽管如此，八股文依旧在明代士子的思维方式里深入骨髓，无论是认同还是反对，他们都脱离不开八股文了。——换言之，脱离不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了。
有很多朋友不理解《大明王朝1566》里海瑞对嘉靖的复杂感情，认为嘉靖不过是一个君主，为何海瑞在听闻嘉靖驾崩时如此悲怆，其实这是因为在古代社会，君父、君父，君就是父，天下人是嘉靖的子民，一个县的官员要依仗他们的父母官。现在我们看来无法理解这种思维方式，但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这一切都是最正常不过的了。
比如唐寅。
唐寅是什么样的人？放浪形骸、放荡不羁。他本是一个热衷于功名之人，但因为牵扯进了弘治十二年的己未科科举舞弊案中，被剥夺终身考试资格，于是「耻不就，归家益放浪」。
成了古代社会里一个离经叛道的书生。
但毕竟他是经过儒家忠孝熏陶出来的士子，在宁王朱宸濠想要聘请他做幕僚时，他发觉宁王有反心，在忠孝思想下，他决定舍弃荣华，更加放浪，逼宁王将他放还故里。
比如吴宽。
吴宽在《明史》中有传，这是一个奇人。他从小就是神童，「以文行有声诸生间」，写得一手好八股文，曾经在同学们面前自傲地说，只要去考试就一定能考中。可他是一个十分讨厌八股文的人，但因为文采实在太好，被当地管教育的官员强行扭送去考试，结果中了状元。
但八股文对他的塑造依旧是成功的，他一生恪守孔孟之道，遵循儒家价值观，从不逾矩。
可以看见，在八股文的耳濡目染下，尽管在那个思想松动的社会，出现了很多不合作的人，但大家却依旧被那样的思想所影响、所塑造，直到明末。
而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唐寅和吴宽这样的代表外，还有其他几个典型例子。
比如于谦。
大家都很熟悉于谦，在北京保卫战和夺门之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名臣。但于谦同时也是一个八股文名家，他笔下的圣贤在八股文《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里气势雄浑、正义凛然，与他的人生轨迹是一致的，一句「人君以驭兵之法驭臣，则吏治精矣；人臣以死绥之义死职，则官职当矣」仿佛从永乐朝开始就告诉世人，只要有需要我于谦的地方，我就会立刻来。
还有王守仁。
有明一代，王守仁的名字如雷贯耳，当然很多现代人喜欢叫他王阳明。阳明心学是对程朱理学是一次猛烈撞击，在程朱理学牢牢把控了八股文的书写思想时，阳明心学的出现对八股文的写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上文有言，由于小题的出现，考生们可以想办法掺进其它思想到考卷中，但毕竟这个世界上就那么多思想，怎么才能不动声色地使用呢？阳明心学应运而生。
当然我们要注意到，阳明心学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并不是因为王阳明，也不是因为隆庆二年李春芳、徐阶组织的那场科举，而是因为大礼议事件。
如果非要深究，那么大礼议本质上是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第一次较量。这场庭议一方面是皇权与文官集团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则是陆王心学为谋求话语权而引起的对抗。当以杨廷和为首的程朱理学代表人物坚持道统观时，支持张璁的人大都是王阳明的弟子，他们认为应当以嘉靖本人的孝心为准。就此两派开启了持久的拉锯战。
王阳明自己并不反对程朱理学，或者说他并不明面上反对。在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里，王阳明选取了三十五条朱熹的话，企图弥合双方的分歧以求得到程朱理学的认可，然而没有想到此举反而引来程朱理学的大力反攻，原来王阳明选取的这三十五条并非完全来自朱熹晚年，他只是迫切想得到认同而不惜对朱熹学说心学化。不得不说这是一招臭棋，直接带来了对方的强烈反弹。
从这个社会背景我们能看到，嘉靖皇帝即位时，整个思想界已经没有权威标准了。
大家都有这样一种认识，孝宗皇帝弘治是一个圣君，而武宗皇帝正德则是一个昏君，因此嘉靖即位时，面对的弊政都是正德搞出来的。
