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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日记——瑞典:诺奖前夕会埃老
■ 决定谁是诺奖获得者的选票就投在这不起眼的小罐子中
■ 笔者(右一)和连续十七届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埃斯普马克(中)、翻译家万之在瑞典学院门口的合影
■ 这是评选和投票的会议室,18位院士都有自己固定的坐席,埃老告诉我这是他的座位

邵敏 文/摄

  编者按>>>

  邵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纪文睿”总经理,全世界首位获得来自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机构颁发的银质奖章的资深出版人,在今年诺奖文学奖颁发前夕,身处实地,对评奖规则、人员的采访与心得,精彩有趣,予人启迪,我们特刊登这组日记的节选。

  ● 2015年9月23日 雨

  北欧之行的第一站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即使透过云雾,仍可见这座城市被森林和田野簇拥着,几乎没有高楼,怪不得有北欧是欧洲的乡村之说。我们当晚宿瑞典作协招待所,作协大楼有四层,土黄色,带有花园,招待所在作协大楼的三楼,只有五个房间,带公共卫生、浴室和厨房,让人想起上个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建国西路上招待所的格局,方便,温馨,有居家的感觉。当晚晚餐和迈平、安娜夫妇在厨房自己煎锅贴。

  迈平笔名万之,目前翻译的瑞典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丁松的长诗《阿尼阿拉号》和瑞典学院主席埃斯普马克的系列小说《失忆的年代》,都在我们这里出版,他得过瑞典学院授予的翻译奖,为了扩大中国文学的输出,去年他还成立了一家出版社“万之书屋”,专门翻译介绍中国当代优秀作家作品,目前已经用瑞典文出版了贾平凹的《高兴》、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和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等四本书,这次在哥德堡书展上也有展台销售。而他的妻子安娜对中国人来说已经不再陌生,莫言获奖的瑞典文作品全部出自她手,她还翻译了包括余华、贾平凹、苏童、阎连科、刘震云等一线作家的二十多本作品,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作协楼坐落在王后街的一个路口上,相对于整条步行街并不起眼。王后街东头紧挨着教堂,当年发现楼兰的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就安葬在教堂旁,王后街两边都是酒吧餐厅。作协发起图书馆按照书的借阅率即每借阅一次得向作者和译者支付半个瑞郎也就是五角钱的提议,然后由作协与作译者对半分。作协的收入又可以资助作家出版和交流。安娜去年就收到一张一万多克朗的支票,说明她翻译的中国作家的书一年中被借阅了将近四五万次,这对只有九百万人口的瑞典和不到一百万人口的斯德哥尔摩市来说,其借阅率该令中国作家羡慕还是惭愧?这也许可作为瑞典图书馆的普及和国民对阅读的重视,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如何从每一个细节做起的一个具体案例吧。

  ● 2015年9月25日 多云

  第二站是哥德堡,这个城市所办的北欧最大的书展今天开幕。上午观展,中午埃斯普马克请客,这位曾经连续十七届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老人,虽然已经八十五岁的高龄,依然精神矍铄,一米八的身高显得挺拔,并且谈笑风生。

  正是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的最后关头,埃老是昨天刚刚开完第二轮会议今天上午才来到哥德堡的,他在下午有演讲,因此只有中午有空。于是聚餐的话题自然离不开今年的诺奖。

  按照瑞典学院规则,最终入选名单将经五人小组遴选后递交全体院士讨论,一般需要经过四轮充分酝酿沟通后才能在最后两名候选人中投票选出最后获奖人。目前已经完成两轮,埃老说,如果顺利,10月8日就将宣布,如果意见分歧大,那就需要推迟一周,到15日才能宣布。埃老这话是一般性介绍,还是内含什么潜台词?会不会意味着今年院士的意见并不集中,热门的候选人旗鼓相当?

