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閒雅的生活，其經營的起點，可以說從時間和空間的重新架構而展開的。首先，所謂的閒雅，必要的基本條件是「閒」，即要有時間上的餘裕，至少在感受上，必須要有一種不為時間所役的「閒情」；再者，必需要有個「雅」的空間來承載、投注、寄托、體現他們的閒情。所以，士人的生活經營，除了基本生存條件的經營等世俗層面外，他要在概念與形式上，重新建構新的時間、空間：在時間上掃落世俗名利的算計，求其「閒」；在空間上，利用諸種花木器物的擺設，求其「雅」。
所謂的「閒」，在形而下的層次上，必須要有足夠的經濟基礎，必須要能讓自己的身心，脫離生產活動，「不勞而獲」的過日子。除此，「閒」也可以說是時間概念有所不同，有異於世俗的概念──《醉古堂劍掃》中有言：
人言天不禁人富貴，而禁人清閒，人自不聞耳。若能隨遇而安，不圖將來，不追既往，不蔽目前，何不清閒之有。
又，張潮於《幽夢影》載道：
人莫樂於閒，非無所事事之謂也。閒則能讀書，閒則能遊名勝，閒則能交益友，閒則能飲酒，閒則能著書。天下之樂，孰大於是？
在此，時間不是用來積累相關的社會資源，如求富與求貴，時間回復到只是時間本身，它不是一種換取社會資源的資本，更具體一點的講，時間不具有任何生產性的意義，無所用於社會資源的增殖，它只是被用來消耗，用來遊賞用的，這是一種未被社會化的，兒童式的時間感，這種時間的解放，讓人可以進入一個純遊樂的世界，在此具有自足性的時間中，世俗性的社會價值被排除在外，個人乃進入一個童玩性的時間世界。如此，「閒」的意涵乃在形而上的層次上，具有抗拒、離異於世俗價值，即自現實社會上徵逐富貴的場域中「隱」退的意味。
高濂與陳眉公的言辭已然對「閒」作了基本的詮釋。他們表示：「閒」就是一種無所營求的自足狀態，這也就一種離異於世俗社會，無意於其中營營茍茍的姿態。這可以說是一種掙脫既有社會價值，求取個人自我解放的努力，為了表揚這種自由，明清士人往往以一種極誇張的語氣來強調他們對既有社會價值的離棄──袁中郎在官場中，極感煩擾，而懷念任官前的閒散之樂時，曾寫信給友人，道：
然真樂有五，不可不知。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界之聲，身極世間之安，口極世間之譚，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席，男女交舄，燭氣薰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帷，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餘，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遊閑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地蕩盡矣。然後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鉢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以無愧，死可不朽矣。若只幽閑無事，挨排度日，此最世間不緊要人，不可為訓。古來聖賢，如嗣宗、安石、樂天、子瞻、顧阿英輩，皆信得此一著，此所以他一生受用。不然，與東鄰某子甲蒿目而死者，何異哉！
