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民日报社指导，人民网、健康时报主办的第二届国家名医盛典于7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举行。国家名医盛典以“推举医者榜样，引领尊医舆论，促进人民健康”为主题，联合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各专业分会、全国专科实力前五的三甲医院，联合推举发布国之名医系列榜单。榜单共设置有国之大医特别致敬、国之名医卓越建树、国之名医优秀风范、国之名医青年新锐四个荣誉称号。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射治疗中心荣誉教授何少琴荣获“国之大医·特别致敬”。
何少琴 教授
曾任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四、第五届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副主编，《辐射研究和辐射工艺学报》副主编，香港科研基金审核委员会委员，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通讯委员。现任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荣誉教授。
何教授今年已经80岁了，虽然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依然关心着自己的学生和科室的发展——她的学生已遍布全国各地，为整个国家的肿瘤事业做出各自的贡献。
从医生到老师，何教授一路走来。60年来，她不断地学习，灌溉自己心底医师梦想的幼苗，终茁壮成长。她可亲可敬，悉心呵护年轻一代的医师梦，终桃李天下。学生们会走得多远？退休之后的她，依然在期盼着……
何教授
1960年我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毕业，那是大跃进后的年代，我们在医院实习结束后都集中在校本部，接受服从祖国统一分配的学习。我有幸被分配到肿瘤医院，到淮海路旧址报到后，正逢医院要迁往现在的院址。我们新职工也加入了搬迁大军。当新医院的医疗工作进入常态后，我们开始在各临床科室轮转，一年后转正，我被教研组分配在放射科工作。我的医疗生涯就是这样和新医院一起发展，一起成长的。我参与并见证了医院和我科的发展历程。五十多年来， 她从几位教授艰辛创业开始，到如今确立了在国内领先地位，成为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知名度的肿瘤中心，都是一代接一代不懈努力的结果。
常言道，学无止境。回想自己成长的过程，我感悟很深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大学毕业面临的分配去向，直接关系到个人的前途。那时如果想留在上医系统，不论是校本部还是附属医院，对学生品德和学习成绩都有一定要求。我能幸运地分配到肿瘤医院，应该说，与我五年努力学习是分不开的。与分配到基层医院或边缘地区的同学相比，在教学医院工作，医教研各方面的条件都要好得多，特别是教学体系，使我有机会从一个对肿瘤学，放射治疗一无所知的学生较快地成长，并转换为合格的医生和教师。
1966年的何教授
第二件，文革结束后，高教部进行出国进修人员的选拔考试，我是第二批。首先要经过一天半的英语考试，包括笔试、听力和口语三部分。考试选拔本身是个相对过程，“矮子里拔长子”，只有通过英语测试才能进入第二阶段的专业考试。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在校大一大二年级都是学俄语，可以说至少我有五年不接触英语了。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够通过英语测试，靠的是中学甚至小学时打下的英语基础。还有在住院医生阶段，带教老师要求我们定期交阅读英文论文后的读书文摘，如果把这看作是被动学习的话，那么因为临床工作和教学的需要（第二年开始就有带教任务）就逐渐地转为主动看书和杂志了。 接触专业英文多了，对我通过英语测试都是很有帮助的。专业考试是放射肿瘤临床和放射物理。我们在校时没有肿瘤学课，对肿瘤了解得非常非常少，更不说放射治疗了。幸好那时有卫生部委托办的放射医生进修班，给了我参加系统学习的机会。每周一、三、五晚上有课， 有时周日上午还要参加放射治疗机的验收和测量，徒手画具体病人的等剂量线等（现在都是由放射物理师在电脑上进行）。我自己分析，能够通过第二阶段业务考试，尤其是放射物理部分，与我平时能系统地阅读 Johns 的放射物理经典教科书等，参加过新设备的验收和剂量测量，值夜班时顶技术员的工作进机房摆位置等实践活动密不可分。我成为继曹世龙医生后我科也是我院出国进修的第二人。刚进医院几年的学习生活很辛苦，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我深切体会到基础知识的重要。只要平时努力，一旦有机会你就可能抓住！
