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年：今本《古文孝经孔传》为隋唐旧书新证

《古文孝经孔传》（除特殊标明，以下皆简称《孔传》）自隋代刘炫出示人间并大力宣扬，初唐时期与郑注《孝经》并行于世。至唐开元年间，玄宗作《御注孝经》，以今文十八章为底本，成为后世《孝经》的主流版本，而《孔传》本、郑注本渐渐为人忽略，可能在唐末五代就亡佚了。《孔传》在中国亡佚数百年后，清初却由日本回传国内，引起当时学界的震动，但多数人都认为此书系日本人伪造，并非隋唐时期的旧本，如四库馆臣认为“彼国之本，出自宋元之后” [0]，郑珍作《辨日本国<古文孝经孔氏传>之伪》,列举十条证据证明此书为日本人伪造。然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胡平生、李学勤诸先生通过研读日本出土的8 、9 世纪的《孔传》残卷，以及刘炫撰《古文孝经述议》（以下简称《述议》）残卷，已证明今本《孔传》决非日本人伪造，乃是隋唐时期的旧书[①]，也已获得不少学者认同。近年来，一些学者又提出其他一些证伪论据，以试图再次证明《孔传》非隋唐旧书，是日本人伪作。因此，有必要针对这些观点作进一步澄清，以彻底还《孔传》之清白。[②]

一、“言之不通也”并非杨简误入经文，乃隋唐旧本所有

《孔传》在中国亡佚较早，《崇文总目》已无著录，宋人似乎都没有见过。宋代流传的《古文孝经》都以司马光在秘府发现的科斗字体的版本（以下简称秘府本）为底本。此版本在宋代流传很广，司马光作《古文孝经指解》（以下简称《指解》），元佑年间范祖禹又在《指解》的基础上作《古文孝经说》（以下简称《范说》），朱熹据此版本作《孝经刊误》，杨简作《古文孝经解》，其弟子钱时作《古文孝经管见》等。秘府本与日本传来的《孔传》本在字句、分章等方面有很大差异，明显是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

在秘府本系统中，钱时的《古文孝经管见》在第二十章《谏诤章》“是何言与，是何言与”下有“言之不通也”五字[③]。据舒大刚先生考察，今存《指解》、《范说》与玄宗注三者合编本，也有这五个字[④]。比钱时稍后的王应麟也曾见过带有这五个字的版本。《困学纪闻》卷七云：

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司马温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说》误以'言之不通也'五字为经文，古今文皆无，朱文公集所载《刊误》亦无之。” [⑤]

据王应麟的说法，秘府本的《古文孝经》正文中原来是没有这五个字的，是范祖禹把司马光的注解混入经文的结果。《孝经刊误》等确实都没有这五个字，不但如此，《今文孝经》的所有版本，也没有这五个字。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远隔重洋的日传本《孔传》却有此五字。如果这五个字的来源确实如王应麟所说，那么就很容易断定，日传本《孔传》是承袭了范祖禹的错误，其非隋唐旧书，而是日本人伪作便有了确证。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考察王应麟的说法是否可信。

若如王应麟所说，这五个字是司马光《指解》的内容，后来范祖禹作《范说》时误把这五个字当成了经文，所以便出现了经文有此五字的错误版本。《范说》单行本虽然不存，无法印证，但所幸重庆大足石刻中有范祖禹手书的《古文孝经》，是第一手资料，但此石刻中根本没有“言之不通也”五字[ ⑥]。笔者在网上查到日本有一《指解》单行本[⑦]，大约刊行于18-19 世纪，但此书经、解均无“言之不通也”，可见司马光的《指解》中，也根本没有这五个字。此足以断定王应麟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今人舒大刚先生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他认为这五字混入经文不是范祖禹的错，而是合编《指解》、《范说》、《玄宗注》的人弄出来的。他推断合编本的编者是南宋杨简，是他误将司马光《指解》文窜入经文。因此，他得出结论，日传本《孔传》肯定出现在杨简之后，是承袭了杨简的错误[⑧]。刘增光先生进一步论证了舒大刚先生的观点，他通过考察日本现存的《孔传》若干种抄本，认为目前所知最早的猿投本（抄于1195 年）无此五字，而此后的三千院本（抄于1277 年）及其它更近的若干抄本皆有此五字，而杨简的生卒年为1141-1225 ，猿投本写就时杨简尚在世，尚未见到杨简致误的版本，而此后三千院本在杨简身后，故增加了此五字，故可确证舒大刚关于杨简致误的结论[⑨]。经过两人一唱一和，似乎《孔传》为日人伪造再成定案。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通过考察相关文献可知上述论证实难成立。

