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分波兰（First Partition of Poland 1772）
“世界史上从未有过这样无耻的条约，两个国家结盟，阻碍另一国治愈自己内部的毒瘤，进而在必要时凭借武力迫使他溃烂！只有俄国人才想得出这样的条约，只有普鲁士人才会去签署它。” ——卡尔·马克思《关于波兰问题的历史》p.20
要搞懂1772年波兰因何被三个邻居分割大片领土，我们需要了解其中的内部和外部原因。内部原因自不必说，从“洪水”开始至今一个多世纪的沉重灾难早已让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从东欧霸主衰落为俄国附庸。此时波兰是如此的衰落，甚至无力出兵抵抗，炎黄子孙应该深有同感，同样的情景在19世纪末我们也切身体会过，落后就要挨打，这是铁的规律。而笔者着重要讲的就是第一次瓜分波兰（下文简称“一瓜”）的外部原因，一瓜的最终形成是有着必然和偶然双重因素导致的，也和当时欧洲变化莫测的国际形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就像前文的“洪水”和“俄国大动乱时代”一样，我们需要全面的剖析和挖掘才能真正理解一瓜的历史意义，而不是依靠脑补传播错误的信息。瓜分波兰的三个主使分别是普鲁士王国的腓特烈二世，俄罗斯帝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莎女皇，我会详细描述这三位君主在一瓜中的所作所为和行为动机。
与很多人印象不同，主导第一次瓜分波兰以及定下瓜分并灭亡基调的并不是波兰的传统对手俄国，而是西边立国刚满70年的普鲁士王国。这里的逻辑是，尽管俄国多次挫败波兰的自强企图，并实质性削弱波兰，但叶卡捷琳娜二世至少在执政前期并没有主动瓜分波兰领土的计划，莫斯科仍然执行将波兰作为俄国附庸的政策，这一点我会在之后详谈。
腓特烈二世最早对波兰领土，尤其是对“波兰普鲁士”地区纳入普鲁士版图有过图谋是在他当国王之前，奥古斯特二世希望韦廷家族可以世袭波兰王位，愿意以此割让部分领土。当时腓特烈二世力劝其父同意，然而腓特烈一世没有第一时间答应，这件事之后不了了之，这件事说明腓特烈二世吞并波兰领土的计划很早出现并开始准备了。普鲁士与俄国在1764年就结为了同盟，前者承认后者对波兰的控制。腓特烈二世为了隐藏自己的野心，曾公开表示没有瓜波企图，这实际上是他打出的烟雾弹。
“腓特烈二世曾如是说：奥地利对这份条约（三国瓜波）一定感到恐慌，而且我相信在维也纳，人民认为我们已经决定瓜分波兰了，然而，你将看到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 ——《东方难题》p.19
而腓特烈二世的真正目的在四年之后他写给继承人的政治夙愿中昭然若揭。
“俄国似乎是普鲁士实现这个目标（瓜波）的最大障碍，我们或许最好通过协商而非武力的形式逐步获得这个省（波兰普鲁士）。当俄国需要我们的帮助时，我们就可能获得我们想要的了。” ——《瓜分波兰》p.41
1772年的腓特烈二世已经60岁，他亲自执行了第一次瓜波的计划
在之后的战争中，腓特烈二世没有轻率的率军支援俄国，而是向俄国输送物资援助。他犹如蛰伏已久的猛虎，冷静的观察国际局势，耐心的等待机会来临。机会终于来临，那就是1768年波兰巴尔党爱国者起义战争。叶卡捷琳娜二世作为波兰宗主国名正言顺的出兵派兵镇压，俄军占领了波兰东部及华沙的大片领土。
以此为契机，腓特烈二世立刻以俄国盟友的身份派兵占领几乎无人设防的波兰西部边境，奥地利有样学样，以支持巴尔党的幌子出兵占领波兰南部边境，就连匈牙利都占领了一块争议地区。1770年的瘟疫对波兰无疑是雪上加霜，不仅又削弱了波兰的力量，三国马上以此为理由大做文章，以维持防疫封锁线为由继续派兵向波兰纵深推进。刀架在猎物的脖子上，只差最后一步——理由，这是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仅存的一丝带有文明性质的形式主义，或是遮羞布。