1983年，何教授在MSKCC进修
医学是一门特殊的科学，它面对的是人。 它要求执业者除了掌握良好的理论基础知识，更要有实践经验的积累。当初我们医院有教授职称的只有张去病，顾绥岳和李月云三位，带教的老师是不同年制的主治医生和住院医生，还有技术员和检修组的师傅，能者为师嘛。老一辈不但用他们的敬业爱岗、执着严谨的奉献精神感动我们，还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使我得以在理论与医疗实践中不断学习，进步成长。我记不得有过哪位师长曾经严厉地训斥过我，但他们在工作中立下的不少“规矩”确实是严厉的，且必须执行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病人，我们不能做对不起病人的事。
1980年，张去病教授、李月云教授与何少琴教授
放射治疗学科又是特殊的学科，是运用放射设备治疗病人。设备昂贵，种类多，有治疗的设备（钴-60、加速器、近距离后装治疗机），质控的设备（模拟定位机、CT模拟机、物理检测仪器等等），相关的工种也比其他科室多，除了临床医生和护士外，还有各机技术员、放射物理师、设备检修人员和行政人员。它要求医生除了掌握一般医学与临床肿瘤学外，还应当有良好的放射物理和放射生物学的基础。
1981年经教育部选派，通过时任上医院长的石美鑫教授联系落实，我去著名的肿瘤中心——美国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 学习进修。由于国内此前长年处于封闭状态，对国外知之甚少，临行前我曾请问刘泰福主任，他也没能给我在去进修主向上有明确的指示，只能去了再说。刚到那里，就发现他们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开始阶段我在放疗科临床观摩，正好放射物理科为刚从物理系毕业来工作的五位新人开办有关临床放射物理课，每天上班前一小时，历时近一个月。我就参加听课和见习，由于此前我已有一定的基础，听课困难并不大，还能应对老师课前不时放在每人桌上测验题。其实以我当时访问学者的身份是可以不参加测验的，是爱国心驱使我，不能让他小看我们中国人。这个时段学习与收获为我后来当科主任，进行管理科室颇有帮助。
Percy Tung、导师Florence Chu与何少琴教授
三个月后，我选择了进放射生物室进修。按当时我们科内的实际工作条件，临床医生对放射物理还有些了解，是“多面手”，而放射生物则是空白。出国前，我没有进实验室学习的机会，更缺乏放射生物实验的基本知识，看不懂这方面的外文文献，越不懂看就越不敢看，形成恶性循环。进实验室后，我从头学起，慢慢地了解多了，也就逐渐能看这方面的文献并体会它的意义了。回国后，和冯炎医生、曹世龙医生一起，在我科放射生物室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展开工作，陆续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卫生部教育部以及市科委的科研经费，也取得一定成绩，当时在国内还是屈指可数的。更重要的是放射生物室已成为研究生培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场所。只完成医疗任务，忽略了研究和教学，医疗水平是不可能提高的。
何教授在MSKCC实验室
我担任放疗科主任期间，是一个学习过程，也是能力锻炼的过程。我要学习承上启下贯彻院部的旨意精神，学习聆听大家的意见，依靠科室每一个人，和科的各位副主任、大组长一起带好我们的团队。主任就好比是一个乐队的指挥，要协调好各工种各部门间的有机联系，从一切为病人服务出发，人人做好本职工作。还要求每个工作人员都要了解其他工种最基本的特性，这样才能一环接一环把事情做好。以医生为例，除了需要了解所使用的放疗设备，还要了解放射物理师和技术员的工作性质，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互相配合、沟通与合作，有时还可能发现问题。如果说我抓科的工作相当严格，主要体现在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以及梯队的培养两方面。
刘泰福、何少琴、张有望和赵森4位教授
