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历史街区——新立城（老街）街区

1

街区由来

　　长春最早历史街区的出现和长春厅的设置息息相关。

　　1800年7月8日，清政府批准柳条边外伊通河畔的蒙古郭尔罗斯王公设立“长春厅”，设理事通判和巡检各一名，归吉林将军管辖。1997年10月，在长春城市起源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达成共识，把设置长春厅的1800年作为长春的城市纪元，这是具有极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意义。

　　长春厅是在蒙古郭尔罗斯王公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因此属于“借地设治”。长春厅的理事通判和巡检只能管理普通老百姓的一些事务，长春厅的首任理事通判叫六雅图，蒙古族人;巡检叫潘玉振，汉族人。而当地的蒙古族牧民和外来的八旗人都不归其管辖。

　　长春厅初设时，人口近万人，管辖范围东到今天九台市境内的沐石河镇，西到今天的大屯镇附近，南到新立城水库，北到农安县境内。厅下又设怀惠、沐德、抚安、恒裕四乡，后又增设农安乡。这么大的范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长春历史第一块街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长春历史第一块街区应该位于长春厅最早的治所新立城一带。

2

长春的“柳边封禁”

　　追根溯源，长春历史上的第一块街区则要从清初实行的“柳边封禁”政策讲起。早在清统治者入关前，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蒙古族人就已归附于它。清统治者非常高明地与蒙古贵族结成战略同盟，共同对明军作战，形成了“满蒙一体”的特殊关系。为了巩固这一关系，双方王公长期联姻，清朝多位皇后、贵妃来自科尔沁草原，雍正皇帝的母亲德妃就是科尔沁的蒙古族人。除了联姻，就是赠土封王。清王朝规定，蒙古王公的游牧地只准世代承袭，不准转让和招垦。除了施以恩惠、拉拢盟友外，清廷还有更深一层考虑，那就是让蒙古族人为自己看家护院。

　　清统治者入关后，很长一个时期仍有一种危机感，康熙、雍正常以朱元璋灭元时说过的“胡人无百年运”的话，警告宗室和满族大臣。这固然是鞭策自己要励精图治，坐稳江山，也是在留后路，一旦在中原待不下去，还可退居白山黑水。

　　为此，清朝统治者把东辽河流域和今吉林省的部分地区看成他们的“龙兴重地”，严禁其他民族人，尤其是汉族人入内，以防损害“龙脉”。这是为了巩固其后方根据地，独占东北的人参、貂皮、珍珠、鹿茸等特产，也是为了防止满族汉化，保持满族原有骑马射猎的尚武风习，以维持其军事统治力量。最能体现这一政策的措施就是修筑“柳条边墙”，实行区域封禁政策。

　　柳条边墙，简称柳边，或称柳条边、条子边，就是在高三尺、宽三尺的土（或砖）台上，每隔五尺插三株柳条，每株之间再用绳捆结后横连柳枝，形成五尺高的柳条篱笆，也就是“插柳结绳”。这样，柳条边墙各树之间再用两根柳枝连接起来，形成三行柳树障，所以称为柳条边。边墙外，一般挖一条深、宽各八尺至一丈的“护墙河”，防止有人越过。柳条边有“老边”和“新边”之分。老边建于清初，在今辽宁境内，被称为“盛京边墙”；新边建于康熙年间，从开原起，经今四平、伊通、长春市郊、临双阳过九台至舒兰，全长345公里。新边共有四座边门，从南算起第三个边门——伊通边门，就在今长春市新立城水库库区内，也就是长春厅设置时的大致所在。清廷规定，新边以东，包括现在的榆树、双阳和九台东部，为满族围场，蒙古族、汉族等其他民族的人不许进入。新边以西，包括现在长春市郊、农安、德惠和九台西部，为前郭尔罗斯蒙古王公游牧地，不许汉人进入。

　　新边每两个边门之间有7个左右的边台，在吉林省境内共有28个边台。柳条边的边台是分组记数的，九台市所在的这组是第一组，九台市所在位置是“柳条边”新边第一组东数第九个边台，故以边台数序得名“九台”。每组里的第一个边台不叫一台，而叫头台，第一组边台的头台和二台的位置都不在九台市境内，而在与九台市有一江之隔的舒兰市境内。

　　据长春市九台区政府办方志科科长李海英介绍，九台境内的几个边台今天所在的位置分别是三台（今上河湾镇三台村）、四台（今上河湾镇四台村）、五台（今上河湾镇五台村）、六台(今城子街镇六台村）、七台(今城子街镇七台村）、八台(今苇子沟镇腰八台附近）、九台(今九台城区)。

　　清政府对新边台的排序也很有特点，它没有按照顺序从一排到最后，而是从一台排到九台后，再重复从一台排到九台。这样，在距第九边台不远的地方，有个饮马河台，那是第二组边台的头台，在今东湖镇荆家村头台屯。二台在今东湖镇腰站村二台屯，再从东湖镇任家屯村北双项子屯向西南延仲。按照文人墨客的眼光看，虽然“柳条边”第一组的头台和二台不在九台境内，但是第三组的头台和二台却在九台境内，使九台成了名副其实的“九台”，成为“柳条边”和九台地方历史上的一段佳话。“柳条边”在九台境内绵延了131公里后，进入长春郊区。

　　“柳条边”共封禁了180多年。老边和新边加在一起共有168个边台。此后，随着东北禁区的开放，“柳条边”也逐渐废弃，其遗址大多变为耕地。现在，仅在少数地方还能找到当年的残迹。

