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医基本消亡,仅剩赖医吹牛的今天,中医学那些曾经的经典著作,还有没有人去认真阅读、学习和研究?肯定极少!即使有些语句背诵、词藻引用,也只能作为点缀身份的佐料,装潢门面的标签,炒作中医的口号,兜售中药的广告。
在当今临床上,完全靠原汁原味的中医理论来看病的医生是没有的。除去赖医之外,那些依赖西医的仪器和西药疗效,仍在惨淡经营“中医”事业的人们,对于中医的核心理论,都或多或少地感到困惑,感到憋足,感到无奈。于是,许多人在困惑与无奈面前,东张西望,忐忑不安。有的内心深处,也有一杆“公平秤”, “四大经典”以及“中医”这个词汇,在现代医学面前早就不中用了,早已经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一个图腾。在“中医学”宽阔的脸谱上,纵横交错、歪七扭八的写满了羞愧与尴尬。
比如《伤寒论》曰:“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读wufeng务风,下同)、脉缓者,名为中风”;“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这里的恶风、恶寒,都是中医学很重要的热病症状。其中,恶风者称中风,恶寒者称伤寒。就是说,患者在具备了“太阳病,头项强痛”的主要症状之后,以恶风为主的是中风,以恶寒为主的是伤寒,医者是不能混淆的。这样的鉴别,大约很重要,因为治法大有不同。据说中风要用“桂枝汤主之”,伤寒要用“麻黄汤主之”。
同时,《伤寒论》对恶风、恶寒的程度,作了非常形象的描述,如“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等。与恶风、恶寒相伴随的其他一些症状,如“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等,也写得具体而形象。可见,2000年前的张仲景先生,对于风寒之病的研究,的确是“费尽心思”的,要不,断然写不出文笔如此流畅、比喻如此到位的鸿篇巨制。
但是非常可惜。由于历史的局限,科技水平的低下,2000年前的《伤寒论》确实存在着致命的错误。错误来自于临床上的一种错觉,什么错觉?患者明明发高烧,别人摸着他的身上滚烫热,可是他自己感觉到的,却不是“热”,而是 “害冷”,冷得厉害而寒颤。既然“害冷”,当然就怕风吹,因为风是流动的空气,容易带走人的体温,风越吹,越觉得冷。所以,恶寒者必定恶风。害冷和怕风本来是一回事,但《伤寒论》和传统中医,却把这种“害冷”“怕风”的感觉,区分开来,分别叫做恶风、恶寒。于是,分而吮之,析而品之,把恶风叫做中风,把恶寒叫做伤寒。历朝历代的中医们,把这种迂腐不睿、缘木求鱼的“错觉理论”,用在对风寒热病的诊断上,是没有实际作用的。
不论是“恶风”还是“恶寒”,都不过是发烧病人的一种自我感觉,产生这种感觉的主要症因在于发烧。中医不去直接解决发烧问题,而是拘泥于恶风、恶寒的无味辩症,在这些本是一回事的自我感觉上,弄得玄之又玄,做起了大块的文章。这些文章,若作为文化作品,供后人慢慢欣赏,也许能作为古人迂腐不睿的笑料,取悦于后人。若是作为医学指导理论,不仅牵强,而且害人。如果把这些错觉理论运用到今天,说他迂腐,尚不够分量,说他顽固不化,就可能惹怒赖医,使之急拐而骂人!
以《伤寒论》为代表的中医学,产生此种错觉谬误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对于发烧的程度没有一个量化标准,一个是古人不知道人是恒温动物。
“体温表”,这个现代医学的小器皿,在张仲景的时代,在东方和西方,都没有问世。张仲景当然就没有办法来具体的量化发烧者的体温高度;秦始皇曾经统一中国的度量衡,但是统一得十分粗糙。粮食不论斤,而论石(dan担)斗、升、合(ge格)。即使论斤、论两的东西,也要以每斤16两,来附会天空中的星斗数字;至于,中医的草药,当然不在秦始皇的“统一”之例,大都是以“两” 为单位计算的。假如以现在的“两”为单位称草药,一剂药若有十几味组成, “两”的剂量是相当大的。大到什么程度?大约接近兽医为牛马开出的大方头。如此大方头,谁人敢服用?没有的。于是,后来人就巧妙的为张仲景掩饰,说是 “古人之‘两’即今人之‘钱’也”。从而,把《伤寒论》药方中的“两”改成了“钱”,使原方的剂量减下来许多倍。
药物的剂量,如此模糊不清,本就问题严重,不明了发烧病人发烧的程度, “烧到多少度了”?不知道,那就更没有任何“度”“量”的概念了。于是,《伤寒论》中就有了对于发烧“度量”含混的大篇幅论说。恶风、恶寒之说,便是在发烧的程度没有度量测定的情况下,用区别恶风、恶寒的方法,揣摩、琢磨、辩症出来的所谓“不同”。于是,如同恶风、恶寒之类的“谬误症状”便产生出来了。
古人没有体温表,指望以手加额,来感觉患者发烧的程度,当然会有很大误差的。下面让我们做一个小试验:取一盆热水、一盆冷水和一盆温水。把你的左手放在热水里烫一会儿。同时,把你的右手放在冷水里冰一会儿。当然会觉得左手烫得难受,右手冰得难忍。这时,把热水里的左手忽然放进温水中,左手就会觉得温水是凉的。再把冷水里的右手忽然放进温水中,右手就会觉得温水是热的。于是,一个人的两只手,对于同样的一盆温水,左手觉得很凉,右手觉得很热,顿时会出现自我感觉上的矛盾。其实,左右手对于同一盆温水的不同感觉,实际上都是错误的,都不能反映真实的温水温度。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左右手进入温水时的基础温度,不一样。
