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卫计委官员去年曾公开透露，或剥离社区医疗机构的药房，交由社会药房托管；但在行业苦等下文的过程中，又发布通知称扩大基层卫生机构的用药范围。左手限制，右手鼓励，实在搞不清楚具体的方向，不过，映射在实践中，却是社区医疗机构用药范围的真实扩大，相应地，药品重合度提高的社会药房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压力。
作为国家政策的风向标，北京的动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顶层设计的思路。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管理工作的意见》出台前后，贯穿公立医院改革的主体思路均是“医药分业”，对如此画蛇添足的政策，唯一相对合理的解释是，社区医疗机构不属于公立医院范畴，更严格地说是不属于“被改革”范围内的公立医疗机构。其实，自相矛盾的政策所彰显的正是国家扶持社区医疗机构的态度。
不得不说，社区卫生机构的“社会地位”近两年显著提高。除了上述政策层面的庇佑外，还有来自“第三方”的助力，这些外部力量的注入使得社区卫生机构的经营状况已经或即将发生明显改观，相反，处于竞争相对方位置的社会药房的境遇则雪上加霜，正处于“温水煮青蛙”般的无力挣扎中。
“医联体”效应凸显
在公立医院改革过程中，新生的“医联体”模式正在逐渐由局部试点转向全面推广。北京于2012年底开始在朝阳区和海淀区进行试点，2016年的建设目标则是“全覆盖”；而全国其他省份也大都以北京模式为蓝本，或“抄袭”或借鉴，“医联体”建设正在向全国运动升级中。
“医联体”的形式，是在一个区域内，由一家大型三级医院为核心医院，跨部门、跨隶属关系，联合多家三级、二级医院和社区医疗机构作为合作医院，通过签约，组建成一个“小手拉大手”的联合体。设计的初衷是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实现患者在大小医院间的分流，当然，在配套设施仍不十分健全的今天，这样的结果还未呈现，但“医联体”对体系内社区卫生机构的拉动作用已经崭露。
处于体系内的社区医疗机构可以享受：
（1）双向转诊——作为“首诊”单位，社区医疗机构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挂号”的职能，“找专家看病”的前置程序使患者“被”聚集到社区；作为“接诊”单位，在更大程度上是承担了上级医院的“简易门诊”有职能（目前部分医院已经取消简易门诊）。
（2）政策优惠——同一体系内，医院等级越高，医保报销比例越低；反之亦然。以广州为例，按照去年医保新政，社区医疗机构医保报销比例高达80%，而上级医院则速降至55%和45%，但经过社区“首诊”机制，上级医院的医保报销比例可提高10%，一推一拉，患者的流向自然明显。
（3）上级医院会定期或不定期向社区医疗机构派遣医疗专家，这也能够迅速提升社区医疗机构的“人气”。
事实上，从“医联体”的设计原旨和执行效果看，力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只是外部因素影响使力出现实际损耗。“医联体”增加了社区医疗机构的客流量，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尽管社区医疗机构和社会药房间的客流变化并不是严格的“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从这一点来看，在“医药不分”的语境下，“医联体”实际上是刺痛了社会药房。
社会力量崭露头角
还有一种“第三方”叫做社会力量，它包括的内涵一是资本输出，一是管理输出。
提及资本输出，其实很容易联想到热门的“社会资本办医”，反向理解即社区医疗机构吸纳社会资本，既包括资金，又包括“实物”。尽管大范围的社会资本注入仍面临政策及市场的重重壁障，但局部的、碎片化的穿透行为已经初出茅庐。
以北京市新政为例，规定“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非公基层医疗机构参与社区卫生服务”，简言之，就是通过合约的方式把社区医疗机构承担的部分职能交给“非公”医疗机构，政府按照市场标准支付服务费用。
实际上，这种方式是以最小的代价把“非公”医疗机构纳入现有的公立医疗体系中，变相实现对社会资本的利用。这种运作机制对当事双方均有裨益，用官方语言叫做“物尽其用”；不过，对社会药房来讲，这无异于增加了社区医疗机构的基数，扩大了竞争对手的“实力”。
管理输出的实现路径通常包括承包和托管，二者在实践中均比较常见，这种方式可以突破社区医疗机构相对呆板的管理机制，为其注入全新的经营活力，提升其自身的“硬实力”。
比如，地处北京的某社区医疗机构，由华润负责提供管理支持和技术支持，现正开展慢病管理中心建设，该中心始于医疗，终于药品，形成“医+药”的闭环，与社会药房的慢病管理中心形成竞合，但凭借诸多方面的优势，已对商圈内社会药房构成严重威胁，一是客流量的短期效应，二是消费习惯的长期迁徙。
对社会药房来讲，社会力量向社区医疗机构的涌入，使得竞争的压力陡增。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旦同样具有市场化思维的“外脑”提升了社区医疗机构的经营水平，缺乏政策红利的社会药房必将陷入进退维艰的处境。而显然，这种曾经理论中的可能正逐渐演变为现实。
来源：中国药店 作者：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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