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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寄语| 探索中国大学生学习的秘密

“大学生学习与发展研究”专栏寄语

特邀主持人  史静寰

  从事大学生学情研究十余年的经历使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学生学习问题不仅是一种基于生理和心理机能的生物行为,更是建构在特定文化传统和心智习惯上的社会行为。因此,研究大学生学习当然要了解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理基础,如剖析人类学习行为的生理与心理机制问题,还要研究学生学习得以产生的文化环境与土壤,认识影响其学习行为的民族文化认知和心智价值传统,这是人类社会得以繁衍和传承的不可缺少的文化基因。

  我国近年来强调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这里的“中国大地”不仅是个地理位置,更是一个社会和文化概念,是指综合中国的社会需求、文化根基和心智特性而形成的支撑学校教育体系发展和学生学习行为特质的文化基础及价值认同。那么,办在中国大地的大学,是否自然就具有中国特色?自幼在中国长大,受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影响的中国大学生,其学习方式、发展路径等是否天生反映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教育的本质特色?人们是如何概括和解释教育教学中的中国特色?基于外形表现和经验感受能否概括并合理解释中国大学教与学的本质及特色?在我们的研究中,这些问题及引起的困惑一直挥之不去。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问题愈发迫切需要我们做出解释,特别是运用理论和数据进行学理性研究。本专题的4篇文章是朝向这个方向的初步研究成果。

  这4篇文章研究的问题各自不同,研究的逻辑和方法也各有差异,但共同之处是聚焦中国大学生学习的深层问题,特别是从中国社会文化特质和中国学习者心智思维模式上揭示中国大学生的学习特点,表现出中国学者在深入研究中国大学生学习特质方面的一些研究心得和发现。为什么这里特别要强调“中国学者”这一研究身份和“中国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的定位?因为我们发现,在现代学术研究界,即使是与特定社会环境高度关联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已形成比较清晰的研究范式:学理性研究必须有规范的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与逻辑,而这些范式往往是从西方的学术园地孕育而出,经西方的学术语言打造修饰,进而在全球的学术网络传播并定型。从文章中读者可以看到,虽然作者都是中国本土培养、在中国大陆高等教育机构工作的研究者,但文中所涉及的学理性研究问题却是西方研究者首先提出,并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已有许多讨论的。本专题突出研究主体和客体的中国身份,并不是基于学术研究范畴清晰定义的概念,而是强调这些具有国际视野和学术训练,但又带有中国文化基因和社会体验的中国学者,在运用国际学术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同时,尝试建构更能揭示中国文化特色及影响的分析框架,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可以想象这样的分析自有不同于西方学者的角度与思路。希望本专题的研究能够引发对教育研究中“中国特色”的进一步探讨。

  学生沉默可能是一般人对中国大学生课堂学习状态的一种基本感觉,也是西方研究者对中国学校教育形态的特征概括。由此而引发的对中国教育特质的关注和难以将其纳入西方已有学习理论框架进行解释的困惑使西方学者发出“中国学习者悖论”(Paradox of Chinese Learner)的感叹。吕林海和张华峰等人的论文正是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中国人的青年学者,吕林海并不回避自己和自己学生的“中国学习者”身份和直观经验,而且对自己在西方大学学习时作为“犹豫说话者”的跨文化焦虑和不适进行反思。他对此的基本判断是:“沉默的中国课堂”并不是西方学者对中国课堂的刻板印象和高傲态度,更不是仅凭技术化手段能简单突破的“中国教育瓶颈”,借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事实”说法,“课堂沉默”的确是一种值得深挖和细究的中国独特“教育事实”。

  然而,如何对这种教育事实进行解释?特别是在西方学界已有众多研究的基础上,如何形成中国学界的研究贡献?这种中国独特的“教育事实”是如何形成的,其发展脉络和应对措施如何?为回答这一系列问题,作者超越自己和群体的生活经验,运用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工具及分析框架,对“中国沉默型课堂和中国沉默学习者”现象进行了独到而深入的研究。虽然,他强调其研究超越了“宽泛的文化解释路径”,同时还使用了原创的中国学生保守学习倾向量表,但在他明显的心理学研究路径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不时显现的文化解释模式的存在。在我看来,吕林海研究的重要之处不在于用心理学理论取代文化解释理论,而是他提出的“基于思维和沉默的两维度框架”。基于这一框架,他不但架构出彼此正交的4个象限,进而解析出落脚于4个象限中的4个群体,作者分别用“沉默的思维游离者”“沉默的思维参与者”“开朗的思维参与者”和“开朗的思维游离者”为其命名,而且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的教育情境中,沉默与思维很可能并不是彼此截然对抗的两极,而是深入分析中国大学生学习特征的不同维度。他将这两个维度和学习者的目标达成、学习满意等表现得分进行的回归分析发现:对于中国大学生而言,并非“沉默与开朗”,而是“思维的参与”构成了评判学生学业表现的关键标准。“在思维涌动和参与的前提下,沉默者似乎是更‘适应’学习情境、最终更有可能达至‘成功’的‘优秀’群体。”

  作者还对这些“沉默但优秀的学生”究竟是如何“长成”的问题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学生的“沉默”是伴随着年龄增加而逐渐“长成的”,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适应性或“习得性”产物。作者用研究勾勒出中国学生“沉默群体的时间变化谱系图”:伴随着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育轨迹,越来越多的开放型学习者逐步变成沉默型学习者。