这个借口就是索赔，1769年初，普鲁士的外交官频繁出入维也纳和彼得堡宫廷，向两国君主递交腓特烈二世拟定的“赔偿计划”——将部分波兰领土分别划分三国，作为普鲁士支援俄国的补偿、奥地利帮助俄国对抗土耳其的补偿以及俄国在巴尔战争的赔偿。奥地利与普鲁士并非是盟友关系，腓特烈二世邀请奥地利参加的原因是避免普鲁士独自承担波兰人的仇恨。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态度是犹豫的，她当然想扩张俄国版图，但却不想与他国分享波兰这块肥肉，另一方面，叶卡捷琳娜二世担心未来俄国陷入对土战争会削弱对波兰的控制。双方特使就波兰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谈判，格但斯克的归属成了讨论的焦点，腓特烈二世对这座波兰古老的贸易重镇垂涎已久，然而俄国女皇在英国人的怂恿下不愿让普鲁士独吞这块肥肉。腓特烈二世不愧为最精明的政治家，为了不使瓜分陷入僵局，他主动让步放弃了格但斯克。同时极力渲染法国有可能干涉这次行动，成功磨软了女沙皇的耳根子，1772年2月17日，普俄代表秘密签署瓜波条约，准备于当年6月正式瓜分波兰。
普鲁士特使在维也纳宫廷吃了闭门羹，特蕾莎对这个密谋非常反感，她与腓特烈二世这种极端务实的人相比，更愿意用较高的道德观念约束自己，这是某种老派的贵族观念。特蕾莎在给考尼茨公爵的信件中如此表达：
“我不明白，政治秩序竟然允许两个强大的国家使用各自的优势，压迫一个无辜的国家；而第三方为了未雨绸缪，寻求当前的利益，竟然去效仿、追随。（这里指的是维也纳宫廷里支持瓜分的人）一国君主为了满足一己私欲，毫无顾忌。一国君主只有在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并顾全大局时，他的国家的信誉和地位才不会遭到质疑。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将怎样评价这场交易？即便是被当做弱者，也比被看作不诚实的人强！让我们努力减少其他国家瓜分波兰的借口，而不是加入到如此不公的瓜分行列！” ——《瓜分波兰》p.48
此时神罗的统治者并非是特蕾莎女皇独自担当，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早已成年，并已经成为王储，与母亲共治匈牙利。年轻的约瑟夫二世具有显而易见的野心，他很难接受母亲因为高尚的道德情操而拒绝这块到嘴的肥肉。腓特烈二世察觉到这点，并在1669和1770年的会见中努力说服约瑟夫二世，进一步激发他的领土野心。考尼茨公爵原本也是瓜波的反对者，但他希望在新君临朝后对他有个好印象，逐渐变成了瓜波的支持者。两人一同面见特蕾莎，陈述瓜波已经不可避免，与其坐看两个潜在敌国壮大，不如也分一杯羹壮大奥地利的力量，这些言论既是尝试说服，也是阐述客观事实。最终奥地利女皇政治家的一面战胜了道德观念，她不得不默认。1772年2月19日，奥地利加入条约成为第三个瓜波国。
又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1772年四月，三方代表终于达成各自分割波兰领土的共识。普鲁士王国吞并了大部分皇家普鲁士约3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60万人口，实现了东普鲁士和勃兰登堡地区的合并，还吞并了除格但斯克和拖伦的大波兰省北部地区。事实证明，普鲁士是第一次瓜分的最大受益国，腓特烈二世获得波美拉尼亚滨海领土，大大增强了贸易实力，同时针对波兰收取高额关税，将绑在波兰脖子上的绞绳又勒紧了三分。
奥地利获得83,000平方公里土地和265万人口，吞并整个加利西亚、波多利亚外加一部分小波兰省，将波兰的南部边境推到了克拉科夫。俄国获得波洛茨克、维特斯克、姆斯季斯拉夫一带约92,000平方公里土地和130万人口。军事占领之后，三国需要从法理上获得这些土地的合法统治权，这无疑需要波兰的表态，确切的说是波兰国会瑟姆，更确切地说是在上百年时间里，被三国渗透，威胁，贿赂，控制的无孔不入的傀儡瑟姆。