首先，隋刘炫《述议》中已经有“言之不通也”五字。《隋书·经籍志》载“《古文孝经述义》五卷，刘炫撰”，该书在中土早已亡佚，但在日本尚残存一、四两卷，现藏京都大学图书馆。可惜的是，“言之不通也”一句在第五卷，通过残卷无法窥其有无。所幸日本学者林秀一先生通过考索其它文献的《述义》引文，撰成《孝経述议复原に关する研究》一书，基本恢复了《述义》的原貌。对此，陈鸿森先生述其事云：

刘炫《孝经述议》五卷，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知其书唐时已传行日本矣。是书中土久亡，宋人志目俱不载，盖宋时已佚；惟其书日本则传行不绝如缕。一九四二年，日本学者武内义雄教授，时任国宝调查委员会，于清点故家舟桥清贤家藏旧籍时，发现《述议》古写残卷，存卷一卷四两卷，其余所阙三卷，林秀一氏复就日本故籍所过录《述议》之文，搜辑比次，为《孝経述议に关する研究》一书，刘炫《述议》旧貌，十得七八矣。[⑩]

林氏此书虽于1953 年就已出版，但时至今日在中国大陆极难寻觅，亦鲜见大陆学人引用。近笔者托一日本友人，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扫描传来，终于得窥庐山真面目。幸运得是，林书复原的《述议》中正有“言之不通也”一句！据林书所辑，刘炫对此句的解释是：“议曰：夫子方弘谏法，乃责而说之。子曰参乎，汝之此问，是何等言与，汝之此言，是言之不通于理也。” [ ⑪]对于孔安国的传文“ 曾子鲁钝，不推致此谊，故谓之不通也”，刘炫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曾子鲁钝，不解推致此意，故夫子谓之不通也。传之此言，非经旨也，夫子自陈谏争之道，假为曾子之问。将大弘其法，故责而说之。非曾之不悟也。” [ ⑫]由此可见，刘炫对经文和传文的“言之不通也”一句都进行了解说，可见此句远在隋朝刘炫就已见到，又怎么可能是宋代杨简误增呢？

其次，刘增光先生认为猿投本《古文孝经孔传》无此五字，但刘先生并未亲见此本，而是通过日本学者阿部隆一《古文孝経旧抄本の研究》一书所获得的信息[ ⑬]。此书是对日本所见的十余个《孔传》系统的《古文孝经》旧抄本的综合校勘记。关于“是何言与是何言与言之不通耶”一句校勘如下：

校勘记：大永本上下与误焉* 延德本大内本脱上下与字* 上野本宝本脱上与字〇元德本正安本宝本延德本大内本上与下有参字* 元德本参字旁有无本〇宝本延德本大内本中言下有之字衍文也〇元德本正平本文龟本两足本尊经本静乙本神功宫本永享本文安本龙本斯永本谷村本天文本佚存本不作弗[ ⑭]

校勘记中不提猿投本，似乎说明猿投本中无此句，可能刘的结论也是这样得到的。此书校勘体例是，以一本为底本，与其他十余个版本进行对勘，其校勘记只列出与底本相异的情况，对于与底本一致者则不列出。若某一句经文或传文，所有版本均一致，则此句不出校勘记。所以，此处不提猿投本，是因为猿投本此句与底本一致，而不是猿投本无此句。

猿投本《古文孝经孔传》为日本国宝级珍本，日本许多图书馆都藏有影印本。为进一步确证笔者的观点，笔者委托日本朋友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借阅影印本，并拍照发来，照片如下[ ⑮]：

