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箱本是指中国古时刻印的版框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其外型小巧细致，便于携带，深受一般士子民众的喜爱与收藏。“巾箱”之名自南齐沿用至南宋，明清之际始渐为“袖珍”一词取代。时至今日，袖珍小本形制的发展趋势，亦已从注重易携便取的实用性逐渐转向强调精巧趣味的装饰性。“巾箱本”一名虽不再广为人知，袖珍本仍是大众喜爱的随身读物形式。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流传至唐初，学官将《春秋》分成《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又将《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传、三礼及原有的《诗》、《书》、《易》，合称“九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官方加入《论语》、《孝经》及《尔雅》，与“九经”合称“十二经”。到了南宋，宋儒再将《孟子》纳入，而形成儒家典籍中的“十三经”。随着经典的定制与确立，古代文人巾箱中亦出现“九经”与“十三经”，并得获保存至今。《五经》 明嘉靖间(1522-1566)覆宋刊巾箱本
《五经》 清乾隆十一年(1746)武英殿刊古香斋袖珍本南齐王萧钧“巾箱五经”之后，聚书四十年，得书八万卷的南朝梁孝元帝萧绎即曾仿其作法，抄写袖珍小本。萧绎撰《金楼子聚书篇》提到：“又使孔昂写得《前汉》、《后汉》、《史记》、《三国志》、《晋阳秋》、《庄子》、《老子》、《肘后方》、《离骚》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书极精细”。此项记载显示，萧绎所集卷帙浩繁，俱以细书手抄，且范围及数量皆已超越萧钧所作，自文人伏案研读的儒家经典扩增至各种类型的书籍。《十七史详节》明正德十五年(1520)建阳刘氏慎独斋刊本《周礼》清光绪间(1875-1908)宜都杨氏影钞宋刊巾箱本北宋、南宋之际，巾箱本开始蓬勃发展。时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应用，已使书籍的出版流通愈益快速。另一方面，民间书坊商家为迎合市场需求及追求商业利益，更不断出版经、史、子类文人仕进用书，以及科举考题大全、时文、字书、韵书、文人诗文集等。书坊刊刻名为“小本”、“小册”或“小书板”的巾箱本，虽无固定尺寸，然明显较一般开本更为袖珍。此类小本以其方便携带，便于流通及成本低廉等特性，在出版市场上广受欢迎，也影响了元、明、清三代木刻本的刷印。清末，石版及铅版印刷术传入，书肆曾出现大量石印或铅印小册，成为文人选购书籍的另一种选择。以抄写或刷印形式保存迄今的巾箱小册，因外观简朴而被认为多流传于民间坊肆，或供士子便取展读，或供藏家翫索鉴赏，难入皇室典藏或皇家出版大雅之堂。事实上，本院（疑为故宫博物院）所藏皇室善本图书并不乏自宋而清的各类巾箱本，内容多为佛典经籍、皇子臣工精钞本、宫廷印本之属。《御制拟白居易新乐府》清乾隆间(1736-1795)王杰写刊本《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清乾隆间(1736-1795)内府乌丝栏写本清初康、雍、乾三朝的皇家出版事业，除武英殿修书处以固定形式刷印的殿本图书外，亦可见皇帝亲自下旨制作或臣工进呈的袖珍本。此类迎合君王旨意而经客制化设计的小本小册，或着眼开本尺寸的形制规律，或注重装帧用料的富丽清雅，呈现出不同于民间巾箱本的风格样貌，也具体揭示了帝王个人品味与制作喜好。开本尺寸或装帧形式，往往是书籍视觉美感的决定因素，也可能是读者购藏与否的考虑重点。古代官方刻书机构或民间书坊雕镂镌印的开版，通常是一种维护传统形制与因应时代潮流的抉择过程，是以最后刷印完成的书籍便会出现开本大小不一的情形，可被视为前人出版文化多元发展的另一面向。科举是古代一种考试抡才选官制度，考生尝刻意将科考用书制成“怀挟本”或“夹袋（夹带）册”，并携入考场，作为舞弊工具。怀挟本或录于巾上，或抄入衣袋夹缝，或藏至笔管，或见于砚底、鞋袜，虽已非书籍开本形式，功能与夹小板异曲同工。自宋迄清，此种因巾箱本出现而产生的小抄书，在国家考选体系中形成了一种另类试场夹带文化。
图文来源网络，作者不详，疑为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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