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淞沪战场的不利战局,一部分童子军随军“转进”,另一部分则留下来继续“服务”。杨慧敏说:
“经过四个多月的浴血保卫战,上海终于失守了。上海的人心已是颓丧不堪,大批难民涌向租界,我们童子军服务团,有的跟着军队撤走,有的随着难民进入租界,不能不在沉闷之中,振作起来,担当更艰巨的任务。我被派为难民服务队担任小队长,率领了四个男童军,两个女童军,连我一共是七个人,在公共租界苏州河畔的一个尼姑庵里,为一千多难民服务。”
此地正毗邻公共租界英国兵营,再过去,就是四行仓库。
此时已经是
当晚,一位记者要求采访谢晋元和杨瑞符,杨令机枪连长雷雄代为接见,谈了一会儿,雷进来报说:“记者说团附、营长既不能见面,要求给他写几个宇。”
杨听了,随即拿起记者采访的本子,写下:“剩一兵一卒誓为中华民族争人格。”
经多方争取,公共租界美军答允协同中方将伤员送出战场救治,杨特地嘱咐他们说:“你们出去,有人问四行仓库究竟有多少人,你们就说有八百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的人数少而更加凶横。”
杨瑞符后来回忆说:“后来轰传全世界的八百孤军的数目,就是这样来的。”
杨瑞符说:“随后外面送来的食品和报纸,络绎不绝。各方信札和新闻记者,也陆续来了。我见了这种热烈情景,读了这些报纸、信扎以后,我更加感慨流涕,自觉无以报国家。我看完以后,便传与各连,各官兵看了也更加感动了。”
此时,四行仓库的战斗成了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观——这边打得惊天动地,而旁边的高楼上,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丝毫不以为意,似乎也不怕子弹不长眼。而毗邻四行仓库的租界,则各人自扫门前雪,你打你的仗,我该干什么干什么,只要不打到我的地盘上来就行。
著名中医陈存仁说:“租界上成千上万的市民,都爬到高楼上去看双方枪弹往还,大家兴奋到整夜不睡觉,后来才知租界当局,向日军发出一个通牒,说枪战尽管枪战,但千万不可用炮轰击,因为在四行仓库附近,有一个很大的煤气鼓,这个煤气鼓贮满了煤气,要是被炮弹击中了,会使住在煤气鼓四周一英里范围内的市民,遭到死亡的危险,日军也免不了受到极大的伤害,所以日军尽管隔岸相击,而始终未敢开炮。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尽管四行仓库已经成为战场,但却并非水泄不通,反而八面透风。因此孤军的战斗,说残酷是很残酷——是战争就没有不残酷的,都要死人,却并不像“上甘岭”那般的艰苦卓绝——大批的粮食和给养,就是在这样一种奇怪的状态下,送进去的。
陈存仁回忆说:“本来全上海的市民,对闸北国军的抗战,不断地输送后援物资以及劳军的食品。但是到了死守四行仓库的一个阶段,由租界到闸北的通路已断,所有后援物资以及劳军的食品,只好堆积在河岸,一点也送不过去,眼巴巴地看着一支孤军奋勇作战,展开了震惊世界的一幕抗战史实。”
据乔家才回忆,当时,不知是谁听说谢晋元与王兆槐是铁哥们,于是大家把东西全送到王的家里。王兆槐的夫人王持平并不是特务处的人,但她非常能干,于是代替王兆槐,想办法把物资全部送往四行仓库。
送东西的,不光有王持平,还有杨慧敏和童子军的勇士们!
前面提到陈德松的回忆,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十分关键:“上海救亡团体同万国商团谈判,通过租界守军帮忙,把食品装在布袋里,用绳子抛到大楼墙脚边,我们在大楼底层打个墙洞抢运食品。”
这就是运送给养的孔道。
陈德松的回忆,说得不是十分明白,我们来看看郑侠飞的回忆。
郑侠飞,生于1900年,淞沪抗战时,郑系上海公共租界万国商团“华队”队员。
在回忆中,郑侠飞解释说:“上海公共租界万国商团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是公共租界工部局领导下的一支武装队伍,参加的人起初都是外国侨民。后来工部局设立董事会,经过华董的力争,在万国商团之下,成立中华队,由中国人组成。1932年一二八战役前后,由于事实上的需要,又成立翻译队,归华队领导。当时我在美商丽安电器公司任会计主任,该公司经理、厂长都是美国人,和其他外国籍成员先后参加万国商团骑兵队、运输队等。一二八战役时,万国商团成立翻译队,招收队员,应试资格为懂得外语、能口译笔译而有正当职业,并得到所属单位同意的职员。我就报名投考,录取后,经过六个月军事训练(包括学科及实弹射击),成为正式队员。”
郑侠飞说:“
按:西藏路桥,即陈德松回忆中提到的“新垃圾桥”,亦称为泥城桥。
在此碉堡驻守的英国兵向他介绍了几天来的情况,并特地提到:“昨天下午(指
综合陈德松、郑侠飞和英国兵的说法:
“西藏路桥北堍西侧的碉堡”即公共租界区域——“西藏路桥北堍东侧”则为华界,隔着苏州河的桥对岸,是一家“小烟纸店”,隔壁即四行仓库,谢晋元部将墙壁打通——上海救亡团体在英军的“配合”下,将物资运到“西藏路桥”西侧,系上绳子,把另一头丢到“西藏路桥”东侧,由八百孤军拉过去。
这就是四行仓库的生命线!
杨慧敏的回忆,基本上也是这样说的。“这天的夜是分外的黑,夜空更是死沉沉的,英国兵单调的皮鞋踩在柏油路面的‘叮叮’声,听来格外刺耳。我们四十个童子军迅速的将慰劳品卸下车,将串通的绳子再联起来,五步一个人,一直通到四行仓库的侧门。市商会事先已有电话通知守军,这时侧门打开了,我们将一袋袋沉重的慰劳品。慢慢的在地上拖,每个人的心情是严肃的,也是机警的,略有一丝响动,我们就卧倒在地上不动,等观察清楚,又再开始慢慢的拖。我站的位置是绳子的中间,也就是马路的中间,便于指挥两头的人,慰劳品在地上,‘沙沙’的擦着,就像擦在我的心上,这一期间,时间、空间以及意念,对我们彷佛都是静止的,每个人的脑子中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拼命用力拖麻袋,拖,拖……差不多整整化了四个小时。清早五点多光景,当最后一包慰劳品拖进了四行仓库时,我们全想大声欢呼,那种身心轻松愉快的劲儿,即使以后我这三十年颠沛流离的生涯中,也没有经历过第二次。”
当天,杨瑞符还曾回忆:“夜十二点钟了,献送国旗之女童军
此事就是令杨惠敏成名的“渡河献旗”。
在杨的回忆录中,曾绘声绘色地谈到此事的整个过程,但终因许多细节与其他回忆相去甚远,因此就不再引述了。
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22岁的年轻人,杨惠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其勇气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走上抗日战场,因此,杨慧敏一夜之间名扬四海,成为一个符号式的人物。
此后,杨惠敏更作为中国青年人的杰出代表,身穿童子军制服周游列国,受到罗斯福、希特勒、甘地等人的接见,其风头一时无二。
其时,杨慧敏当然不会想到,日后,会有一场莫名其妙的灾祸等待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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