照片中明明白白，正有“言之不通也”五字！关于猿投本的抄写年代，日本学者石川泰成指出：“猿投本是承安4 年(1174) 的抄本，后被覆抄录于建久6 年(1195) 。这是有准确抄写年代的最古老的古抄本。” [ ⑯]可见，此本的准确年代应该是1174 年。而杨简生于1141 年，1174 年仅33 岁，《宋史·杨简传》说他干道五年（1169 ）中进士，在如此年轻的时候不可能有合编《古文孝经》的能力和影响力，况且在宋代的交通条件下，此书被杨简改编后又迅速地不远千里传到日本，再迅速地被抄入猿投本，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日本现存十余个《孔传》抄本，无一不有此五字，虽然其抄写年代大多对应中国南宋之后，但这些传本并非突然出现，而是渊源有自，如胡平生先生指出的：“京都三千大原三千院所藏建治三年（西元1277 年）古抄本，据抄写者所书跋语，可以知道其所用的底本可以上溯至北宋末南宋初。” [ ⑰]由此可以推断日传本《孔传》自古相承的版本中本来就有此五字。

综上所述，“言之不通也”既非杨简，也不是什么其他人误增后再传入日本，而是隋唐旧本的《孔传》本来就有的。其实这一点江户时期日本学者朝川鼎在《古文孝经定本》（刊于文化年间（1804-1818 ））中已经有了明确的说法，他说：

考之今见行范祖禹《古文孝经说》，及朱子《刊误》朱申本、董鼎本并无'言之不通也'字。司马公《指解》于“是何言与”下亦无此注文，独我邦所传《古文孝经》经文有“言之不通邪”五字，而孔传云曾子鲁钝不推致此义，故谓之不通也。孔传虽伪造，其出于隋人之手明矣，然则隋时经文固为既有此文，决无《指解》注文误入经文之理，故今从旧本。[ ⑱]

既然“言之不通也”五字隋唐旧本《孔传》本来就有，而此本在宋代又已经亡佚，那宋人又是如何见到的呢？我们再细读王应麟的话：“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司马温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说》误以'言之不通也'五字为经文，古今文皆无。”从这句话的描述可知王应麟一定见过一种以“言之不通也”五字为解文的《指解》，和以此五字为经文的《范说》。王氏所见的这两个版本，现在都毫无踪影，其来源更无从知晓。笔者只能做如下的合理性推测：此五字极可能有其它版本来源，或许《孔传》本在宋代民间有孤本流传，好事者将其与《指解》对照时，看到经文缺此五字，便顺手在经文旁加笔补上，王应麟看到此补字，误以为是司马光《指解》的内容。而此人在传抄《范说》时，又直接添入经文，而这个抄写本又恰为王应麟看到。他先后见到了此五字加在经文旁边的《指解》，和加在经文中的《范说》，故得出以上结论。以上仅是推测，真实情况还有待学界通人研究。

二、宋初《古文孝经》字形不能决定今本《孔传》真伪

胡平生先生曾考察过日传本《孔传》系统中的隶古字和俗字，并以此来证明其可靠性：“翻阅足利本( 日传本《孔传》的一个版本——笔者) ，其书体有两个特点引人注目：第一是北朝至隋、唐的俗字的使用，第二是隶写古文……以这样的认识来考察日本古抄本《古文孝经》，我们不能不强烈地感到它们古风犹存。” [ ⑲]

舒大刚先生利用日本刻书家天瀑山人所刻的《佚存丛书》本在中国的影印本，与宋初《汗简》、《古文四声韵》等书所收“古孝经” 字形进行了详细对比，并指出：“ 《四声韵》所载“ 古孝经” 字形，与日传《古文孝经》在字形上有可比性的共69 例，《四声韵》有而日传《古文孝经》无者282 例，日传本《古文孝经》有而四声韵无者24 例，这些都无可比性，共306 例。从有可比性的69 例看，字形相同或相近的仅19 例。相同的只占69 例中的30% 弱，不同的多达50 例，占70% 强，如果将无可比性的一起加上，二者的不同文字多达356 例，两者相同与不同的比例是19:356 ，约为1/18 ，约5% 。” [ ⑳]由此，他认为二者差异巨大，没有同源关系。由于他认为《古文四声韵》所收录的“古孝经”字形是可靠的，故日传本字形不可靠，故应是日本人的伪作。舒先生的论断，有四点值得推敲。

