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时期，如果你觉得只有拿枪的鬼子，才会杀害中国人，那你就太天真了，军医，治病救人的神圣职业，据日本战犯汤浅谦回忆，为了让他们的技术能够迅速成熟起来，凡是来到中国的军医，都要上活体解剖课，一般由军医院的院长主刀，其他人辅助，也就是说，只要在抗战时期来过中国的日本军医，全是杀人凶手。
像所有犯下战争罪行的人一样，汤浅谦在回忆时着重强调以下三方面内容，为自己的行为做辩护。
第一，活体解剖的重要性。
汤浅谦详细地描述了他和他的同伴是怎样做活体解剖的，比如截掉胳膊，当一个人胳膊里嵌有弹片时，就需要知道该怎样截肢，缝合肠道，如果士兵的肚子被弹片击穿，就知道该怎么手术……他唯一忽略的，就是他们用来做实验的，是活生生的人，不是动物，也不是尸体。
关于这一点，在欧洲的纳粹集中营，把犹太人当作活体解剖器材的德国医生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会详细解释这样做的重要性，当你追问他，这样是否不人道，是不是在犯罪时，他们通常会沉默，最多迫于压力，说上几句道歉的话，但是从他们的眼神里，你看到的一般不是悔恨，只有回避、理所当然，还有冷漠。
第二，这种行为的合理性。
对于活体解剖的合理性，汤浅谦是这样说的，“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仅仅是一些点和线的集合，如果一个人得了阑尾炎，你不能把他送到医院，手术必须在前线进行，而那里外科医生严重不足，所以，哪怕是眼科，或者儿科医生，也得学会这个手术，由于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就必须得练习……”
是的，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所有来到中国的日本医生，甚至包括牙医，都亲自参加了活体解剖实验，每个人都把这当成了必经的学习过程，手术期间面带笑容，亲切交谈，偶尔还开一些玩笑，而被他们用来做实验的，无一例外都是中国人，而他们的下场都是死亡。
汤浅谦的毕业考试是在1942年底结束的。他和另外几十名医生被带到太原监狱，两个中国囚犯当一切准备就绪后，被打了四五枪，再由现场的医生把他们身上的子弹清除，手术成功的标准当然是子弹清除，犯人还得活着，但是最后那两个中国人还是死了。
如果说把这一切都贯以科学实验的借口，那么有一回，汤浅谦所在的军医院，院长砍掉其中一个实验对象的头，则纯粹是想检验一下自己的军刀到底有多锋利。
第三，他们都有份。
当以上两个理由都不足以为自己的罪行开脱时，汤浅谦又开始拿出这样一个借口，就是“并不只有我一个人参与，他们都有份”。
这是战争罪犯推脱罪行常用的招数，不管是在德国，还是在日本，当提到战争罪行时，战犯们最常用的借口有两种——“我只是服从命令，下达命令的那个人才该受罚”，“不光我一个人干了，我的同事，只要跟我从事同样工作的人，他们都参与了，凭什么只有我受罚？”不管使用哪一种借口，战犯们都在试图用扩大犯罪打击面来减少大家对他个人罪行的关注，以达到开脱，或者减少惩罚力度的目的。
汤浅谦在华三年半，大概给10个人做过手术，参与培训手术6次，在军医院期间，他为日本一家制药公司提供大脑皮质，也就是从囚犯的大脑上切下皮质组织，再寄回日本，据他供述，这是一条“专用路线”，每个人都有参与。
当他1956年获释，返回日本时，来迎接他的日本同事说，“汤浅医生，希望你已竭力为天皇的政策辩护……”汤浅谦反问，“你们不记得了吗？我是和你们一起做了那些事情，你们也做了！”那个同事颤抖起来，“有史以来第一次，他突然想起来自己也是一名杀人犯”。
战争也许的确是由日本一小撮人发动的，可是，加入战争的，在战争中犯下罪行的，却绝不仅仅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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