《波兰史》作者耶日·卢科瓦斯基以后世冷静的史学家的视角生动地描述道：“大多数波兰人对此表示震惊——因为瓜分的传言在数年间屡屡不断出现；波兰自己的国王也曾经警告过他们可能遭受的厄运。上帝已经给他们提供了如此长期的保护，但欧洲的平衡最终还是要按其常规发展。”
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在这次瓜分中约损失四分之一国土面积和三分之一人口。
徒劳地抵抗——瓜分瑟姆（Partition Sejm）
1772年9月22日，三国向欧洲公开了瓜分波兰的条约，随后，一份走过场式的辩解声明被公开。三国宫廷异口同声地宣布，所瓜分的波兰领土原归他们的祖先所有，他们自知该声明的荒谬性，因为有些土地从雅盖隆甚至皮雅斯特时代就是波兰固有领土。彼得堡宫廷又发表声明称：“这是俄国维护边界和平的保证，一旦和平目标实现，这片领土就还给波兰。”讽刺的是，俄国就是破坏和平的始作俑者。
三国大使以近似于命令的口吻要求瑟姆议长和波尼亚托夫斯基同意召开瑟姆合法通过瓜分条约，国王曾在瓜分时在欧洲奔走相告，天真地祈求各国能对波兰的境遇伸出援手，但没有任何效果。只有卢梭，艾德蒙·伯克等少数人愿意公开声援波兰，但这于事无补。三国军队很快进驻华沙，武力逼迫国王和瑟姆快速召开议会，后者只得召开全国议会讨论瓜分事宜，史称瓜分瑟姆。
1773年4月19日召开的瑟姆是有史以来效率最低的一次，各地瑟姆奇拒绝派遣代表参加，立陶宛几乎不派一个人参加。最后只有不到正常人数的一半议员来到华沙参加会议，许多人不愿承担卖国贼的骂名，尽管他们才是波兰衰亡的罪魁祸首。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将波兰推向瓜分的自由否决权最终没有出现在瓜分波兰的会议中。这次瑟姆为了防止有人使用自由否决权否决瓜分波兰的议题，直接以瑟姆联盟的形式召开，只要大部分人投票通过就可以了。
瓜分波兰的传言飘荡在这个千疮百孔国家的上空已有几十年，议员和施拉赫塔已经习惯了外国人的阿谀奉承和金钱贿赂，无数次救亡图存的议案和改革被他们亲手扼杀，无数次以高贵传统为遮羞布的一票否决权将这个庞大的国家坚决地推向深渊。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一次贿赂，一次无作为的会议不算什么，波兰已经顽强地存在了几百年，自己不过就是在这庞然之躯上割掉一小块肉而已。
最终，当瓜分波兰的文件放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终于才意识到自己谋杀了祖国，也就是在不可挽回的局面下，这些把“黄金自由”挂在嘴边的议员，施拉赫塔和大贵族终于爆发出消失上百年的，属于真正波兰人的炽烈爱国情操。议员们纷纷拒绝投票，三国大使马上以毁灭华沙、处决、没收财产或彻底瓜分波兰威胁他们，许多坚决抵抗的议员被流放至西伯利亚。然而这种爱国热情，普鲁士人在90年前就已出现，俄国人更是在大动乱时代就被激发，这样的爱国热情来的终究是太晚了！
来自新格鲁多克瑟姆奇代表的副手塔德乌什·雷耶坦（Tadeusz Rejtan）是一位典型的瓜分抗议者，他的经历也是当时许多普通施拉赫塔的缩影。雷耶坦早年接受启蒙教育，后来加入巴尔党与俄国人作战。战争结束后波兰面临瓜分，新格鲁多克瑟姆奇给他的任务是不惜代价保护国家不被瓜分。4月19日，雷耶坦与其他几位议员质疑瑟姆联盟召开的合法性，并成功推迟了立法程序。但第二天，全副武装的俄国士兵便公然闯进议会厅，对所有议员施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胁，雷耶坦设法又拖过了一天。
到4月21日，在三国特使的威逼利诱下，大部分议员都无奈的签字，国王也被迫接受瓜分条款。大部分议员在会议室结束最后的讨论后正准备离开，按照规定，一旦议员离开这个房间，他们讨论的法案即宣告通过。