首先，舒先生通过对比认为日传本《孔传》与《汗简》、《古文四声韵》所载的“古孝经”字形相同点很少，但其结论却是日传本《孔传》非隋唐旧本（即非隋唐之际传入），其言外之意即是《古文四声韵》所载的“古孝经”字形即是来源于隋唐旧本。但这个“言外之意”未必能够成立。《古文四声韵》所征引的“古孝经”字形，据舒先生推断，来自于唐大历年间所出土、为韩愈所见之科斗本《孝经》[21]。而隋唐旧本的《古文孝经》是隋初由刘炫发现的，虽名曰古文，但毫无疑问是用今文而不是科斗文字所写。一个是唐大历年间出土的古文科斗字形本，一个是隋初出现的今文本，虽然不能断定二者哪个是真的《古文孝经》，但二者明显就不是一个版本系统，二者有差异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以日传本《古文孝经》不同于《古文四声韵》的“古孝经”，并不能证明日传本《古文孝经》不同于隋唐旧本的《古文孝经》。

其次，舒先生认为“不仅《汗简》所列《古孝经》是真的，而且《古文四声韵》的404例《古孝经》字形也不是假的” [22]。据笔者研究，《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字形虽然大部分比较可信，但也有可疑的内容。《古文四声韵》卷三11 有[23]字形，隶定为“古”，但各版本《孝经》正文都没有“古”字，笔者思索良久，后来恍然大悟，知此“古”字必来自“古文孝经”标题！而如果是孔壁出土的真《古文孝经》，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自题“ 古文孝经” 的！可见，带有“古”字的《古文孝经》肯定是后人伪作，而《说文》所收“古”字的古文字形正与此同，可见此字形应该辑自《说文》。另外，《古文四声韵》还有一些来自“ 古孝经” 的字形，在各类《孝经》版本中都不存在。如“支”，卷一6。“仁”，卷一26。“宠”，卷三2。“处”，卷三9。“露”，卷四10。“帕”，卷四37，似为“怕”字，但经文无“怕”、“帕”字。“称”，卷四46。“麦”，卷五21。“什”，卷五26。这些来源可疑的字，本身就说明《古文四声韵》所引“古孝经”并不完全可靠。

第三，舒先生所做的资料统计也并不严谨。

一方面，舒先生所说的“无可比性”中，《四声韵》有而日传本无者为282 例，占绝大多数。但到底什么是“无可比性”呢？“《四声韵》有日传本无”者，当然不是字之有无，既然二书都有某字，则字形肯定可以比较，又为何归入“无可比性”之列呢？笔者推测，其所谓的“无可比性”，最大的可能是字形完全一致，只是一个是古文，一个是楷书而已，考察其所言的282 例，与日传本完全一致的俯拾皆是，如东与（卷一17 ）、同与（卷一17 ）、公与（卷一18 ）、臣与（卷一66 ），人与（卷一67 ）文与（卷一74 ）先与（卷二89 ）何与（卷二107 ）三与（卷二114 ），王与（卷二120 ）等等，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字形完全一致，舒先生却将它们归入“无可比性”中，进而在统计时又归入不同者，最终得出相同者仅占5 % 的结论。可见，“无可比性”的归类掩盖了事实真相，二者的相同字应远多于5% 。

另一方面，我们再看舒先生所作对比的69 例。对这69 个字，舒先生只是对字形进行简单图画式对比，而没有从文字源流角度进行分析，所以仅发现19 例（实仅18 例）相同。但据我们研究，69 例中字形相同或有渊源关系者达41 例，占59% 。如果再加上上文所言所谓“无可比性”的282 例，从数据看，二者具有高度的符合性。

