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有两句名言：“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那么应该怎样怀疑呢？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是一个国家在世界工商业竞争中，生死攸关使之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在学术方面，我们要特别重视心服口服，言行一致的科学精神。作为文化人，一个基本的素质就是口里说出的和心里想的是一致的。
中国最早对古史发出疑问的是屈原，在《天问》中，他一口气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称得上是诘难式的杰作和浪漫主义的不平之鸣。印度哲学经典《奥义书》中，在《白骡奥义》的开头便发出了“何者是梵？我们从何而生？何者是原因？我们赖何生存？我们依何立身？”等一大串疑问，大约算得上世界上东方人对宇宙太初、人类起源、世界动力等问题发出的最早的天问。由此可见，疑古精神是一种寻根探源的求索精神。学者与一般人的区别就在于敢疑善疑，寓勇于智。
孔子早在公元前就倡导问答式启发教学法，可以说是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的曙光：不怕疑问，提倡疑问。这对于两千多年之后的现代人，如何取得知识并进行创造性思维，在方法论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年轻人的可塑性极强，遇到良师，受益终身。但是不能人云亦云，做女娲或老师手中的泥巴，想捏个啥样就是个啥样。孔夫子讲的因材施教，他对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都能给予高度概括的评论，可以看出他没把学生当成砖坯去统一烧制，比起现在的某些照本宣科满堂灌，害怕提问，厌烦提问，自以为是，以名家自居的教学法，实在高明得多。
中国的文化有其特殊性，科举制，八股取士就一种窒息自由思想，牢笼知识分子的枷锁。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书呆子两脚书橱和一代又一代空疏庸腐的官僚政客。李时珍、唐寅、徐文长皆是落榜者。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八大山人、石涛均非科举中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压根不参加科举考试。藐视你那鸟功名，反而成就了一大批旷世奇才。
现在文化格局，艺术格局，旧的已经被打破，新的尚待建立。一切有识之士都在进行着苦苦的思考。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学习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从原则上讲，都对。但是何为优秀，何为杰出，标准不一。《龙凤呈祥》是京剧优秀保留剧目，肯定是好！但是，刘备过得江来大摇大摆地向乔玄行贿，从这点看称得上优秀吗？李可染是现代公认的大家，曾在画界举足轻重，他的山水画写生之路，奠定了学院的教学基础，影响了几代人。2016西泠印社春拍《中国首届国画画稿专场》的587号拍品，是李可染1968年揭发潘天寿《我在重庆艺专的情况和有关潘天寿的问题》的手稿。但是被李可染揭发的潘天寿，是不是就是坏人？显然不是。
李可染的艺术主张是中西融合，在创作中吸收西方素描及光影效果，他1950年说“倪云林说'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为了强调主观的'逸气’，不惜牺牲了客观的'形似’，使中国画跌入极端狭小的圈子里。”这是对传统文人画的“怀疑”。可是在1986年他看到黄秋园的作品时，感觉到了传统的延续，可以殊途同归。题词：“黄秋园先生山水画有石溪笔墨之圆厚，石涛意境之清新，王蒙布局之茂密，含英咀华，自成家法，苍苍茫茫烟云满纸，望之气象万千，扑人眉宇，二石山樵在世亦必叹服。”对这位民间画家极为推崇。
网上有一段董寿平对齐白石、李可染教学及创作技法质疑的言论，这都是做学问的积极态度，在学术上没有“疑”便没有思考，不会有进步。
1988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黄秋园山水画谱》，1990年荣宝斋出版《荣宝斋画谱41·黄秋园绘 山水部分》；之后天津出版了《梁崎书画集萃》、《梁崎山水画集》……这些曾经不被主流圈承认的民间画家，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对待学术、对待历史人物的公正态度，在文化思想上有气度有自信，抛弃唯身份论及小圈子思想的局限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大浪淘沙，能留下来的才是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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