  继续交流,我的问题照例是源源不断,先问四轮讨论的程序是院士们只充分交换意见呢?还是也有预投之类的票数统计?埃老说整个评奖只有两次投票,一次是内部正式无记名票选,投出获奖者,这一般在公布前一周,以便学院有时间准备一些具体事务。而公布日那天又会当众公投一次,但那只是一次类似于表演性质的程序了。

  哦?可是我知道,每年的诺奖预测在欧洲可是设赌局的,记得莫言那年获奖可是村上盘口占优。如果获奖结果真的提前一周已经定案,那就完全靠院士们的道德自律了。哪怕风声透露一丝一毫,还不是贪腐和丑闻的摇篮?可是几十年下来,赌局的赔率似乎与结果从来没有什么相关性。其中蕴含的操守值得赞叹。

  可是我的问题接踵而至,既然是无记名投票,既然是提前知晓结果,那么就存在着一种可能,倘若票选结果非常接近,比如相差两票(18院士10对8),事实上多年来只有17个院士投票,其中一个院士一直拒绝出席(这是另外一个故事),甚至一段时间有三个院士缺席,也就意味着最小票距只有一票。那么理论上就存在一种可能,公开表演那次投票时只要某个评委改变了主意而改投另外一个候选人,就能够逆转结果。那么,如果出现这一情况,究竟该以哪一次为准?是媒体和民众眼前的这次?还是一周前投票的结果?哪个具有法律效率?从程序来说,既然是投票,哪怕是表演性质的,也得承认是后一次结果吧?埃老对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准备,难道有人可以短期内改变自己一直坚持的结论?他思考了一下这样回复我:你的问题逻辑上成立,但是事实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天啊,我的思维为什么总是可以看到任何规则中的漏洞,但生活中我们却往往或放任自流又自得其乐,或在拼命围堵过程中不断滋生新的漏洞而不胜其烦最终导致藩篱崩溃。而西人却靠看似愚钝的信仰和诚信反而填补了人的缺陷。所以说,法和规则总是无法穷尽漏洞的,那是人的智慧,而制度的执行一定要有超越人的认知之上的信念才能完恰和自足。

  再说说那个一直缺席的院士,名叫夏诗汀·艾克曼。分歧源于1989年英国作家拉什迪被霍梅尼的追杀。当年这个女院士提议瑞典学院要发表申明抗议而对作家自由创作进行声援,但是学院最后讨论结果还是放弃卷入政治事件保持中立原则,艾克曼院士认为这是对真理的放弃和价值立场的丧失,于是选择愤然退出学院,从此每年票选就都少她一票,由于院士是终身制的,所以这一缺席的现状至今一直保持着。这个故事的涵义也颇耐人寻味。既彰显了一个作家知识分子对价值的坚守,又可见瑞典学院即使到了某种触犯他们每个人自己个人价值观的底线依然对学院中立原则的坚守。虽然方向不同,但都是坚守,一样让人动容。

  ● 2015年10月6日 多云

  经历挪威、丹麦的阳光、森林和海湾回到斯德哥尔摩已是十天之后。又是一个明媚的日子,昨天诺贝尔医学奖的名单上有了中国人的名字,手机上一时屠呦呦和青蒿素的消息不绝于眼。距离诺贝尔文学奖颁布日还有两天,瑞典学院处于忙碌的布置会场和获奖者资料翻译准备阶段,使得本来就不接待参观者的学院变得更加神秘莫测起来,昨晚,学院传来消息说为了保证不外泄秘密不接待任何人。如此,原先约好了今天去的参观活动会不会就此取消?万之电话埃老后传来消息说:一切照常。这位老头德高望重在学院面子实在大,又非常重诺,为了兑现两周前与我在哥德堡的约定,在这个节骨眼上亲自赶去学院打理并且让负责行政的办公室主任接待了我们。