只见他快步走到门口，高呼为了上帝和国家，猛然卧倒在门口，用身体阻挡大门，尔后解开衣衫露出胸膛，以一种闹剧般的方式进行最后的徒劳抵抗，直到被议员和俄国士兵架走。后来他在议事厅又坚持了36小时以拖延瓜分法案的通过，雷耶坦毫无疑问是螳臂当车，但在他身上，沉寂已久的爱国感情正重新点燃在许多人身上。雷耶坦落寞的回到立陶宛，在精神失常的压力下于在1780年8月8日自杀。
议员们想尽办法从法律层面拖延时间，至1773年8月5日，在无可挽回的局面下，瑟姆批准了瓜分条约。斯坦尼斯瓦夫二世曾幻想以割裂领土为代价，让三国同意他在波兰施行提高王权的改革，或是废除自由否决权，这样单纯甚至天真的想法在丛林法则的世界里显得何其幼稚。三国同时宣布为了保护和平的国际状态，要在波兰深入贯彻古老的选王制度，自由否决权和贵族黄金自由等特权。
雷耶坦充满戏剧性的感人场面被定格在油画中，成为后世众多波兰爱国主义的元素之一
如果说在灾难性的第一次瓜分中波兰得到了什么，常设理事会（Permanent Council）就是其中之一。她于1775年在瓜分瑟姆和国王的努力下正式创立，常设理事会简单来说就是独立于瑟姆之外的政府核心机构，它不受瑟姆影响，更不被自由否决权破坏，由精英政治家组成，该理事会让波兰在极度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中承担运行最基本的政治管理职责。
奥地利和俄国容许并参与到理事会的构建中，他们认为该机构可以进一步削弱国王权力。但实际上恰恰相反，理事会在18世纪末波兰最虚弱的时光里承担起治理国家的重担，削弱了无政府状态，减少了大贵族的政治影响力，侧面加强了君主权力。理事会在外国势力的默许下尝试一点点的恢复国家军事力量，民间基本秩序，税收和其他机能。
1773年10月14日，由国王和瑟姆共同创立的国民教育委员会（Commission of National Education），是波兰第一个中央教育机构，也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正规国家教育部，是18世纪末波兰启蒙运动的重大成果之一。国民教育委员会诞生的契机是耶稣学会的关闭，在此之前，耶稣学会是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基础教育机构。1773年，教皇关闭了与启蒙主义思想背道而驰的耶稣学会，瓜分议会的议员察觉到这个机会，在讨论瓜分波兰的议会中据理力争，争取到了利用耶稣学会遗产继续在波兰推行启蒙教育的机会。
国民教育委员会得到了家族党和斯坦尼斯瓦夫二世的鼎力支持，这使得他们在政治上具有相当的独立地位，在管理自身事务上拥有绝对权力。该委员会的策划人雨果·柯翁泰（Hugo Stumberg Kołłątaj）是波兰晚期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和许多那时接受了先锋启蒙主义思想的人都是后世五·三宪法的主要推动者。波兰历史中上一个文治兴旺的时代还是雅盖隆时代的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启蒙运动所取得的成果更为璀璨夺目。
国民教育委员会成立伊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教材，当时全欧洲的教育语言为拉丁语，波兰也不例外。而原始的波兰语缺乏许多高级词汇，这成了编写波兰语教材的最大障碍。1775年，以政治家、作家罗曼·伊格纳西·波托茨基伯爵（ Roman Ignacy Potocki）为首成立了基础图书协会（Society for Elementary Books）。该协会旨在编写全新的波兰语教材，并在语言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努力下创造了许多专业性的波兰语单词，主要是化学、物理、数学和语法等单词。
委员会直接管理雅盖隆大学与维尔纽斯大学的教育事务，雨果·柯翁泰后来还参与对雅盖隆大学的改革。除了两所波兰顶级学府以外，委员会还管辖74所中学和1600个教区学校。委员会制定了针对波兰的农民、市民、施拉赫塔等不同阶级的儿童设立相应的教育计划。