但当我们翻一下《明孝宗实录》也好、看一下弘治遗诏也好，都能发现孝宗弘治时期枉法司、纵百官、废武备、重民困等弊端多大四十多处，和正德帝遗诏里提及的弊端数是一样的。
事实上，当嘉靖即位时，摆在他面前的危机是从明太宗（即永乐，后被嘉靖改为「成祖」）之后产生的，除了明太祖和明太宗的锐意进取外，其他君主都是守成之君，守成、守成，守着守着就因为不能因势利导而最终冗杂不堪。嘉靖即位后就有人上疏：「太祖高皇帝酌百王而立法，后世无不渐逝其旧，全赖中兴之君整顿修复之。」
都有哪些危机呢？
除开大家都能猜到的贪赃枉法、土地兼并、冗员不掉、外戚宗室，这里说一说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到嘉靖时期，已经是作弊频发、考题陈旧，当时就有「不必有融会贯通之功、不必有探讨进求之力，但诵坊肆所刻软熟腐烂数千余言，习为稀仿佛靡对偶之语」的说法，导致了科举上来的人素质全面下降。而此时又有「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惯例，朝堂被没有实际政治才能的翰林出身者把持，确实是朝廷的僵化。
有人说：「士心日偷，风俗大坏，穷经者失其旨，信师者谬其说，诚所谓侮圣人之言者有矣。」
说这句话的人，叫做张璁。作为屡次落地的张璁，他深刻感受到了科举的危害性。而在传统史书中，他的评价并不高，因为在很多人眼中，他是和嘉靖牢牢绑定在一块的，是反对杨廷和的「投机者」。
可是名声不好怕什么？张璁说：「夫阿意从人者，人反以为通，而众好焉；守正奉法者，人反以为贼，而众恶焉。」
于是，嘉靖三年，在大礼议结束的时候，下诏：「今彝伦攸叙，大礼告成。……凡旧章未复，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民生未安，边备未饬，军储未充，一切有裨于政理、有利于军民者，其一一条具奏闻，朕将举而行之。」
从此嘉靖「锐志中兴，以明圣述作为己任」，并作诗：「予承祖宗绪，志欲宣重光。」
以科举制度为例，嘉靖朝后，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都是在张璁改革的这几年里涌现的。
然而，张璁死后，人亡政息，「归而后公相者，经济万不如公，去公六十七年，始人扼腕而思公矣」。
「孚敬（张璁）殁，未几，子孙多假贷于人以食。」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张璁的改革毕竟是明中晚期改革的先声，在田澍的研究里，这是张居正改革的模板和效仿，而这时张璁所倡导的朴实、实学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八股文的写作风气。——后来在张居正的改革中，同样有这样的一条。
我们知道，当一件事偏离了原有轨道时，人们的反应无非是以下几种：一是想办法回到原轨道；二是假装还在原轨道；三是承认并实际抛弃原轨道。
明中期的前后七子就是第一种，上述的王阳明、张璁和张居正就是第二种，而李贽就是第三种。
晚明自由思想非常泛滥这是众所周知的。明中晚期的隆庆、万历朝，南方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与市民阶级，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经济开始繁荣，儒家思想的根基开始动摇，人们开始热衷于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华美服饰。
消费社会来临了。伴随着思想松动的，是身体的解放。官员狎妓、吟诗作乐、赌博旅游成了普遍现象。
晚明名臣朱国桢这么说李贽的书：「士子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
李贽非孔斥圣、嘲孔孟，充分肯定人的自我价值，这对儒家价值观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撼动，朱元璋苦心经营的八股文科举被破坏，程朱理学和君君臣臣开始不再被很多人所认同。
而士子们在写八股文时往往也不以四书五经为纲要，而是假借戏曲。
