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绶的人物画
纵观画史，别具一格
任熊的时代，中国恰好也处在极度的动荡，青年任熊曾由周闲（1820-1875）举荐，入忠武公向荣（1792-1856）幕府，为其绘制作战地图。
目睹兵戎的涂炭，任熊对老莲的画意有了更为纵深的归属感，理解笔意之外无以名状的虬曲惆怅，化出一种脱略凡尘的高古境界。
任熏出道的年纪稍后，适时太平天国已由盛转衰，不能说任熏的世界就此歌舞升平。不过从任熏身处的不同阶段，萧山、宁波、苏州、上海，他每每都能避开灾荒罹难，结交风雅，享受艺事。所以任熏的绘画，除了古意盎然之外，对笔墨之外的思考，任熏更趋向于平实。
任熊的人物继承
陈洪绶气韵的高古
任熊和任熏，是陈洪绶风格无比坚定的追随者。任熊的英年早逝，弘扬老莲之法的担子就落在了任熏的肩上。有一个颇有影响的传闻，当年初出茅庐的任伯年（1840-1895）在街边出售自己伪造的任熊，恰巧被任熊撞见，却被任熊赏识，纳为弟子。
当然任熊去世，伯年也不过17、18的毛头小子，绝不可能促成如同传闻里津津乐道的那段佳话。但任伯年与任熏的结缘，拜任熏为师，却恰有此事。
任伯年在任熏门下习画多久，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但从任伯年早期绘画的风格来看，“二任”对于任伯年的影响与帮助，显然大有裨益。
任熏的人物发扬
陈洪绶线条的凝练
由任熏的提携，任伯年由宁波辗转文化气息更为浓郁的苏州，再经任熏的介绍，伯年结识了上海本土画坛名流胡公寿（1823-1886），为任伯年逐渐平步登云，最终扬名上海，扫清了道路。任熏不仅仅是任伯年的伯乐，同样也是一众承袭“二任”画风者的知音。
风雨飘摇的晚清，上层结构依旧由王公大臣、名士贵族统治，他们的品位雅趣，摆脱不了打小来自潜移默化的“传统”影响。但近代工商业的繁荣，让商贾买办等新贵阶层有了属于他们的话语权，新兴工商界需要有专属于他们一族的审美，民间艺人依附这块土壤，便能有生存发展的空间。
任熏能很敏锐地察觉到在新的环境里，作为画家怎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实现自我价值，所以任熏的画意从始至终围绕如何突显职业画师的特点而创作。
任熏的绘画很少有匹及其胞兄任熊《自画像》那样高度的作品，但不可否认的一点，基于传统典故、寓意鲜明的风格更趋向于那个时代的大众审美。
“画家”如果只是一重身份，那完全可以放逐心灵，追求自己想要的意境；“画家”如果是一种职业，那首先必须要考虑的是如何生存下去。
在生存中求发展。任熏很重要的一点贡献，是他能把一众“萧山籍”艺术家聚拢到一起，其中尤以“萧山任氏”影响最大，同乡抱团，相互取暖，以便集团化的被艺术市场认可接受。
任熏与其他同时代职业画师不同的，在于任熏除了能满足市井阶层的需求，也能为士大夫阶层定制专属艺术，比如任熏就曾为吴大澂（1835-1902）绘制《愙斋集古图》。这种难得的双重性，让近代美术，不至于彻底沦落为工商业的附属品，为1911年之后的美术发展和之后吴昌硕一代的崛起，立了个小小的f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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