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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建邦 | 《局事帖》北宋曾巩的信札缘何写在南宋的刻本书籍上?


       古人敬惜字纸,很有环保意识。据南宋叶寘《爱日斋丛抄》记载:“王沂公以简纸数轴送人,皆他人书简后截下纸。晏元献公凡书简首尾空纸,皆手剪熨,置案几以备用。……”就是近人吴湖帆,对书画用纸也非常珍惜,老辈友人叶恭绰到他家里乱涂乱画浪费纸张,他暗地里是心疼得跳脚。
 
       北宋曾巩(1019 - 1083年)以文章著名于世,是“唐宋八大家”殿军。前年秋季,他的一通书札《局事帖》卖了一亿多人民币,一时市场哗然。记得这件东西在1998年前后纽约佳士得“张涵庐专场”释出时成交价好象也没有超过60万美金,但当时已经是天价了。如今十几年过去,涨了二十多倍,艺术市场的魔力真是匪夷所思。附带说一句,最近盛传的故宫五通宋人书札“被拍卖”事件,据我所知当时也是从这个专场由北京文物公司老总秦公购得,然后通过翰海拍卖。由此也可见张涵庐(即张文魁)的收藏之精。
 
       曾看到有作者鹿鸣对这件书札的真伪提出质疑(《拍卖与收藏》2009年第11期),认为怎么北宋曾巩的信写在南宋的书籍反面,不符合道理。因为信札反面的书页是南宋《三国志》的一个刻本残页。怀疑者据此断定此帖非曾巩亲笔,应是在南宋以后某位名“巩”的人士在残书纸背后写的信,后来被古董商发现,加盖“曾巩再拜”伪印而成曾巩的唯一传世“亲笔”。
 

经过翻转的《局事帖》背面清晰可见宋版印刷文字


记得曾与陈麦青先生说及此事,承陈先生相告,古代公文按例多数由官署“书办”代劳,少有亲笔,故这件书札应该也不例外。傅熹年先生曾亲口告诉他,碰到宋代的书札,特别是官样文书宽大行距的,要加倍小心,很难遽然断定是否亲笔,尤其是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
陈先生提到的“书办”,正式名称大概就是我在宋代笔记里面看到的“掌笺奏书史”(见《春渚纪闻》卷六)。
 
不管《局事帖》是否曾巩亲笔,但鹿鸣的怀疑其实犯了一个本质的错误,混淆了宋代刻书印刷的一个惯例。那就是,宋人为了有效利用旧纸,不但将旧纸回收利用,抄造“还魂纸”,而且还直接在字纸背面写字或印刷,名曰“反故”。明人张萱(1557 - ?)《疑耀》中就记载:“每见宋板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印以行。如《治平类编》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1099)及崇宁五年(1106)公私文牍启之故纸也。其纸极坚厚,背面光滑如一,故可两用。”另外,北宋范仲淹的二儿子范纯仁(1027 - 1101)曾给司马光兄弟写过一信,结果此信被后人一分为二,前半部分反面被司马光用作《资治通鉴》的草稿,现藏国家图书馆,后半部分就是今天的《轩驭帖》(即《与伯康君实二兄座前札》),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多年前,上海博物馆买到王南屏收藏的一本宋版书,书页的反面保存了大量宋代文书,拆开来以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宋人佚简》为名出了一部书。以上都是“反故”实例。因此,实际是先写信后印刷,先有《局事帖》再有《三国志》,鹿鸣的说法根本是颠倒本末了。
 
据造纸专家研究,“反故”的做法不但宋人如此,其实在汉代就有了,甚至还有唐、五代人用南北朝写经背面印书,回鹖人还在唐人写经背面书写回纥文,这类情况的实物样品其实并不少见。由此说来,古人过的才是低碳环保生活。
 
                          

转载于《东方早报·艺术评论》2011年12月26日 

       作者:石建邦      原标题为《曾巩与“反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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