  吕林海一文的独到发现是对中国学生“思维”特质的提炼,强调“思维的参与”是“决定中国学生学有所获乃至学有所成的关键因子”。而被西方学者所特别关注的课堂沉默不过是“中国文化中的内敛特征”表现,是“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征的心理特质”。中国学生的“课堂沉默”现象到底源于保守心理特质,还是内敛文化特征?由于作者强调其研究要“跳出宽泛的文化解释思路”,揭示问题背后“丰富的心理视域”,使心理学研究与文化解释理论显得有点不可兼得。其实在分析中国大学生课堂沉默问题上,这两种研究范式并不矛盾,甚至在有些问题的分析上可以相得益彰。

  张华峰等人的文章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学习者悖论”这一更有西方学术特点的问题上。在西方形式逻辑中,悖论被用来描述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比格斯等人用“悖论”来概括中国学生的学习方式与学习结果的不匹配,甚至对立现象:中国学生沉默、被动、遵从,甚至压抑的学习方式和过程表现,却取得优异的、甚至大幅领先于西方国家学生的学习成果。虽然这一概括有些夸张,但它的确反映出用西方心理学理论和教学实践中生成的关于学生主体性学习特质的概念和标准,来解释中国本土学生学习行为结果时产生的不解与困惑。要解释这一悖论,首先要探讨,中国学习者是否真的消极被动而缺少主体性学习特质,这又引出一系列前置性问题,如依据什么标准定义或评价学生的主体性学习?是谁设计和定义了这一标准?中国学习者的主体性学习表现和西方学习者一样吗?如果不一样,是评价标准的问题,还是中国学习者的问题?如果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与作用,那么中国人在学习实践中自然也具备这种特性。为什么中国学习者的主体性特点在西方研究者眼中难以显现?

  张华峰的文章正是从这些前置性问题入手,先把中国学习者的主体性作为一个哲学问题进行梳理,进而放入中国大学生的学习情景中进行分析。由于哲学上的主体性指向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借助哲学上具有普遍意义的主体性概念框架,我们可以初步形成表现大学生在高校教学情境中的主体性表现,如在处理和加工知识过程中、在激发和维持学习动力过程中、在与教师和同学交往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自主、能动和为我的学习状态。

  构建中国大学生主体性学习解释框架,是为了更好理解中国大学生主体性学习的基础性和统领性特点。这些特点主要通过社会文化的熏陶和习得,因此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思想中进行挖掘和提炼。通过综合考量,文章提炼出“学思结合”的认知策略、“内圣外王”的学习动机以及“敬师乐群”的校园人际交往,作为构成中国大学生主体性学习框架的基本要素。这一解释框架与国外概念或标准并非完全对立甚至冲突,其中既有共通之点,也有特色之处。共通之点在于:深层思考策略在西方概念和本研究中都共同指向学生的主体性学习特质;西方学界强调的学习兴趣,也已经普遍存在于中国学习者的动机结构中。特色之处在于:在西方学界被认为是比较消极的一些学习表现(如浅层认知策略、外部功利性学习动机等),在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情境中有可能被融合进学生的主体选择和多元发展,经过整合与加工,产生一些正向和积极的价值。

  文中提出的中国大学生主体性学习解释框架,主要是对已有文献进行分析和提炼得出的概念性阐释。接下来,作者将基于本研究提出的解释框架,使用更加丰富严谨的量化数据和案例研究,结合质性访谈材料,对中国大学生主体性学习特点进行深入挖掘,并对现有解释框架做进一步验证、修订和完善。

  本专题的另外两篇文章均采用了定量研究方法,运用CCSS项目的已有数据进行分析。分析的重点不是教育教学的具体问题,而是为改进测量工具、有效使用数据,提出各自有新意的设计。

  王文的研究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大学生“学习投入”概念的内涵变化后,结合中国高校情况,将“基于个体+基于互动”和“行为+认知+情感”这两组维度进行交叉结合,搭建形成新的学习投入解释框架,并利用CCSS项目2016年在全国32所本科院校采集的5.69万个有效随机样本,对新工具进行测量验证。其研究表明,在新的解释框架下所构建的大学生学习投入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

  杨立军等人的文章尝试利用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研究追踪调查(CCSS)数据,以指数化思路构建大学生发展指数CSDI(College Students’ Development Index)开展大学生发展状况评价,使大学生学习发展评价变得简单明了,实现横向可比(benchmark)纵向可追踪。文章借助“学术与社会整合”理论,用实际调查数据验证了大学生发展的二阶四维结构,模型拟合结果良好。文章呈现了利用新构建的大学生发展指数对大学生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的初步结果,如大学生整体发展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大学生个体间和各维度间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大学生发展指数呈现指数随年级增长曲线增高趋势,但在三年级存在发展缓慢甚至停止的“三年级停滞”现象等。这些发现都有进一步分析和研究的意义。

  毫无疑问,王文和杨立军的研究都还有继续完善之处,但其工作反映了中国教育研究者在推进中国大学生学情研究,特别是在调查工具开发、数据整合性分析方面所进行的有益尝试。

  当前,优先发展教育已被定位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所承担的核心使命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我们正在寻找有效的教育实践和育人路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需要密切关注世界教育发展大势和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也需要努力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和教育实践中提炼出有中国特色、可以和西方对话的教育概念,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内核及探索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的独特研究框架。我们热切期待来自更多研究者的建议、批评和合作。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8年第12期第21-22、38页

中国高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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