《古文四声韵》“古孝经” 字形与日传本《古文孝经》相同或相似字形对照表

（共41 例，首列舒先生认同的18例）

《四声韵》出处	《四声韵》字形	日传本[24]	隶定字	备注
卷一11			之	舒认同者。
卷一18			于	舒认同者。
卷二11			和	舒认同者。
卷二28			深	舒认同者。
卷三4			尓	舒认同者。
卷三6			以	舒认同者。
卷三7			始	舒认同者。
卷三12		礼	礼	舒认同者。
卷三13		辠	罪	舒认同者。
卷三25			下	舒认同者。
卷三28			上	舒认同者。
卷三32			后	舒认同者。
卷四9		与	欤	舒认同者。
卷四17			退	舒认同者。
卷五19			昔	舒认同者。
卷五33			德	舒认同者。
卷五34			国	舒认同者。
卷五35			法	舒认同者。
卷一3			终	直接隶定，稍有修饰。
卷一4		龚	恭	《四声韵》字形为“ 龚” ，即古“ 恭” 字，日传本亦作“龚” [25]
卷一10			尼	字形稍讹。
卷一17			诸	直接隶定，增加偏旁。
卷二15			长	直接隶定
卷二18			丧	直接隶定，有所简化。
卷二19			藏	《四声韵》字形为古“ 臧” 字，日传本为“臧”，今文、宋本皆作“藏”，虽字形不同，但仍可看到同源关系。[26]
卷二22			成	直接隶定
卷二23			经	直接隶定
卷三11			五	直接隶定，稍有修饰。
卷三14			海	直接隶定
卷三23			道	直接隶定，将“口”移至下方。
卷三26			寡	直接隶定
卷三27			敢	直接隶定，略有差异。
卷四6			地	直接隶定，左侧偏旁移至上方。
卷四6			事	直接隶定
卷四12			害	直接隶定
卷四20			训	《四声韵》字形为“训”古文，日传本为“训”俗字，二者皆用训字，而今文《孝经》、秘府本《孝经》都用顺字。
卷四23			乱	直接隶定
卷五14			察	直接隶定
卷五31			食	微有差异。
卷五31			稷	直接隶定
卷五34			北	直接隶定

第四，舒先生仅选取《佚存丛书》本进行对比，而此书刻于1799 －1810 年间，年代较晚。如果我们再参照更早的一些《孔传》抄本，还可以发现其与《四声韵》所收“古孝经”字形有更多的相合处，今略举几例：

卷一17，隶定为“ 无”，实为“亡” ，假借用法，日传本凡“ 无” 皆作“亡” 。[27]

卷一24，隶定为“才”，假借为“哉”，经文有“甚哉孝之大也”，胆泽城出土漆书《孝经》“哉” 正作“才”。[28]

卷二13，为“扬”，即“敭”，日多个抄本都作“敭” ，为古文字形的直接隶定。[29]

卷三7，隶定为“始”，字形为“ 乨”，是“始”字古文，日传本胆泽城本、猿投本、三千院本、弘安本并用此字。[30]

卷四10，隶定为“度”，日传本作[31]，为古文字形的直接隶定。

由于受资料限制，笔者无法见到所有《孔传》系统的《古文孝经》版本，只能就可见资料进行初步对比研究，但即使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这么多高度相似的字形，这很难用偶然来解释。《四声韵》虽然字形来源比较驳杂，但是不能否认其大部分都是可信的，这些可靠的字形，与日传本《古文孝经》的字形，极有可能同出于汉代的真本，由于这一点不关本文主旨，故不在此讨论。

三、郑珍《孔传》伪书说证据皆不能成立

刘炫《述议》文献斑斑可考，足以驳斥形形色色的今本《孔传》为日本人伪造说，无需笔者赘言。但为进一步揭开真相，兹再对指斥《孔传》为伪影响最大的清末学者郑珍的相关观点进行驳证。由于郑氏所说的“伪”，包括非隋唐旧本（即日本人伪撰）、非汉代旧本（即非孔安国原本）两层含义，本文限于主题，只讨论前者。这里将他的观点归纳为三条：

第一，认为今本《孔传》与刘炫观点不同，故其为伪书。他指出两条例证：

1 、炫既撰孔氏注本，别作《古文稽疑》一篇明之，又《义疏》三卷，书皆不传。要主孔氏驳郑氏。两汉以来，并谓《孝经》为孔子与曾子陈孝道，独炫谓孔子自作，特假曾子之言以为对扬之体，并非因曾子请业而对，是所撰《伪孔传》大端也。今《孔序》乃云：“曾子躬行匹夫之孝，未达天子诸侯以下之事，因侍坐咨问而夫子告其义。遂集录之，名曰《孝经》。”则与炫说不应。其伪一。