這些說辭難免有刻意誇張之處，事實上，中郎这個人人生縱然多有聲色犬馬之樂，但，他本身並未真的為此將其生活推至傾家蕩產的地步，所以，這裡的說法與其將之視為個人生活理念的真實反映，毋寧將之當作是種浪漫情感表達，它表達出一種不為既存社會價值所框限的生命活動，一種刻意踐踏世俗性社會價值的快感──所謂「一身狼狽……往來鄉親，恬不知恥」。這是一種對自由的嚮往之情，這番略嫌誇張的論調，大概可以說是袁中郎在官場中倍受「俗務」煩擾，身不由己之際的激憤之辭。但我們也不能將之純粹視為「洩憤」的之言，事實上，這些話即或不能當作嚴肅的人生觀之表白，或個人現實生活的反映，但它反映出部分士人的心態，其中有生活理念蘊乎其中。這裡反映明清士人一種標新立異的人生價值觀，一種刻意與社會價值之增殖反其道而行，率性消耗既有之社會資本，用以追求一時之歡樂，這種放縱的人生態度，將生命推入一個純粹的「游戲」情境中。
袁中郎的快活之說，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追求生命自由，意圖掙脫社會價值之綑綁的宣言。就此解放意義而言，這算是一種較為激烈的「閒」情的表達。除此之外，另有比較「淡泊」的表現方式──張大復曾寫道：
一卷書，一塵尾，一壺茶，一盆果，一重裘，一單綺，一奚奴，一駿馬，一溪雲，一潭水，一庭花，一林雪，一曲房，一竹榻，一枕夢，一愛妾，一片石，一輪月，逍遙三十年，然後一芒鞋，一斗笠，一竹杖，一破衲，到處名山，隨緣福地，也不枉了眼耳鼻舌身意隨我一場也。
在此張大復將生命活動化約、投注於幾項簡單的景物中，這種表白表面看起來是一種簡單而溫和的人生觀，但它也同樣地將這也是一種離異於社會價值系統的生活理念，它甚至更徹底地將個人生命活動，自一般性的社會活動場域中撤離，讓生命處於一種極度「單純」，甚至幾近於孤絕的狀態下。戴名世曾撰〈意園記〉以寄寓其理想生活圖像，其中有謂：「主人携書千卷，童子一人，琴一張，酒一甕。」此類似之辭，都是一種「閒」情的表白，而這種表白可說是一種將生命活動，自世俗世界撤離的姿態，這是明清士人獨特的感情動向，他們嘗試將個人的生命活動抽離於既有的世俗世界，在此俗的世界之外，另外建構其生命意義與價值。這些不無虛矯之意的表白，在相當程度上都可以視為掃落世俗牽絆的意圖。
在刻意輕賤、跨越既有之社會價值，而意圖將生命活動自世俗世界逸脫而出的同時，明清士人意圖將其生命投向一個沒有時間刻度的純真的「童趣」世界──袁中郎有言：
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於是有辨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為清。寄意玄虛，脫跡塵紛以為遠，又其下則有如蘇州之燒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關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老子所謂能嬰兒，蓋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覺最上乘也。……愚不肖之近趣也，以無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為酒肉，或為聲伎，率心而行，無所忌憚，自以為絕望於世，故舉世非笑之不顧也，此又一趣也。
在這裡袁中郎指出當時社會已然形成一種追求「趣」的風尚，而這種趣的追求乃著落於書畫古董的賞玩辨析，或「燒香煮茶」之類的生活形式上，這些趣的求得，在袁中道看來，都只是「趣之皮毛」，他認為最高層次的趣是一種完全出乎自然的「童趣」。在此他設想一種完全沒有目的性人生境界──一個「純真」世界，回到兒童時代，更是一種逸脫於既有社會的意圖，這是一種對世俗社會的否定。
