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化名城南京享有“六朝金粉，十代故都”之誉，自然风光秀美，人文古迹众多。历代文化名流寓居或流连于此，留下了不少诗画佳作及逸闻趣事。民国时期，南京还一度成为首都。20世纪国画大家张大千在现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其一生颇富传奇色彩，与古都金陵有着一段不解之缘。
现代艺坛全能型画家之一
张大千（1899—1983），曾名正权、爰，字季爰，号大千、下里巴人，清末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一（1899年5月10日）生于四川内江。自幼随母亲曾友贞及二哥张善孖习画，1917年起两次渡海东瀛，曾在京都公平学校学习染织技术。上世纪20年代前后在沪上追随李瑞清、曾熙等名家学习书画，努力追摹历代诸贤艺术。40年代两赴甘肃敦煌宝库临摹古代壁画，由此打下了扎实的绘画功底。
张大千秉性豁达豪爽，内心富有灵气，追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览读研画之余经常游历四方。他除了故乡四川内江外，还在上海、苏州、南京、北京等地生活，上世纪50年代移居阿根廷、巴西，足迹跨越亚、欧、美洲。1976年，客居异国多时的张大千返回台湾定居，1983年4月2日在台北因病仙逝，享年85岁。
张大千传统艺术修养比较全面，不仅能文善诗，而且山水、人物、花鸟、走兽以及书法、篆刻等无所不能。在绘事方面，写意、工笔、工写兼备等技法他均有涉足，这在现代画家中尚属少见。由于他长期坚持勤奋不懈地耕耘，努力浸淫于绘事实践中，终于在艺坛上独树一帜。张大千平生主要依靠鬻画、课徒等为计，先后出版了不少个人作品集。粗略统计，他生前在各地举办的个人画展就逾20次，更是有多幅作品被海内外的美术馆、博物馆等公私典藏机构或社会名流收藏。
以张大千最具艺术魅力的山水画为例，他既能秉持传统根基，以历代先贤为师，又颇为注重“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现有学者研究认为，其画艺风格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张大千早期主要是广研董源、巨然、李成、范宽、马远、夏珪、赵孟頫、黄公望、王蒙、沈周、唐寅、朱耷、石谿等名家大师的丹青技法，兼取南北派山水画之优长，尤其崇尚清初大画僧石涛的笔墨意趣；再从古代壁画中汲取艺术精髓，不断锤炼个人笔墨功底，大致以其1943年在敦煌临摹结束时为止。此后便为其艺术渐变期。他在“血战古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师法自然，不断强化主、客观之间的碰撞与交融，作品风格清秀俊逸、苍润脱俗，大约以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为界。晚年乃其艺术创新期，尤以其所创“泼墨泼彩画”蜚声海内外。他的这一画法主要是在传统泼墨、青绿山水画的基础上，借鉴西画中的某些技法创造而成，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绘画中“以线造型”的基本原则，为世人艺术鉴赏增添了不少现代审美因子。像《庐山图》《爱痕湖》等泼墨泼彩扛鼎之作均享有较高声誉，更加奠定了他在现代绘画史上的艺术地位。
张大千门下弟子较多。此脉在现代画坛中亦较具影响力，迄今崇学者不少。像何海霞、王康乐、黄独峰、梁树年、田世光、俞致贞及陈从周等弟子，在中国传统绘画或园林艺术方面均较有建树。当然客观理性地分析看待，张大千在临习古画过程中确实亦伪造了不少前贤作品，学界对此一直颇有微词。
