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时期,如果你觉得只有拿枪的鬼子,才会杀害中国人,那你就太天真了,军医,治病救人的神圣职业,据日本战犯汤浅谦回忆,为了让他们的技术能够迅速成熟起来,凡是来到中国的军医,都要上活体解剖课,一般由军医院的院长主刀,其他人辅助,也就是说,只要在抗战时期来过中国的日本军医,全是杀人凶手。
像所有犯下战争罪行的人一样,汤浅谦在回忆时着重强调以下三方面内容,为自己的行为做辩护。
第一,活体解剖的重要性。
汤浅谦详细地描述了他和他的同伴是怎样做活体解剖的,比如截掉胳膊,当一个人胳膊里嵌有弹片时,就需要知道该怎样截肢,缝合肠道,如果士兵的肚子被弹片击穿,就知道该怎么手术……他唯一忽略的,就是他们用来做实验的,是活生生的人,不是动物,也不是尸体。
关于这一点,在欧洲的纳粹集中营,把犹太人当作活体解剖器材的德国医生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会详细解释这样做的重要性,当你追问他,这样是否不人道,是不是在犯罪时,他们通常会沉默,最多迫于压力,说上几句道歉的话,但是从他们的眼神里,你看到的一般不是悔恨,只有回避、理所当然,还有冷漠。
第二,这种行为的合理性。
对于活体解剖的合理性,汤浅谦是这样说的,“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仅仅是一些点和线的集合,如果一个人得了阑尾炎,你不能把他送到医院,手术必须在前线进行,而那里外科医生严重不足,所以,哪怕是眼科,或者儿科医生,也得学会这个手术,由于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就必须得练习……”
是的,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所有来到中国的日本医生,甚至包括牙医,都亲自参加了活体解剖实验,每个人都把这当成了必经的学习过程,手术期间面带笑容,亲切交谈,偶尔还开一些玩笑,而被他们用来做实验的,无一例外都是中国人,而他们的下场都是死亡。
汤浅谦的毕业考试是在1942年底结束的。他和另外几十名医生被带到太原监狱,两个中国囚犯当一切准备就绪后,被打了四五枪,再由现场的医生把他们身上的子弹清除,手术成功的标准当然是子弹清除,犯人还得活着,但是最后那两个中国人还是死了。
如果说把这一切都贯以科学实验的借口,那么有一回,汤浅谦所在的军医院,院长砍掉其中一个实验对象的头,则纯粹是想检验一下自己的军刀到底有多锋利。
第三,他们都有份。
当以上两个理由都不足以为自己的罪行开脱时,汤浅谦又开始拿出这样一个借口,就是“并不只有我一个人参与,他们都有份”。
这是战争罪犯推脱罪行常用的招数,不管是在德国,还是在日本,当提到战争罪行时,战犯们最常用的借口有两种——“我只是服从命令,下达命令的那个人才该受罚”,“不光我一个人干了,我的同事,只要跟我从事同样工作的人,他们都参与了,凭什么只有我受罚?”不管使用哪一种借口,战犯们都在试图用扩大犯罪打击面来减少大家对他个人罪行的关注,以达到开脱,或者减少惩罚力度的目的。
汤浅谦在华三年半,大概给10个人做过手术,参与培训手术6次,在军医院期间,他为日本一家制药公司提供大脑皮质,也就是从囚犯的大脑上切下皮质组织,再寄回日本,据他供述,这是一条“专用路线”,每个人都有参与。
当他1956年获释,返回日本时,来迎接他的日本同事说,“汤浅医生,希望你已竭力为天皇的政策辩护……”汤浅谦反问,“你们不记得了吗?我是和你们一起做了那些事情,你们也做了!”那个同事颤抖起来,“有史以来第一次,他突然想起来自己也是一名杀人犯”。
战争也许的确是由日本一小撮人发动的,可是,加入战争的,在战争中犯下罪行的,却绝不仅仅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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