2 、郑氏注“孝始于事亲”三句云：“父母生之，是事亲，为始；四十强而仕，是事君，为中；七十致仕，是立身，为终。”刘炫驳之。文具载《邢疏》。是必伪《孔传》与郑异义。乃持以难郑氏。今传解此三句，正与郑义同。其伪四。[32]

第1 条指出《孔传》与刘炫在《孝经》作者问题上观点不同，第2 条认为刘炫曾反驳《孝经》郑氏注，而《孔传》却与郑氏注同，而与刘炫相反。其实此处郑珍有一个先入之见，即认为《孔传》是刘炫伪造，既是自己所作，自然就不可能与自己观点相左。可惜他无缘一读刘炫的《述议》，否则决不会认为《孔传》为刘炫伪造。在《述议》中，刘炫对《孔传》内容多有批评商榷之处，如言“孔之此说，窃有未安” [33]，“其言非经旨也” [34]，“传解慈爱恭敬，非经旨也” [35]，对《述议》有所关注的程苏东先生指出：“《述议》的特点就是主述一家而不必专守此说，以通经、训注为主而兼有驳议、问难、异同评。” [36]孔颖达《左传正义序》也指出：“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而采赜未深，未能致远……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毁……习杜义而攻杜，犹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非其理也。” [37]习杜义而攻杜，正与其习《孔传》而非孔是一个道理，这正是刘炫不主一家、唯当是从的学术风格的体现。郑珍即使读不到《述议》，但若能认真一读传世的《左传正义序》，也不会以此论证今本《孔传》为伪了，而谭德兴在这方面还进一步支持郑珍[38]，实在是误中之误。

第二，宋邢昺《孝经注疏》多引《孔传》，郑氏乃根据邢疏所引来判定今本《孔传》的内容。他发现对于玄宗的一些注文，邢疏只指出前半句属于《孔传》而不指明后半句，故郑氏认为后半句既然没指明，应该不属于《孔传》，而今本《孔传》则有全句，故断定是后人粗略地抄撮邢疏的结果。他举了如下两个例子：

1 、《孝治章》（笔者按，应为圣治章）注“立德行义，不违道正，故可尊也”三句，《疏》云“此依《孔传》”，且引刘炫《义疏》解之。至“制作事业、动得物宜、故可法也”三句，《疏》不云依某，又自解之，则非《孔传》也。

2 、（笔者按，同章）注“容止，威仪也，必合规矩，则可观也”四句。又注“上正身以率下”一句，《疏》皆云“依《孔传》”。至“进退，动静也。不越礼法，则可则也”及“下顺上而法之，则德教成也”数句。皆明皇自撰，故《疏》不云依某。今一概认作《孔传》入之，是《疏》之体例尚未别白也。

首先看第1 条。《述议》卷四刘炫云：“作谓有所造立，事谓有所施，为总百物之端，为器用之事，造作兴于己，成器施于物，故言制作事业、动得物宜、故可法。” [39]此句明明白白，正是解释传文“制作事业、动得物宜、故可法也”的，则《孔传》原文肯定有这一句。再看第2 条，玄宗注为：“容止，威仪也，必合规矩，则可观也；进退，动静也，不越礼法，则可度也。”邢疏云：“云'容止，威仪也，必合规矩，则可观也'者，此依孔传也。”不说玄宗注后面“进退”一句出自《孔传》，郑氏遂以为该句非《孔传》内容。今本《孔传》为：“容止，威仪也；进退，动静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俯仰曲折必合规矩，则可观矣。详其举止，审其动静进退周旋，不越礼法，则可度矣。” 对比玄宗注与《孔传》可知，玄宗注文明显是抄撮孔传而成。又《述议》同卷云：“趣时为进，止舍为退，故云进退动静也……趣舍之宜，或进或退，故进退周旋不越法，则可度矣，度者其礼法言，动必合礼，乃为法度也，动有法度乃可观望，有可观望，乃成法度，可度亦相通矣。” [40]这段话正是解释玄宗后半句的，足证玄宗后半句注仍为孔传之文。郑氏还举了《天子章》中的一例，因与此同类，不再细辨。