在六朝古都的活动踪迹
据昔日文献记载，张大千生前多次来过南京。曾在民国政府任职的萧金芳在《与徐悲鸿、张大千谈包弼臣书画艺术》中回忆：1928年9月，张大千曾在南京与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的徐悲鸿交流艺术。是月一个星期六上午，留法同学徐悲鸿邀请萧金芳与张大千同游玄武湖，中午在城南三山街一家新开张的四川茶馆请客，下午又游雨花台和明孝陵，晚上一同在徐悲鸿的丹凤街中大宿舍吃便饭。张、徐二人在这次游览中大都在谈论字画，特别是包弼臣的字画问题。此后，徐、张两人交往渐密，后来还发展到相互观赏作品并交换各自的古画藏品。
1929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在上海新普育堂举行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张大千被聘为干事会员，参与负责展品审查工作，其《山水》等画作亦参展。1932年张大千开始客居苏州网师园。徐悲鸿组织筹备中国近代绘画作品前往欧洲展览，以扩大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张大千对此很支持，拿出《江南山水》等力作参展。徐悲鸿对此较为感动，特地创作一幅《张大千三十四岁画像》相赠。次年5月，“中国近代绘画展”在法国巴黎成功展出，张大千画作《金荷》为法国有关方面收藏。
1935年张大千应中央大学教授徐悲鸿邀请，由校长罗家伦聘为该校教育学院艺术科讲席，每周乘坐火车往返于南京、苏州之间。性情洒脱的张大千平时上课不是在学校教室，而是在一间大画室内现场示范，认真指点学生习作。尽管此举有别于其他教师，但十分受学子欢迎。他平时还带领学生实地踏访古都的自然与人文胜迹，不断激发学生的绘画兴趣。当年秋天又与徐悲鸿等师生一同前往皖南黄山，着力培养学生的观察写生能力。此外，他还在南京中国文艺社等处积极开展艺术演讲及交流活动。
民国时期的书画家们举办个人作品展，大多采用展卖与订购相结合的运作方式。1936年4月18至22日，张大千在南京中华路内桥旁的基督教青年会南楼举办个人山水、人物、花鸟画展。当时《中央日报》称，该画展计有“关洛纪游、荆楚览胜、黄海搴奇、罗浮撷秀及杂作”九十余件，现场“参观者甚众”，人流“络绎不绝”。寓居南京的社会政要及各界名流冯玉祥、李烈钧、朱培德、陈树人、马超俊等人竞相莅临捧场或购买其画。如行政院长孙科一下子就购藏了张大千的《莲花峰》《云台峰》《乌龙潭》《黄海云门》四件作品。《中央日报》还陆续刊登了陆丹林、郑曼青、乔大壮、张目寒等人对张大千的画艺介绍及观画感受等。徐悲鸿也在4月19日的报纸上发表了《张大千先生》《中国今日之名画家》两文，对张大千的绘画艺术进行介绍，称赞“大千之画美矣”“大千潇洒，富于才思”，山水、人物、花鸟画“俱卓然自立，虽欲不号之曰大家，其可得乎”，并盛赞其“五百年来第一人也”。
由于张大千乃闲云野鹤之人，不愿受大学校规束缚，讲学一段时间后又苦于经常周末两地奔波，终感在此不适合自己长期工作，遂生去意。据1936年5月24日《中央日报》报道，张大千借欲作“峨眉、青城之游”托词（另一说法，离职是为了伺候患病的母亲），辞去了中大教职。