“新的教育改革和对文化的慷慨赞助最终能产生更成熟且具有责任感的公民，国王对此抱着一线希望。在他当政时期的确出现了一个文化全盛期，这是一代人长期努力的结果；他们中有许多人是牧师，还有许多是仰慕波兰纯粹的自由意志之名而来的外国移民，他们来重建其语言和文学世界在文艺复兴时的辉煌。” ——《波兰史》p.121
在瓜分的阴霾中，轰轰烈烈的教育和启蒙运动正在国耻的感召下蓬勃发展。从华沙到维尔诺，从克拉科夫到格但斯克，年轻的学生们齐聚一堂，许多那时最先锋的思想被人们提出和热议。康纳斯基的门徒奔走相告，与国民教育委员会关系紧密，他们试图对保守的贵族进行再教育，让他们接受废除农奴制、振兴军事、政治和经济，建立一个新的强大共和国的目标。大多数贵族已经出现了爱国、救国的思想，但都很保守，年轻人的改革似乎过于激进，尽管如此，贵族们还是渐渐被新式思想所熏陶和感染。国民教育委员会用了十多年才取得初步成功，这是波兰国家复兴的一小步，却是波兰文明飞速成长的一大步。波兰民族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剧烈阵痛，终于焕发出沉寂已久的活力与希望。
第一次瓜分波兰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在本文的最后可以简单讲一下那个时代的欧洲人对瓜分波兰的看法，笔者的看法在波兰灭亡的总结篇再做论述。那时许多德国史学家对瓜分波兰的看法可以归结为波兰政府自身的软弱无力和上帝惩罚波兰人，许多人试图为普鲁士瓜分波兰领土的行为寻找借口。德国史学家的说法至少一半是符合事实的，即波兰共和国的衰落并非是因为三国干涉瓜分，而是波兰衰落在先，才引得三国瓜分。
如果要寻找瓜分波兰的首要负责人，毫无疑问就是波兰人自己，确切的说是波兰国内的贵族巨头。正是他们为一己私利，无数次的挫败有识之士和国王的各种改革努力，在事态无法挽回之前无数次扼杀了波兰复兴的希望。所以当大贵族把波兰折腾的奄奄一息时，就自然有人会去补刀。我必须重申，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作用是加速波兰衰弱，而第一次瓜分的主导者，倡议者和策划者，当属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
在整场瓜分行动中，腓特烈二世所表现出的政治手段堪称一流，其眼光长远，深知削弱波兰最符合普鲁士利益，并为此安排下可行缜密的计划。他表现出的隐忍，欺诈，圆滑，在机会浮现时的果决与狠辣令人称道，不愧是卓越权谋家的典范。除了对瓜分波兰表示肯定的人，也有诸如卢梭等波兰同情者仗义执言。卢梭甚至专门撰写了《论波兰的治国之道及波兰政府的改革方略》一书，这是他与1771年写给巴尔党的韦洛尔斯基伯爵的回信，卢梭结合波兰国情与自己《社会契约论》的理论侃侃而谈，就波兰存在的问题作出了针对性意见，尽管此书没有挽救波兰的命运，但也为波兰启蒙和改革运动贡献了绵薄之力。
“要说瓜分波兰动摇了政治秩序，践踏了公德，弱化了欧洲的公共法律，这一点决不夸张。它是强权串谋，合力掠夺弱国的例子。这种行径比窃贼、强盗好不到哪里去，更与荣耀、诚实或者仅有的体面无关。” ——《英格兰史》p.217
笔者对这句话不以为意，因为弱肉强食是铁的法则，不以道德观念，文明差别而转移，欧洲文明更是这种法则的最好明证。我们不应站在强者的立场上贬损弱者，因为我们也曾备受欺凌。我们也不应站在弱者的立场上谴责强者，因为我们深知落后就要挨打，没人会可怜你。如果要说我个人最推崇的史观，当属《波兰史》作者耶日·卢科瓦斯基的评价：“上帝已经给他们提供了如此长期的保护，但欧洲的平衡最终还是要按其常规发展。”
所以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瓜分波兰就是欧洲历史规律的正常发展，这无关道德、无关信仰，无关意识形态，只关乎逻辑。而正是千千万万个寻常逻辑组成的历史，构成了辉煌璀璨的人类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