除了这种情况，郑珍还发现邢疏有些明确引自《孔传》的内容，而今本《孔传》没有，他举了《孝治章疏》引孔安国曰“亦以相统理”和《感应章》说“礼，君燕，族人与父兄齿也。”也说来自《孔传》，而今本《孔传》无此二句。于是他批评道：“可见空腹野夫，即目前注疏犹未细检，宜其文俚俗至是。”语气甚是严厉。再考刘炫《述议》，并无此两句的解说，可知刘传本中本来就无此两句。由以上我们可知，邢疏在引用《孔传》方面并不准确，可能有混乱疏失之处，这是因为《孔传》在唐末五代已经亡佚，邢疏所引《孔传》极可能是辗转引用，难免发生各种讹误，故可能会误把不是《孔传》的内容说成来自《孔传》。专力维护郑珍学说的谭德兴在这一点上也不得不承认：“从辨伪理论上来说，某书缺少某些应有的内容，似乎难以证其为伪。因为由于传抄、脱误等原因，缺少某些应有的内容，这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较常见。单凭此点，似乎难以证日本《古文孝经孔氏传》为伪书。故郑珍此证在理论上似乎难以成立。” [41]

第三，认为《孔传》效仿隋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体例。他说：

陆氏《经典释文》，其初本标经文用朱书，标注文用墨书。故《序例》云“朱以发经，墨以起传”。本因摘字为音。经传相间，欲便览者分别，乃如此书之。“起发”云者即标之谓也。今《孔序》亦云“朱以发经，墨以起传”。不知经何待发? 所起者又何传也? 是直不解陆氏所谓，徒见其倒于古无有，以为什奇异，可以欺世也。

认为《孔传》序是效仿陆德明的朱墨之论。刘炫《述议》对《孔传》序“朱以发经，墨以起传”也有解说：“经传不相分辨故朱墨为别，后汉以来，注书者皆粗细为异，时人因以粗细写之，粗细既便于事，故不复改用朱墨。” [42]可见刘炫所见本有此二句，郑氏怀疑不确。且《经典释文·序例》云：“今以墨书经本，朱字辨注。”与《孔传》“朱以发经，墨以起传”文句并不一致，而且意义正相反。

结语

通过本文论述，今本《孔传》非日本人伪作的结论已经非常明显。回顾这一问题的争论经过，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反思，一是域外仅存而国内不存的汉籍之价值有待重新评估，其中的大部分并非都是低劣的伪书。认为他们都是伪书而刻意贬低其价值的，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夷夏之辨”的心理。四库馆臣评价《孔传》云：“ 殆市舶流通颇得中国书籍，有桀黠知文义者，摭诸书所引《孔传》影附为之，以自夸图籍之富欤？” [43]使用“桀黠”、“自夸”二词，已充分彰显馆臣的蔑视之意，但尚以“殆”之推测之语，留有余地。至郑珍则语气更为严厉：“验此十事。知作是书者，彼穷岛僻番一空腐之人，见前籍称引《孔传》，中土久无其书，漫事粗捃，自诩绝学，以耀其国富秘藏耳。”连用“穷岛僻番”、“空腐”、“自诩”、“耀富”等词，这已不是蔑视，而是赤裸裸的语言攻击行为，已失去一位真正的学者应有的客观与冷静。今本《古文孝经孔传》的真伪问题，作为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其中渗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曲折经过。二是自清代以来的辨伪思潮，以及近现代的疑古思潮，都有必要作进一步清理，其中虽然有不少创见，如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的辨伪、胡渭对易图的辨伪等等，但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其所形成的轻易怀疑、否定和鲁莽、粗暴的学术风气，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这些都有待我们以扎实的学术探讨来进行研讨和反思。

本文刊载于《孔子学刊》第七辑，青岛出版社

[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7 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年，第29 页。

[①]参见胡平生：《日本< 古文孝经孔传> 的真伪问题》，裘锡圭等主编：《文史》第23 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287-299 页；李学勤: 《日本胆泽城遗址出土< 古文孝经> 论介》，《孔子研究》，1988 年第4 期。

[ ② ]本文旨在论证今本《孔传》为隋唐旧书，不涉及其是否汉代真本及与孔安国的关系问题。

[ ③ ]钱时：《融堂四书管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3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693 页。

[ ④ ]舒大刚：《司马光指解本< 古文孝经> 的源流与演变》，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1 期，第31 页。

