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不是校对。近人常混淆校勘与校对两者之概念。校对是有明确可靠的底本作为依据来判断文本中字词的正误与否；而校勘时则须广罗各个时期各种版本，分析异同，考证语句。校勘与校雠也有区别。校雠一词始于西汉时之刘向，盖独校为“校”，两人对校为“雠”。且校雠还有更深一层意义，即泛指古籍整理工作，可谓包含了版本考证、编撰目录、文字校勘、内容提要等诸多方面，其内涵已经外延至古典文献学领域。校勘相对专精，校雠相对广博。
校勘学是研究古籍校勘的科学，其目的和任务是总结历代学者校勘古籍的经验，研究校勘古籍的法则和规律，为具体进行古籍校勘提供理论指导。校勘学理论是在校勘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具有指导校勘实践的作用，同时又接受校勘实践的检验，并在校勘实践中发展。
就古籍整理而言，校勘学是基础。只有在校勘精当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恢复古籍的原貌，认识不同时期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分析厘清出现差异的原因，并因之更好地认识古籍及当时的学术源流。学习和研究校勘学，自觉掌握和运用校勘的法则和规律，才能更好地进行古籍整理。
《校勘学大纲》是研究中国校勘学的精深之作。本书第一章说明了校勘学研究的对象，第二至第七章论述了校勘和校勘学的历史、校勘学的基本理论、校勘实践的方法和技能，尤其第三章关于古籍的基本构成，发前人所未发，独辟蹊径，从理论和例证两方面解释了中国古代典籍复杂的成因。关于古籍“重叠构成”的看法，颇得顾颉刚“古史层累说”之意。最后一章则辨析了辑佚、辨伪与校勘学的关系。
历代学者通过大量古籍校勘和有关笔记著述，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校勘经验，后代也有一些总结性的著作出现，但大多多例证，少理论总结。《校勘学大纲》则在博采众书之例的基础上，进行了归纳提炼，在根本原则、各类通例和校勘方法上都做了理论性的总结，内容详实全面，可谓“校勘学研究”的里程碑之作。
本书曾于1987年首次出版，2004年修订后再版。本次出版改为繁体，以更适合本书内容。
后来我写博士论文，倪老师基本上放任，快到截止日期才交稿，倪老师也没叫我修改。毕业回国工作，我自己将博士论文翻成日文出版，辗转听到平山久雄老师看我博士论文后说有倪老师的学风。平山老师是东京大学备受尊敬的一位名师，倪老师在东京的时候，和他私交最深。所以平山老师这一评论让我感到非常愉快。
不知道平山老师的想法如何，我也不敢利用传闻拔高自己，毕竟倪老师是文学，我是经学，基本上不同路，没有可比性。然不管是经学还是文学，研究古代文化的人，往往沉进去跳不出来，全盘接受传统文化的结果，减弱基本的批判能力而不自知。倪老师喜好汉魏南北朝文学，而始终保持最原始的怀疑能力和最洗练的艺术敏感，自然是我所向往的。很遗憾，艺术方面我没有天分，而一直关心学术史，有审思学术方法的习惯，《校勘学大纲》深入透辟的分析，令我感到最舒适称心。
二
学习古典文献需要长期坚持，规诫浮躁之余，往往流于墨守，或以贩卖前辈成说自足，或以罗列信息为学术成果。不仅训诂学、校勘学教材，甚至研究论著，都有以分类罗列为能事者。我们看那种便览式论著，往往感到不如自己看原书为快。然而这种做法颇有传统，如本书第二章介绍王念孙《读书杂志》论《淮南子》文本讹误列举六十二例，后来俞樾《古书疑义举例》、陈垣《校勘学释例》等皆用分类举例之法。可是这些事例的罗列，犹如在晒他们捞到的鱼，我们看了只能赞美叫好，或评头论尾，对我们提高自己的捞鱼能力没有任何帮助。本书第五章介绍“校勘通例的归纳”，是通常所谓“校勘学”的主要内容，而倪老师反复强调“应从疑误的具体实际出发，不能用这些通例去套”，“各类通例的实践意义并不等于客观规律”，“并非普遍法则”，“并非通例”，也就是说无法帮你解决校勘问题。就这一点，足以了解倪老师认真思考的态度。《校勘学大纲》是总结传统“校勘学”的作品，实际上也终结了传统“校勘学”。校勘“通例”只能是幻想，具体情况要具体判断。了解传统“校勘学”是必要的，多接触先人“类例”也不无参考意义，但此外无需过多关心“校勘学”。读完《校勘学大纲》，可以忘掉“校勘学”。只要自己思考校勘何为？该如何校勘？即可。
三