袁中郎的說法可以說是在求趣的風尚中，更進一步地為趣建立一個更高的概念。這種概念性的建構也等於是在為「閒」情作內涵上的擴充。戴名世在〈意園記〉中懸想的生活意境是「其童子伐薪、採薇、捕魚，主人以半日讀書，以半日看花，彈琴飲酒，聽鳥聲、松聲、水聲、觀太空，粲然而笑，怡然而睡，明日亦如之。歲幾更歟，代幾變歟，不知也。避世者歟，避地者歟，不知也。」 可視為與中郎童趣說互為表裡之說辭，此說乃嘗試將生命安置於一個時間的真空狀態下的夢想。讓人活在一個時間完全不能積累任何東西，生命永遠只存在於靜態的時間狀態下。如此，生命沒有目的性，也不尋求在時間過程中的積累性，因而生命乃處於一個沒有時間意義的遊戲境界中，於此得到個人的解放與自由。如此讓生命處於時間的真空中，可以說是「閒情」的最高境界。
相較於時間，空間可以說是一個更為具體的退隱之所在，也是一個可以具體經營的對象，士人的閒情往往體現於空間形式的經營，這是他們將其閒情轉化為美感世界起點，由此士人致力於塑造一種優雅的生活情境，在此讓他們可以消磨時間，揮灑閒情，所謂的「臥遊」，即是在有限的空間中，讓他們游藝其中，讓時間重新具有意義──一種非「世俗性」、現實性的意義與價值。他們在離棄世俗社會就在此重新建構其安身立命之處所，他們據此另外開展生活的意義，另外營建新的生命價值，其實這也是他們和世俗社會重新對話的據點，他們在此創造出從屬於他們的「閒雅」文化，藉此文化中證實其社會存在，甚至，藉此文化以在社會中求生存。
在生活中開闢一個非世俗的空間是明清士人生活的重點，這個空間規模的大小不一，但其作為隔離世俗，容納自我，營造清閒的意義則一。此空間規模之小者，則有如小室之簡單設置──若李日華之所道：
潔一室，横榻陳几其中，爐香茗甌，蕭然不雜他物，但獨坐凝想，自然有清靈之氣來集我身，清靈之氣集，則世界惡濁之氣，亦從此中漸漸消去。
或者，其略大者如書齋之精心擺佈──若高濂之所言：
書齋宜明凈，不可太敞。明凈可爽心神，宏敞則傷目力。窗外四壁，薜蘿滿墻，中列松檜盆景，或建蘭一二，繞砌種以翠雲草令遍，茂則青葱鬱然。……書室中所當置者。畫捲舊人山水、人物、花鳥，或名賢墨跡，各若干軸，用以充架。齋中永日據席，長夜篝燈，無事擾心，閱此自樂，逍遙餘歲，以終天年。
又或，更廣大者如屋宇樓舍之購築──若陳眉公之所描繪：
築室數楹，編槿為籬，結茅為屋。以三畝蔭竹樹栽花果，二畝種蔬菜。四壁清曠，空諸所有。蓄山童灌園薙草。置二三胡床著亭下。挾書劍，伴孤寂，携琴奕，以遲良友。此亦可以娛老。
乃至，豪奢如園林的經營──若茅坤之所感嘆地說：
嗟乎！世之王公大人，非進而翱翔四方，即退而締情一壑；不然，且侈心于園林第宅、聲色狗馬、珊瑚紈綺者以終其身。
屋宇之類人為空間的構築，大體可用以遮風蔽雨，安置個人的身體，或是以之炫耀於人，展示、確認個人之社會成就。但，在此所列舉之種種空間論述，無論規模大小，耗資多寡，不同格局的空間經營都顯示出一個共同的趨向：空間是一個隱退的據點，也就是說這是一個離異於世俗社會的另一個場域，它們意圖藉此空間的經營來作為「退出」社會後的寄身之所，或者可以說，這種空間的經營本身就是一種有「非世俗」人生的根據和起點。李日華與高濂的敘述顯示，空間是個可以隔離「世界惡濁之氣」的據點，經過費心的布置，空間可以自成一個自足的世界，用以「自樂」「逍遙」，並得「以終天年」。而陳眉公極具文學性的描述更可以視為是一種美好人生情境的想像，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這是一種藉由空間形式經營來承載，甚至含括，整個生命活動的表白，在這種敘述下，空間形式與生活意境，相互映照、交融。
這是閒情轉換為空間形式的表現。這種訴說未必是真實生活的寫照，但其中所意涵的情感則可以轉化為實際生活的經營，實則，明清士人藉空間形式之經營以寓情感、以寄人生，已成一種特定文化，故茅坤乃有所感嘆地說園林的經營已經成為一個退出聲名場合後，寄托、安置個人情感的所在。事實上，明清士大夫之經營園林已蔚為風潮，而園林的修築實有經營「另一種人生情境」的意味，對這些士人而言，「園林可以說是相對於『世俗世界』之另一『美學世界』的表徵與具體化，它的空間形式的建構過程就是美學意涵的具體化過程，而其空間形式也常成為各種美學活動的場所。」