[⑤]王应麟: 《困学纪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975 页。

[ ⑥ ]参见舒大刚: 《试论大足石刻范祖禹书< 古文孝经> 的重要价值》所录石刻全文，《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1 期。

[⑦]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网址: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html/ro12/ro12_00564/index.html 。

[⑧]舒大刚: 《试论大足石刻范祖禹书< 古文孝经> 的重要价值》。

[⑨]刘增光: 《古文孝经孔传为伪新证》，《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1 期。

[⑩]陈鸿森: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孝经类辨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九本，1998 年版，第314 页。

[ ⑪]（日）林秀一：《孝経述议复原に关する研究》，东京：文求堂书店，1953 年，第280 页。

[ ⑫]（日）林秀一：《孝経述议复原に关する研究》，第282 页。

[ ⑬]刘增光：《古文孝经孔传为伪新证》，第43 页下注3 。

[ ⑭]（日）阿部隆一：《古文孝経旧抄本の研究》（资料篇），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藏，无版次信息，第105-106 页。

[ ⑮]本文的猿投本《孝经》照片和林秀一先生著作的相关内容，都是日本友人阿部恒先生提供的，特此致谢。该猿投本《孝经》影印本版权页题“昭和四十一年六月一日颁布开始，猿投影印丛刊”。

[ ⑯]（日）石川泰成：《复原隋唐时期< 古文孝经> 的可能性—— 通过分析日本出土的漆纸文书和古抄本》，贾磊磊，杨朝明：《第五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论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 年，第399 页。

[ ⑰]胡平生：《孝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第19 页。

[ ⑱]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网址: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html/ro12/ro12_01577/index.html ，第二十章后注。

[ ⑲]胡平生：《日本< 古文孝经> 孔传的真伪问题》，第290 页。

[ ⑳]舒大刚：《论日传本< 古文孝经> 决非“隋唐之际”由我国传入》，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由于《汗简》仅收“ 古孝经” 字形9 个，而《古文四声韵》收有404 个字形，除去重复共351 个字，故其讨论以《古文四声韵》为主。

[21]舒大刚：《论宋代的古文孝经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3 期。

[22]舒大刚：《论日传本< 古文孝经> 决非“隋唐之际”由我国传入》。

[23]本文所用《古文四声韵》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24 册。本文标注《古文四声韵》字形体例为：卷次+ 原书自带页码（非影印者所加页码），此处是卷三第11 页，下同，不再另注。

[24]日传本字形直接采自舒大刚先生《论日传本< 古文孝经> 决非“隋唐之际”由我国传入》一文附录。

[25]（日）石川泰成：《古文孝经旧抄本之研究（资料篇）》，第105 页。

[26]（日）石川泰成：《古文孝经旧抄本之研究（资料篇）》，第116 页。

[27]徐海东：《<古文四声韵>疏证（一二三卷）》，西南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53页。

[28]（日）石川泰成：《日本出土木简·漆纸文书を用いた『论语』『古文孝经孔氏伝』の隋唐テキストの复原》，《九州产业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纪要》，第56 号，[ 87 ] - [ 115 ] （2013 ），第110 页。

[29]（日）石川泰成：《伝锦小路本『古文孝経』隶定古文并异体字疏证》，《九州产业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纪要》，第55 号，[29]-[50] （2013 ），第31 页。以下简称《小路本疏证》。

[30]（日）石川泰成：《小路本疏证》，第32 页。

[31]（日）石川泰成：《小路本疏证》，第34 页。

[32]本文引用郑珍之语皆转引自谭德兴《论郑珍对日本< 古文孝经孔氏传> 之辨伪》一文，《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第4 期。

[35]（日）林秀一: 《孝経述议复原に关する研究》，第280 页。

[36]程苏东：《京都大学所藏刘炫< 孝经述议> 残卷考论》，《中华文史论丛》，2013 年第1 期，第173 页。

[3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春秋左传正义》（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4 页。

[38]谭德兴: 《论郑珍对日本< 古文孝经孔氏传> 之辨伪》，第25-27 页。

[41]谭德兴: 《论郑珍对日本< 古文孝经孔氏传> 之辨伪》，第28 页。

[4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7 册，第2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