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会不会吃狗肉？《鲁迅日记》没记载过，我也相信他没吃过。但我想，在理论上，他也许会吃。
鲁迅的名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收录各版语文教科书，批判林语堂和陈西滢的“fair play”（公平竞赛，绅士风度）精神，大意是为人做事，没必要那么装逼。为了一个正义的目的，手段可以没必要那么讲究。本文主旨在倡导“痛打落水狗”的革命伦理，鲁迅所要讨论的当然是人，但是在第三个小标题“论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下，鲁迅确实很写实地谈了他对狗的看法：
“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于跟在脚后跟。
“这些就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如果它自坠入水，其实也不妨又从而打之，但若是自己过于要好，自然不打亦可，然而也不必为之叹息。叭儿狗如可宽容，别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为它们虽然非常势利，但究竟还有些像狼，带着野性，不至于如此骑墙。”
鲁迅的意思有三：其一，养叭儿狗的都是些“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之类，都比较有钱有闲，因此有些讨厌；其二，叭儿狗奴性十足，中外娘儿们上街散步，跟在脚后面；它不如别的狗，像狼，带着野性，这别的狗，想必就是普通土狗了；其三，也就是结论：见着叭儿狗，就把它打入水中，如果它落水，非但不必救，还可继续打。
很明显，鲁迅讨厌宠物狗，他的观察告诉我们，在1930年代甚至更早，养宠物狗已经成为当时上层社会的一种时尚。事实上，鲁迅对狗采用了二分法，普通的狗（也许是他在浙江乡村所见看家护院的土狗）和以叭儿狗为代表的宠物狗。和当下很多爱狗人士相反，他明显欣赏土狗而不是宠物狗。叭儿狗非但没有因为是宠物而可爱，反而因为自己主人身份的牵连，成为让人愤恨的目标。既然主张宠物狗落水后还要打，那么如果他喝酒时不是吃茴香豆而是就着狗肉，我们也就不会感到奇怪。
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鲁迅又给出了“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走狗”是当时左右两派都使用的用来攻击论敌的词语（右边如梁实秋），这个词在古代本来是指猎狗，但鲁迅所强调的是它的温顺听话，而不是实用性，更像是现在所称的“宠物”（阔人豢养，驯良）。在这篇文章中，鲁迅似乎更进一步，指出了宠物狗的“阶级性”：它们属于可恨的、应该被打倒的资本家。
不要怪鲁迅刻薄，事实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叙述中，对宠物的关注，很多都采用鲁迅这样的视角。冯友兰曾在自述中，讲了他在武汉被一只洋人所带的洋狗咬伤的经历，他还注意到，洋狗的伙食很好，经常吃肉，比普通中国人吃得还要好（强调“洋”字，有点民族资本主义的味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进军香港，很多在香港的知识分子和作家，都急着要脱离这块是非之地。《大公报》发表一篇报道，揭露一架开往重庆的飞机载了某位高官狗，而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竟然无法搞到一张机票登机。这一报道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立马想到，这高官肯定是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孔祥熙，而带狗上飞机的则是其夫人宋霭龄无疑。
尽管8天后，《大公报》发表了更正报道，称经过调查根本没有“飞狗”这回事，因为日本的空袭，乘客根本没法买票进机场，受质疑的那架飞机并没有装满乘客就起飞了，唯一登机的狗是美国飞行员的，他习惯把自己的宠物带进驾驶舱。但是，谣言似乎比真相更有力量，这一子虚乌有的“飞狗”事件引发了当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学生声势浩大的抗议事件，成为一场学运的导火索。直到2012年《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中文版在大陆出版，才算还了宋霭龄一个清白。该书作者易社强多方求证，证实宋霭龄非常讨厌毛茸茸的动物，决不能容忍和狗待在一起，更别说和狗一起乘飞机了。
以上啰嗦，并不是为狗抱不平，认为它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想指出的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公共舆论和普通人的心目中，狗作为宠物（或用今人时髦概念，伴侣动物）还只是在上层社会中普及，普通人尚没有把狗作为宠物的观念。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现代性”发育畸形和不足的反映。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在多个场合谈到国民党的局限性，最根本的一条即是它没有动员全国资源的能力，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得上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但无法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现代意识。也许国民党高官里养宠物狗的大有人在，但在普通人眼里，这却是仇恨的根源。从这个角度看，宠物实在是衡量现代性的一个尺度。
作为对照，我们可以参考现代国家的鼻祖英国的情况。在16—17世纪，宠物就已经确定自己的地位，成为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寻常身影。英国在成立防止虐待儿童协会之前很久，就已经成立了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社会学家麦克法兰认为，在英格兰，宠物是另一种儿童，而英格兰的儿童也是奢侈品，被视为“高级宠物”。（见《现代世界的诞生》130页）宠物给“孤独的人群”中的个人带来了一种温暖、明朗、简单的关系。在传统社会，早婚、多育，家庭成员众多，亲属之间在身体和情感上非常亲密。但是在现代社会，亲属体系走向分裂和原子化，大家庭不断分裂为小家庭，原有的情感满足，只能在宠物中寻找。宠物的普及，不是爱心泛滥的结果，而是现代社会特有的孤独所造成的。
动物与人类之间如何划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怎能一边心安理得地做肉食者，喝酒吃肉，一边又深情热爱某些动物，大力关切虐待动物问题？也许只有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不再为此而争论不休，才算完全步入现代社会。鲁迅没能解决，生活在当下的我们也没能解决。
（图注：英国伦敦，宠物食品生产商协会发起“健康宠物”运动，为宠物狗称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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