这个小试验表明,凭人的感觉来辨别温度,往往是错误的,不准确的。人发烧了,以手加额试自己的体温,能试得准么?不能。冬天,医生从寒冷的外面走进温暖的室内,以手抚摸室内病人的额头,就有可能感觉出室内的人正在发烧,这感觉当然不准确。病人感觉恶风、恶寒,就能分别表明“风症”“寒症”么?同样不一定。所以,测定病人发烧程度的最准确方法,是使用体温表。
小小体温表在这里真得算得科学。可是,现代医学对于体温表的使用,也是经历了一个摸索过程的。从酒精温度计,发展到水银体温表之后,在临床上,又经历了“试肛(门)表”、“试口表”的渐进过程,最后,才把“试腋下表”广泛推广开来。可见,现代医学科学,是在不断试验,不断淘汰落后,不断走进先进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同无法发展的中医学,有着质的不同。
《黄帝内经》《伤寒论》《温病条辨》中叙述的热病,在没有体温表测定体温的情况下,做出的那些繁繁的描述,大都是靠不住的,至少应该打问号。不过,在没有体温表的古代,古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对伴随发烧的种种症状进行探索, “悟”出了一些“退烧”药方,也不可以武断的用现代的科学观点,过多地责怪。问题在于如今,如今,体温表几乎成为了家家都有的小器皿,家人发烧了,拎过体温表来试试体温,已成为多数家庭的常识和常规。在此种情况下,有些人还要把自己禁锢在《伤寒论》的圈子里,称颂中医中药博大精深,甚至鼓吹中医是 “国粹”,岂不是很可笑么!
中医学的“四大经典”,其理论可谓浩瀚,但如此浩瀚的理论,却始终没有告诉人们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人是恒温动物”。只是现代医学才明确地告诉我们,人的正常体温是恒定的,在36.5℃左右。现代医学还告诉我们,人的体温只要超过37℃,就是发烧了、生病了。千年中医,却始终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基本的常识。据载,中国古人很重视“四时”,说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顺四时者生,逆四时者亡”,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些很重要的说教,都在教导人们需要“顺时而动”“顺时听天”。甚至还在暗示“人的体温不能变化”,可是,它却没有把“人的体温不能变化”,斩钉截铁的肯定为“人是恒温动物”。 “恒温”一词,在这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论春夏秋冬,不论风寒署湿,人都是“恒温”的。否则,人死了,体温慢慢消失,变成与木头、石头一样的尸体,尸体不再是人,尸体会随着气温的上升而上升,随着气温的下降而下降。或者人还活着,体温升高了,超过37℃了,那就是发烧了、生了病。中医学没有 “恒温”理念,数千年以来,是铁的事实。这样的事实,使千年中医学一直在诸如“恶风”“恶寒”的狭小圈子里撞来撞去,始终没能撞出神秘的桎梏,始终在 “不可解释的”黑暗中,踽踽徘徊、纷争苦斗。
一种不知道“人是恒温动物”的医学,一种无法测定发烧“度量”的医学,对于一切风寒热病的诊疗都像“瞎大撞”,碰巧了就治好了,碰不巧就治不好,可以自愈的病慢慢好起来,就说是中医的功劳。病人死去了,那叫“治好了病,救不了命”,或者叫寿终正寝。于是,数千年的中医学,总是没有一条可以遵循的科学规律。
更有,中医对于引起热病的病原微生物,对于细菌、病毒之类,一无所知。用根本不存在的神秘经络学说,来掩盖人体的病理机理,用汗、吐、下、和等等迂腐手段企图把“寒邪”“风邪”驱逐出体外,却不懂得去直接消灭体内的致病病毒或细菌,当然就谈不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不过,陈寅恪老先贤说过的,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似乎道出了中医通过“桂枝汤”“麻黄汤”发汗降温的一点疗效。完全否认中药的疗效,尚不够公平。但是,中医中药,比起现代医学的疗效来,实在无法比拟,微不足道。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人是恒温动物。现代医学向我们提供了可以准确测量体温的体温表,使我们掌握了低烧、中度发烧、高烧等各种热病的规律。比如从先那些结核病的驰张热、布氏杆菌病的波状热、伤寒副伤寒的稽留热等等热型,都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诊断基础和治疗方向。而且,在现代的住院病历的首页上,清晰可见的体温曲线,为临床诊断提供着可靠的体温依据。这一些,理所当然的拒绝了“恶峰”“恶寒”的迂腐。小小一支体温表,决非是“恶风”“恶寒”理论所能比拟的。
所以,现在继续用“恶风”“恶寒”等中医症状和中医理论来治病的“中医中药”,都是忽悠群众的赖医。远远地闻着赖医的气味,他们就像刚刚出土的千年棺木,发散着腐朽霉烂的臭气,熏染着人们的肌肤、侵蚀着人们的灵魂。闻得久了,是会中毒的。宣传中医就是鼓励复古倒退,批评中医就会促进科学进步。我们中国人,需要从中医文化的桎梏中摆脱出来,步入科学进步的坦途。
恶风、恶寒和恒温
作者:王其学
2008、11、25、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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