我们的工作是环环相接，一个环节的无意疏忽会为下一个环节制造了犯错的条件。人人都有可能犯错的，而发生的错误不外乎是技术性或是责任心。我要求对已发生的错误不能瞒报迟报，因为第一重要的是先如何减少或消除对病人的不利影响。然后，组织讨论分析原因，而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再犯错，订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其实遵守规章制度是保障病人，也是保障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利益。记得当年跟着进修医生听课时，有一位老师讲到，一个患发癣（俗称喇痢头）的男孩在上海某大医院接受低剂量脱发的X线照射，由于当班技术员违规看报纸，恰巧机器没按设定的时间停止照射，当发现问题时，估计已经照了一万多拉德。这孩子最终死于急性脑水肿。这惨痛的事故提示我们，一定要加强责任心，遵守规章制度，同时要清楚，即使先进设备，电脑也都会出问题的。这一点在当今我们使用高度电脑化的先进设备时更为要重视。在我讲课时，也常提到这个事故和教训。开机时要注意仪表运转，不允许看书看报，成为我科技术员规章制度的部分条款。我主管科室时建立的规章制度有的一直延用到现在，或是成为现有制度的雏形。
我科从上世纪80年代中开始到90年代中，陆续有四十多同事离职，其中绝大多数是医生，去美国、法国发展，甚至有一两年同届的全部外流。以致科室梯队出现一个相当大的断层，科室的医教研工作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理顺和加强梯队建设成为科室的核心工作。我对科内不同工种，不同职称的制定了学习和任务要求，并要求层层抓层层落实。把对青年人的培养放在首位。我组织在学研究生和住院医生每周两小时的读书会，介绍最新文献，有时请刘太福教授指导英语会话和病例讨论。技术员组也定期进修业务学习和交流。我努力找机会选拔青年到国外学习进修学习，也鼓励他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和口头交流。给他们带教工作锻炼，甚至到市里讲课等等。在给在学研究生和住院医生测验中，发现问题后主要从“老师们”教的方面找原因，以期提高教学质量。
逐年来，我们的团队在不断进步完善，青年人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成长，其中不乏已经是硕士导师和博士导师，他们也已培养出自己的学生。有的已被推举为院长、主任和学术带头人。看到这些，确实令我非常欣慰。
何少琴教授与学生们
何教授是国内第一位在美国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adiation Oncology Biology Physics发表论文的学者（Interaction of radiation and AT 1727 in HeLa S–3 Cells in Culture, 11:1137-1142，1985）。
她参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临床放射生物室。
1986年，她主持的课题“放射线对人体胃腺癌放射敏感性和动力学变化”成功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上海市放疗界第一位获该基金学者。
从医以来，何教授一直保持良好的继续学习习惯，持之以恒地钻研专业知识，及时了解国内外新进展、新动态，她与科内同事团结协作，不断开展新技术，主持和主研完成了多项部、市级科研课题，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担任肿瘤医院放疗科主任期间，主持课题“提高鼻咽癌，食管癌，肺癌的放射治疗疗效”成功申报卫生部重大课题。
作为教育工作者，何少琴教授也倾心于医学临床教学这个特殊的讲坛。她承担了进修医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三个层次的课程，同时开设了肿瘤放射治疗学的总论课程，内容涵盖临床、放射物理及放射生物学基础知识，极大地充实了放疗科的教学内容。她在教学工作上的成绩使其荣获上海市育才奖及上海医科大学优秀教育工作者。
何少琴教授是医学的开拓者为学科奠基，是创新的驱动者为后人引路。为表彰其对中国放射治疗学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中华放射肿瘤学会授予她荣誉奖，并在2014年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上被授予中国放射生物贡献奖。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射治疗中心在何少琴教授及其继任者们的努力下，现已发展成集医疗、教学和科研为一体的现代肿瘤放疗中心。该学科现为RTOG成员单位、上海市肿瘤放射治疗临床医学中心、上海市放射治疗质量控制中心挂靠单位，上海医学会肿瘤放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目前，放疗科正致力于针对不同病种开展放疗新技术，以精准治疗为原则，希望通过放疗技术的改进，进一步提高肿瘤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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