张大千在南京期间不仅广泛交识名流贤达，亦与徐悲鸿、潘玉良等同校教师及诸学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据岭南画家黄君璧在《张大千是非常人》中回忆，1936年底其在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举行个人画展，张大千曾专程来南京参观。按《中央日报》记述，该画展于1937年2月14日至21日举办，黄氏对办展时间的记忆可能有误。1937年4月，教育部在南京国立美术陈列馆（今江苏省美术馆）及国民大会堂（今南京人民大会堂）前厅举行第二届全国美展，聘请张大千为筹备及审查委员，其作《自画像》参展。其间，工笔画家于非闇从北京来南京，张大千便与他冒雨前往明孝陵观赏梅花、参谒中山陵，“一瞻首都之胜”。黄君璧特地为两人设宴联欢，共叙友情。
《申报》载，1948年5月中旬，张大千专程从沪上来到南京，赴南郊牛首山畔李瑞清墓前展示个人画作，再次表达对恩师的感念之情。他这次在南京期间仍不忘访友谈艺，表现出旺盛的个人精力。
风流倜傥的张大千好客善交，还是位美食家。友人相聚时他时常亲自下厨一展川味烹饪绝技。据昔人回忆，大千烹制的酸辣鱼汤“喷香扑鼻，鲜美之至，让人闻之流涎，难以忘怀”。其“大千食单”类手迹在藏匿民间多时后，如今也在拍卖会上亮相。因当时南京城市建设不断发展，各地人员往来频繁，粤、川、湘、徽、浙等菜肴风味店家纷纷来此安营扎寨，在相互竞争中追求生存与发展。张大千在这里过足了吃瘾。
张大千经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动荡年代，尽管向国、共领导人蒋介石、毛泽东都赠过画，但仍注意与时政保持一定距离。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张大千因种种缘故离开了大陆，从此再未踏上故乡的土地。
激情挥毫，图画金陵风光
南京给张大千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为此他创作过不少图画古都壮美山川的佳作。现遴选其上世纪40年代绘制的两幅画作予以赏读，以此窥探他在中年时期的绘画风格。
《金陵周处台》，纸本设色，纵99厘米、横39厘米。图中所绘周处台位于南京城东南隅老虎头旁，史上亦称子隐堂、孝侯台，乃三国时期名士周处任东吴东观左丞时的堂宅。据清代周宝偀《金陵览胜诗考》等载，南朝佛刹光宅寺即建在周处台旧址旁，“殿后山石如掌”。南朝高僧云光法师尝在此传扬释经，历代信男善女敬香拜佛，香火景况一直延迄近代。《南史》亦云：“相传南朝梁武帝郗后生性好妒，死后化为蟒蛇，该地亦名蟒蛇仓……”可见这一带历史文化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
金陵周处台 张大千 作
据《晋书》《世说新语》记载，周处，字子隐，义兴阳羡（今江苏宜兴）人，后来迁居金陵。少年失教的周处曾经横行乡里，无恶不作，颇令邻舍不安。乡人将其与“南山白额猛兽（虎）”“长桥下蛟（龙）”并称为“三害”。他得知后十分羞愧，幡然悔悟，决意弃恶从良，遂“入山求虎射杀之”，将凶猛的老虎头砍下来悬挂于邻里。之后他又投身水中三天三夜搏杀蛟龙，一举为民除害，令人刮目相看。周处从此笃志读书，苦练武艺，曾任东吴东观左丞及西晋新平太守、御史中丞、建威将军等，最终成为一代文臣武将。周处后来战死疆场，谥号为“孝侯”。昔人以“不死东吴死西晋，城南可惜孝侯台”深表惋惜。千百年来，周处浪子回头、终成大器的故事成了历史上改邪励志的经典范例。周处台亦因此人气显露，后人寻踪观瞻、络绎不绝，并尊称此处为“周处读书台”。
放眼《金陵周处台》画作，但见周处台基处于悬壁高墩之上，一位古装文士独坐台边昂首天穹，观今抚昔，神思遐想，宣抒情怀。台畔秀木茂盛，鸟语花香，楼阁民舍散落，环境幽静。雄伟壮观的南京明代城墙巍然屹立，清澈幽碧而充满神韵的秦淮河水正在静静地日夜流淌。远方烟雾弥漫、虚无缥缈。画家在该图右上侧以行草款识思古言志：“侧身怀古，豪杰都为土。细想截蛟兼刺虎，此等雄风不腐。忠臣孝子垂名，元（原）来正是书生，旧听蛇盘岗阜，今闻犬吠寒城。金陵周处台，倚《清平乐》。大千张爰。”后钤阴文“张爰长寿”、阳文“三千大千”方印各一枚。大千所书劲拔飘逸、刚中带柔，词兴浓郁盎然，别具艺术风貌，较好地起到了妙化丹青主题的作用。