　　事实上，柳条边墙形同虚设，终究挡不住“闯关东”的大潮。最早越过边墙、来到东北、来到长春的是“流人”。流人，就是被朝廷流放之人。将犯人或战俘流放边疆，是中国一种古老的刑罚制度。清朝沿袭了旧制，从顺治朝开始就不断有罪犯及家属被流放到东北。到了康熙朝，郑成功的继承者被镇压，以吴三桂为代表的“三藩叛乱”也被平定，福建、广东、浙江、云南、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的大批反叛官员、军人及其家属、近亲被押到东北。当时流放的地点很多，柳条边沿边地带是一个主要的流放点。流人们在这里从事修边、耕种和养马等苦差事。在今天长春东南郊，沿柳条边遗迹两侧，曾经有过以“云南村”“贵州村”“福建村”为名的古老村屯，以何、马、石、赵四大姓为主，就是这两部分流人的安置地。接下来是“流民”。流民，指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人们。乾隆、嘉庆年间，关内人口增多，加上土地兼并、水旱灾害、战争等原因，山东、河北、河南的农民纷纷涌入东北谋生，他们越过柳条边，潜居下来，开荒种地，逐渐形成群落。

　　当时，位于柳条边附近的长春大片土地被清政府封赏给有功的蒙古郭尔罗斯王爷世袭，使本来就莽莽的草原，越加地广人稀。不过，这也为大量的闯关东者提供了充足的生存空间。

　　“闯关东”有广义与狭义两个概念。有史以来山海关以内陆区的民众出关谋生，皆可谓之“闯关东”，此为广义。狭义的“闯关东”，仅是指从清朝顺治年间到中华民国这个历史时期内，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及皖北、苏北等地的贫苦百姓去关东谋生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闯关东”其实是狭义的。

　　由于柳条边的严格封禁，所以长春这个地方人很少。在整个长春地区，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近一百多年时间形成的居民点不过243处，汉族总人口只有几千人。后来，撕裂封禁第一人恭格喇布坦为了争夺权势，将当年还是蒙古封地的长春进行了变卖。恭格喇布坦联合全国各地一些有钱人，他们买下一块地，分成不同的小块，卖或租给关内来开荒的农民。后来这件事被蒙古王公和朝廷发现，嘉庆帝派人查办此事，此时的长春已有流民2330户，开荒26万亩，很难驱逐。

　　蒙古王公本来不善农事，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第八世辅国公恭格喇布坦见流民吃苦耐劳、精于耕种，为扩大财源，率先招收流民开垦游牧地。因为“地多租少，流民利之，故至者日众”。

　　为了管理越来越多进入游牧地的流民，1791年，吉林将军向朝廷递了一份报告。报告上说，流人蒙地的郭尔罗斯前旗（当时长春一带的统称）的人口就达到2330户，开垦荒地265648亩，难以驱逐。为了向农民收租、商人及手工业者收税，治理人口，设立相应的衙署已经迫在眉睫。

3

长春最早的衙门

　　长春最早的“衙门地”在新立城，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惜的是，从遗留下来的史料中，人们还没有找到关于这座衙门样式的只言片语。唯一可以证明这座衙门真实存在过的书籍，也只有成书于嘉庆末年的《吉林志书》。从中，我们只能知道该建筑的间数、占地面积，而对它的样式、高矮、所用材料都不是很清楚。

　　按照清朝的惯例，官衙是不能改为他用的，所以在1825年长春厅北移之后，新立城这块长春最早的“衙门地”也只能任其闲置失修以致坍塌。所以，后人想了解“衙门地”当年的样式，只能依靠考古手段。

　　幸运的是，1994年的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根据考古成果，长春市文物局局长刘红宇初步复原了最早的长春厅。

　　刘红宇说:“当时一共发现清代房址三座，根据对其地理位置的考证，分别是理事通判衙门的大门门厅、听差房和兵丁房。大门门厅坐北朝南，东部有铺砖残迹，门厅内有对称的八个柱洞，洞底残存木屑。听差房位于门厅东侧，坐东朝西，门幵在西墙中间，整座房屋呈长方形。兵丁房在大门门厅和听差房东南270米处，坐北朝南，屋内有火炕、灶台，可居住生活。由于此房远离署衙，为一座孤房，估计是看守柳边的兵丁房。”

　　在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现象，三座房址中虽然出土了大量青砖，但不见一片瓦件，即使在整个“衙门地”的地下，也是只见残砖不见瓦件。刘红宇指出：“这就证明这些房屋的主体是用青砖砌成的，而屋顶是不敷瓦的，也就是说这些房屋是不起脊的平顶建筑。”

　　随着垦区向北发展和政区的扩大，长春厅的位置显得越来越不理想。弊端之一是过于偏远，交通不便，不利于对政区的管理;之二是新立城一带地势低洼，容易遭受伊通河河水泛滥之害。1825年(道光五年），清政府决定将长春厅衙署向北移。长春第一块历史街区，就此与城市渐行渐远了。

　　如今，在净月开发区新立城镇小街村南侧，新立城水库大现北侧，有一片平坦的开阔地。这里，就是1800年长春厅设治时的衙署所在地。据说，当时的衙署建得比较简陋，1825年长春厅迁往宽城子之后的不长时间里，这个衙署就倒掉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地政府在长春厅遗址东面100米左右的地方重建了一个长春厅衙门，以示对那段历史的纪念。

如何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