晚明八股文高手汤显祖在教学生们写八股文时，就让学生们去读戏曲。贺贻孙《激书·涤习》里记载：「近世黄君辅之学举子业也，揣摩十年，自谓守溪昆湖之复见矣，乃游汤义仍先生之门。先生方为《牡丹》填词，与君辅言即鄙之，每进所业辄掷之地，曰：『汝不足教也，汝笔无锋刃、墨无烟云、砚无波涛、纸无香泽，四友不灵，虽勤无益也。』君辅涕泣，求教益虔，先生乃曰：『汝能焚所为文，澄怀荡胸，看吾填词乎？』君辅唯唯。乃授以《牡丹记》，君辅闭户展玩久之，见其藻思绮合、丽情葩发，即啼即笑、即幻即真，忽悟曰：『先生教我文章变化，在于是矣！若阆苑琼花，天孙雾绡，目睫空艳不知何生；若桂月光浮，梅雪暗动，鼻端妙香不知何自；若云中绿绮，天半紫箫，耳根幽籁不知何来。先生填词之奇如此也！其举业亦如此矣。』由是文思泉涌，挥毫数纸，以呈先生。」
这个例子十分生动，我们再来看看吴梅村的例子。
钱元熙《过庭纪闻》说：「旧传梅村先生训徒，一生倍极苦功，而毫无进境。时有优人演剧于近寺者，命往观焉。生疑师戏己，不敢行。促之再三，始去，俄即来，呵之曰：『教去那便来？』挥去之。明日复来，复如之。生窃怪恨，竞纵游月余始赴塾试，一拈管，觉思风发而言泉涌笔墨，为之歌舞矣。」
这个例子也极为生动。它们都是一个模式，说的是教学生八股文的老师不好好教八股文，反而是让学生去看戏，戏看多了，反而八股文好写了。
这是为什么？
原因说来也很简单，上文有言，八股文是代圣贤立言，因此要模仿圣贤说话，学得像才行，在这种情况下不用去深究微言大义，只需要去了解怎么写人物，再写起八股文来自然惟妙惟肖。
实在是讽刺。
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这时我们想起时常被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大明养士二百年。」这些话是被一些有心维护八股文正统的士子说出口的，当我们阅读久了历史书后会以为明朝大体如此，但事实上无论是早期的于谦，还是后来的王守仁，以至于顾宪成、杨涟等，这些以宣传八股文和弘扬程朱理学为己任的道学家向来是少数派。
请记住，这些人是少数派。——这是一个史书上有趣的悖论：只有少数派才会脱颖而出，让个体的光辉显耀，而大众（社会）则只会被作为整体研究；而历史的主流永远是大众（社会），而不会是少数派。——因此在读史书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回到那句话：「大明养士二百年。」
当八股文已经不再被士子们接受时，有人在为八股文的救亡图存而努力；当明朝已经不再被士子们所效忠时，有人在为明朝的救亡图存而努力。
如果做一个统计，我们会发现，这二者之间的重合度极高。
屡试不中的小说家冯梦龙，不仅写过《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还写过《麟经指月》、《春秋衡库》、《别本春秋大全》、《四书指月》，这些是晚明时期的《五年模拟 三年高考》，许许多多的考生靠着冯梦龙编写的这些书考中了。
是的，这些就是八股文指导丛书。当印刷业开始兴旺时，冯梦龙也靠着这些赚了一笔钱。
热衷于功名却始终不能考中的冯梦龙，一生放荡不羁，出入青楼、嬉笑怒骂。但这样的一个人，在明亡后坚持抗清，最终死在清兵手上。
被后世称为「文章最高、忠义最烈」的金声，始终致力于恢复八股文质朴的运动中，在明亡后大骂洪承畴而死。
崇祯朝是明朝最后的余辉，尽管南明时期依旧有科举考试，但长达二十年的战乱，已经没有再出现什么八股文大家了，因此当我们将视角放在八股文上面时，崇祯朝的八股文可以说是同时带着悲壮与奢靡的末日气息。
正逢乱世，有的人醉生梦死，不再过问世事，流连于风月勾栏，他们的文字奢华精美，空洞无神。
时局艰危，有的人慷慨激昂，舍身为国，一扫明中期以来的颓废之气，他们的文字贴合时事，古朴无华。
八股文积重难返了，但积重难返的何尝只是八股文？
这是八股文的回光返照，也是明朝的回光返照。
崇祯朝八股文的颜色是红的。是大红大紫的红，也是鲜血遍地的红。
参考资料：《明史》《明实录》《皇朝经世文编》、龚笃清《明代八股文史》、黄强《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王凯符《八股文概说》、田澍《嘉靖革新研究》、潘志锋《清初道统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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