张大千在《金陵周处台》的创作中精心构图布景，下笔遒劲，形神兼备。如以折带皴、披麻皴及点苔法表现山石，水墨之外又以浅绛、石青和石绿等敷色点染，清秀而淡雅，富有诗画情味。该作工写兼备，笔墨潇洒秀逸，气韵生动郁勃，意境深邃幽远，弥漫着浓郁的书卷气。苍秀雄起的金陵周处台在画家的信笔之下生姿添辉，令人不禁怀古幽思。
通过该图可见，张大千既是在借画缅怀前贤，也是在写心言志、鞭策未来。图中那位端坐高台的逸士莫非就是画家本人的化身？《金陵周处台》明显受到宋元绘画笔意的影响。通过此图，观者可以一睹张大千怀古幽思类题材的丹青风格。
《灵谷深松图》，纸本设色，纵114厘米、横44厘米。该画中的南京钟山乃“江南四大名山”之一，南朝名刹灵谷寺原先就建于该山之阳独龙阜畔。明太祖朱元璋奠都金陵后，相中这块风水宝地欲建造孝陵，遂将该寺迁往钟山之阳东麓。该寺旁还有著名的“八功德水”以及晋代名流贤达在上巳节修禊之际“曲水流觞”故迹，周遭景色十分恬静幽寂。“钟山晴云”“浮图秋月”“古殿钟声”“沧池松影”“银杏栖霞”“清泉咽竹”空街应掌”“曲水流觞”堪称清代“灵谷八景”，而“灵谷深松”胜境在旧时亦被列为“金陵四十八景”之一。不少文人骚客寻踪访迹，流连忘返，吟咏图画不尽。
灵谷深松图 张大千 作
观者从《灵谷深松图》中可见，雄伟壮观的钟山巍然屹立，清澈的山瀑依势欢歌奔流，挂壁飞泻而下，空山幽寂无人，唯有云雾升腾弥漫、溪水汩汩流淌。漫山遍布的苍松翠柏千姿百态、傲然挺立，山峦环抱中的灵谷佛刹掩映于密林丛中，寺门、宝殿、浮图及禅房等由近及远依秩展开。寺中香烟缭绕，青灯黄卷、钟鼓梵呗以及山间雄浑的松涛声等，均留存于观者的心海想象中。如此艺术般地演绎“灵谷深松”胜境，怎不令人神驰！画家在该图上端题“灵谷深松图。蜀人张爰”，后钤一枚阴文“张爰私印”、一枚阳文“蜀客”方鉴。他接着写道：“此图石涛、石谿、胡元润、程青谿（这四位明末清初名画家均曾寓居金陵）皆尝写之，青谿、石谿二幅为寒斋长物，石涛则为歙县程氏所藏，元润一幅乃先师李文洁公玉梅花庵中物，今者皆不知落何许矣。灵谷寺亦无复深窠蔽日摩天，徒托怀想。即寺后八功德水，亦以显者竖碑而壅塞矣。陵谷之变，三百年来又岂一灵谷寺耶？为之黯然。大千又记。”再钤一枚阴文“张大千”方鉴，画面右下侧另钤一枚阴文“大风堂”闲章。图画左下角为昔日藏家刘滦加盖的一枚阳文“滦斋鉴赏”方印。
张大千在创作《灵谷深松图》时同样汲取了宋元名家笔意，以“高远”“深远”法构图。画中重峦叠嶂，高低错落有致，景物远近相宜，苍茫的云山、飞动的瀑流、拔地的老树以及古朴的梵宇等动静呼应。画家用笔苍健浑朴，勾勒、点厾、皴染等浓淡干湿相融，技法娴熟老到。他以披麻、斧劈等皴法辅以点苔来表现山石谷陂，又用水墨与浅绛、石青、淡朱色敷染苍山老树、琳宫梵刹等，再以勾云、留白、轻染等手法烘托云烟迷离之气，从而使得整幅画面气脉贯畅，气势不凡，富有秀逸灵动之感。
《灵谷深松图》画面清逸雅致，气韵生动，意境高远，秀润迷人，是为画家讴歌古都金陵雄秀山水的一件丹青佳作。张大千在丹青创作方面不囿于真山真水的自然地理形貌束缚，而是在目识心记的基础上遗貌取神、因心造境，尽情地宣抒个人性灵，由此再现了画家高超的传统笔墨技法和画面驾驭能力，以及“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艺术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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