  瑞典学院位于斯德哥尔摩南部老城的王宫对面,大教堂边上,一幢灰黄相间的三层楼房不卑不亢地居于王权和神权之间,体现了文学在这个国度的地位。

  我们进入时,是当地时间上午11点。演讲厅在三楼,电梯很小,只能容纳两个人,我索性沿楼梯而上,除二楼一间房间内有人埋头工作外,一切都非常安静。演讲厅内部分椅子已被撤去,无规则地堆放着一些装饰材料,工人们正在为8日的文学奖新闻发布会搭台。古典雕花鎏金的长方形演讲厅两端都有一扇小门,一端通向会议室,那里是院士评选投票决定每年文学奖得主的地方;另外正在搭台的一头则是常务秘书的办公室,8日她将从这扇门里走出来向世界宣布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字。这是每年都要举行的仪式,但今年有趣的一景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宣布者将是个女性,因为目前常务秘书换了个女院士。埃老说到这里的神情有些神秘,常务秘书为女性就算是新闻了?还是获奖者与宣布者同时都是女性才是新闻?我一方面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地猜度着,另一方面又不免好笑自己是不是也太多疑了一些?

  “现在这般凌乱的模样很少有人能够看见啊。”面对着颇有些像工地的房间,埃老打趣道。“莫言获奖那年的演讲和答记者问就是在这里举行的。我们向莫言保证采访不回答政治问题只回答文学问题,但最后莫言苦笑道:记者九个问题最后都是政治问题。”埃老的揭秘似乎让我看到当年莫言自嘲中的自信。

  笑过,我们进入会议室。会议室也是金色基调,一张长型桌子四周围着一圈18张湖蓝色座椅,18位院士每人一席,这是他们每星期四一次例行开会讨论的地方。中间放着三个物件,靠近桌首的是个插鹅毛笔的铜盅和一个铃铛,中间是一个笔筒,远端则是个金属投票箱,院士们将自己选择的作家名字投入这个小罐子,所谓的每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名单就产生于此。没想到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投票的器具如此简单,我们社区选居委会主任还预备了一个披红描金的大箱子呢。  

  “那么院士投票是写在哪里的呢?有特制印好的选票吗?”我问办公室主任,他摊了摊手,从房间的一个侧门口拿出一叠便笺纸告诉我,这就是院士们书写姓名的“选票”。如此被举世关注并且奖金额最高的文学奖项的投票居然是“这样炼成的”。其实仔细想想也是,所谓文学奖不也可以看作一群特殊喜爱读书人的沙龙?每年的评选结果就是他们交流的产物?只不过传统的悠久和有些获奖者的成就赋予了他们特殊的意义了。

  说话行走间,边上有间房间不让进了,埃老说那里有着即将公布的秘密。远远望去,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埋头工作。文学奖事实上此刻已经评出,工作人员在用得主所在国的语言进行资料准备。这项工作需要签订保密协议,全部通讯设备需要上缴。要保证得奖的信息在8日再次表演式投票前一直处于秘密状态。

  我还是抓紧机会向埃老问了我的疑惑:我在哥德堡那晚上网核对资料时获悉1961年曾经最后宣布得奖名单与原先投票结果不一致,结果一个丹麦作家煮熟的鸭子却飞了。如果这故事属实,那么那天午饭时埃老的回答就是错的。我斟酌了一下还是决定为难老人一下。“那是因为北欧的作家在那些年获奖过于集中,所以我们经过讨论后决定改换一下,那一年诺奖给了一位意大利诗人。那可不属于某一位院士的改变。还有,那是在1959年。”哦,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而且,老人的记忆还那么清楚,可以一下子报给我准确的年份。怪不得,每次要走长路我礼节性搀扶他时,他总是先说谢谢,然后笑眯眯地拒绝道:“我自己走,我只有八十五岁。”只有?他说的是“只有”。面对这个词,我半晌喘不过气来。真是一个可爱的老头!  

  走出瑞典学院,我和这可爱的老头还有陪同的万之在阳光下合影。两天后谁获奖真那么重要吗?可爱的人任何时候都是不嫌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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