本书第二章回顾校勘学的历史，最后讲到：“最近一些年来，大批专书校注著作问世，大量考古文物出土，以及校勘学专著的陆续出版，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依据，提出了不少的理论观点，形成了良好的趋势。”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开始，古籍校注专书陆续问世，战国、秦汉的竹简大批出现，尤其重要的是近二十年来通过影印和电子书影的形式，我们能够观察到大量古籍善本，版本研究进展飞快，不得不说我们的资料条件与三十年前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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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倪老师平常用的《文选》是民国缩印的《四部丛刊》影印建本。其实建本据赣州本翻刻，赣州本据明州本翻刻，现在有明州本可用，建本不必去看了。但当时除了影印胡刻本，还真只有《四部丛刊》本（中华书局也有影印）流传。又如本书也有“《毛诗故训传》完整地保存于《毛诗正义》”这种叙述，而《毛诗正义》自然不包含《毛诗故训传》。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要看《毛诗传笺》，确实只有中华书局两大本缩拼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几乎没有别的版本。
1998年，倪老师在看傅刚老师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跟我说很有意思。这使我产生要在中国重新影印明州本《文选》的构想，可惜没来得及给倪老师用到。2000年我在东京开始工作之后，有一次回北京，到蓝旗营拜访倪老师。我给倪老师介绍电子版《四库全书》的使用方法，倪老师很高兴。还跟我讲到，以前看像高桥智研究《论语》《孟子》，详细记录每一版本的所有异文，不觉得很可取，但最近越来越感到“死校”是对的。倪老师对《郭店楚简》等也很有兴趣，说抄本的校勘需要另外一套思路。倪老师还没看到古籍数据的信息爆炸，2002年就离开了我们，我们无法就目前的资料条件跟倪老师讨论问题，这让我感到很遗憾。
笔者自2004年开始翻译《正史宋元版之研究》，201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对推动版本学发展算有些贡献。其实，最早是倪老师邀请尾崎康老师到北京讲版本，由陈捷师姐翻译整理成《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不妨说是陈捷和我先后花二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倪老师开头的事业。
笔者与宋红老师合作编过影印明州本《文选》、单疏本《毛诗正义》，与马辛民师兄合作编过影印宋版《仪礼经传通解》、八行本《礼记正义》、南宋官版《尚书正义》《周易正义》，这二十年来相关学者的研究也开展得越来越深入。经张丽娟、顾永新、李霖等学者研究，经书版本的大致情况已经清楚。例如《礼记》，笔者现在阅读郑注孔疏，只看抚州刊经注本与八行注疏本，八行本原则上也只看足利学校的较早印本，不看潘明训旧藏元修本。因为后来诸版本皆未能参考唐代抄本、北宋刻本，所有异文均出后人推论，并不反映北宋以前历史存在过的文本，只要掌握南宋最早的官版，其他诸本无需参考。
四
合理的推论与历史事实之间，有本质的差别。如果说“历史事实”也经过主观认知才能成立的话，我们也不妨考虑不同的客观性程度。从文献学的角度，纯粹客观存在的是各种抄本、版本的原件。拍照影印，有不同程度的失真。文献工作者从事影印，要注意尽量保证影印传真，而对其容有的失真情况，要做充分的说明。这是第一层次。以贾还贾、以孔还孔，是通过文字叙述推论不同文本的过程，大多数情况不会有歧义，但有时也会见仁见智。宋代官版包含不少无意的讹字，一般很容易校正，而有些有争议。尽管做不到完全客观，但通过对每一类文本的深入研究，可以提高准确性和客观性。没有可以泛用的通例，仍能探索具体的规律性，如贾、孔语言习惯等等。这是第二个层次。若说在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宋版还宋版已经完成的基础上，再校勘出一种完美文本，则是一种创造行为。美未必真，而且美有不同的标准。这是第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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