前文有言，明清士人除了經營人生的進取之路外，同時，對於人生的退隱之路，也是他們另一個經營的重點，而在退隱之路的經營上，擁有足供生活所需的田產，進而修建一個可供閒賞遊樂的空間，這種空間的求取與營造可說是經營閒雅生活的基本起點。
戴名世在累積了一定資金，購有部分田宅後，也開始有建設、經營閒雅空間的念頭──他說其屋前有隙地「余欲鑿為池，蓄魚種蓮，植垂柳數十株於池畔。池之東北仍有隙地，可以種竹千個。松之下築一亭，而遠山如屏，列於其前。於是名亭曰數峰，蓋此亭原為西北數峰而築也。計鑿池、構亭、種竹之費，不下數十金，而余力不能也，姑豫名之，以待諸異日。」 事實上，營建一個園林，藉此以安身立命，一直是戴名世一直耿耿於懷的念頭，早在二十歲時，他就為自己建構了一座想像園林──意園：
意園者，無是園也，意之如此云耳。山數峰，田數頃，水一溪，瀑十丈，樹千章，竹萬個。主人携書千卷，童子一人，琴一張，酒一甕。其園無徑，主人不知出，人不知入。……其童子伐薪、採薇、捕魚。主人以半日讀書，以半日看花，彈琴飲酒，聽鳥聲、松聲、水聲、觀太空，粲然而笑，怡然而睡，明日亦如之。歲幾更歟，代幾變歟，不知也。避世者歟，避地者歟，不知也。
戴名世由於經濟因素並未能讓這座想像的園林，落實於現實生活中，只是「意圖」的閒隱生活意像，一直存在於其腦海之中，二十幾年後，他僑居秦淮河旁上時，又意圖「效林和靖種梅之意而恢廓之」，設想在南京城的西北邊上，買地構屋種樹，但是這個計劃，終於又因經濟因素而作罷──其自道：「城西種樹之計，非二三百金不克辦……是則區區之志而不克遂，又且為意園之續也。」 意園這座園林的想像，事實上也是一套美好生活藍圖的建構，而由此描述，不難見到，這正是一種完全脫離生產勞動，也是退出富貴場域的人生取徑──也就是一種「隱」的人生境界。同時，在此隱退的人生中，生命活動的重心乃在悠閒情境中進行諸種遊玩品賞活動。於此，可以說這套生活藍圖也正是一種「閒隱」生活的寫照。
明清文人之寄託於空間經營，以遂行其閒隱文雅生活，實為常態，故戴名世之戀戀於「意園」，殊非特例，而可謂乃是此種空間文化之反映：徐渭在獲致胡宗憲所贈之稿酬後，即將此財用以購置住宅，此也可說是典型的文人作為。袁中郎為宧時在給父親的家書中即曾言：「田宅尤不必買，他年若得休致，但乞白門一畝閑地，茅屋三間，兒願足矣。」而當其真正辭官退隱時，則「傾囊及市去公安宅，易得一居，……治一樓，名曰硯北……樓之前作一小樓，凡三層，可望江，名曰捲雪。」袁小修則在二十餘歲已預購杜園以為日後退隱之計外，更在中郎辭官定居沙市後，又隨之在購置一園林──「金粟園」以實踐其隱居生活。再者，如前述錢謙益娶得柳如是後，為與之共效情藝生活，乃「為築絳雲樓」，且對之精心布置，據以開展出風流文雅的生活樣態。凡此種種關於空間的期盼、寄託在在顯示明清文人之意圖憑藉空間經營以逸脫於世俗世界，並藉此空間之經營以作為非世俗的生活根據，也就是說這種空間的經營既是他們另類人生的起點與根據，也是此新人生的內涵，它既是脫俗生活的形式，也是生活的內容。
要之，明清士人對「閒情」的強調與追求，並非完全只是一種消極性的泊淡人生觀。實者，此中乃寓有對抗世俗世界，顛覆既有社會價值，進而別創一人生境界之意圖。時間與空間意義的重新詮釋、架構，正是營造此種人生境界的基礎。或者，我們可以說明清文人試圖離異於既有的世俗世界，因而重新架構時間與空間，由此開闢出一個非世俗的「異境」出來，再將自己的人生重新投注在這個異境中，在其中重新開展自我，營造「不俗」的生活形式、人生價值與生命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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