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元六年（1200）绍兴府刻本《春秋左传正义》，为目前所知《左传》最早的注疏合刻本，因其行款为半叶八行，世称“八行本”，今存仅一部孤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图一）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是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以下简称“《校勘记》”）中的重要校本，在《左传》校勘尤其是正义校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校勘记》所用八行本是否即今国图之本，《校勘记》对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的利用情形如何，其中一些与八行本实际文字不符的校字由何而来等等，诸多疑问，有待深入讨论。本文通过《校勘记》与国图藏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台北“国家图书馆”藏过录段玉裁校本《春秋左传注疏》的比较研究，考察了《校勘记》对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的利用情形，探讨《校勘记》八行本与国图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之间的关系，并分析《校勘记》对八行本异文未出校、误出校之成因。
一、《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对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的利用
《校勘记》“引据各本目录”列：“宋本《春秋正义》三十六卷，宋庆元间吴兴沈中宾所刊。……无附释音，字无俗体，是宋刻正义中之第一善本。每半页八行，经传每行十六字，注及正义每格双行，行廿二字。经传下载注不标注字，正义总归篇末，真旧式也。”（《续修四库全书》第182册第312页，以下仅标页数）《校勘记》卷一第二条校记云：“以下凡庆元刊本则称宋本。”（313页）《校勘记》所引“宋本”，即庆元刻八行本《春秋正义》，这是非常明确并无疑义的。
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在《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综考《校勘记》与八行本相关校记，其内容包含如下几类：
1.形制体例
《校勘记》在“引据各本目录”中详列八行本各卷卷次内容、版式行款，卷三十六末全录八行本卷末衔名，各卷详记八行本题署。对八行本版式面貌有细致描述，如卷一“春秋序”条：“宋本亦顶格在第四行。”（314页）卷二“春秋经传集解隐第一”条：“宋本正义'春秋经传集解'六字为一条，'隐公第一'四字跳行顶格为一条，'杜氏'二字为一条，不跳行。”（319页）《校勘记》正文亦依八行本分为三十六卷，可见作者对八行本的倚重。
八行本的注疏合刻体例与十行本及明清通行诸本有较大差别。十行本等往往分割一篇正义入各小段之下，八行本则“正义总归篇末”，这是其保持单疏本原貌之处，《校勘记》于此体例极为看重，不厌其烦一一揭示。如卷二“传惠公元妃孟子”条：“宋本无'传'字，以下正义七节总入'是以隐公立而奉之'注下。”（320页）“注王未至克卒”条：“宋本此节正义在'公摄位'节注下。”（322页）“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条：“宋本作'初郑至武姜'，以下正义廿节在'其是之谓乎'注下。”（323页）其他相关体例之处，或于首见处注明，如卷一“春秋至名也”条：“凡序中某至某也，宋本无，下并同。”（315页） “○正义曰周礼春官”条：“宋本○作阴文大'疏'字，下并同。” （315页）或就具体情况分说，如卷二“隐公鲁君侯爵”条：“宋本无'隐公'二小字，上有'隐公第一'四大字，大阴文'疏'字，及'正义曰'三小字，下接'鲁君侯爵'云云。”（319页）八行本正义中标注经注起讫的出文，常见与十行本等不同之处，《校勘记》亦皆出校说明。如卷二“注申国今南阳宛县”条：“宋本作'申国至宛县'”。“注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犹晋侯至之鄂侯”条：“宋本作'注段出至鄂侯'。”（以上323页）此类八行本与十行本出文不同之处，日藏单疏本多同八行本，[2]亦说明八行本更多保持了单疏本面貌。
2.补脱正讹
《校勘记》底本元刻十行本（《校勘记》认作宋刻本），及同一系统的闽、监、毛本，多有衍脱错讹之处。《校勘记》于经注部分，采用了多部《春秋经传集解》善本，而正义部分可为依赖的早期版本，仅有八行本。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文字优良，更多保存了孔颖达正义旧貌，为《左传》尤其是正义部分的校勘提供了有力支持。十行本及明清以下诸本沿袭已久的脱漏错讹，多赖八行本得以纠正。
《校勘记》据八行本补诸本之脱文，如卷一春秋序“还归镐京”条：“宋本'镐京'下有'为幽王灭于西周，平王东迁洛邑，因谓洛邑为东周，谓镐京'廿三字，乃是完本。”（318页）此处二十三字脱文始自十行本，盖因上下两“镐京”相涉而误脱，闽、监、毛本及殿本一脉相承，沿袭十行本脱文，至《校勘记》方据八行本补正。又如《校勘记》卷七桓公经八年“以为天地之主非天子则谁乎”条：“宋本作'以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乎。此言继先圣之后，为天地之主，非天子则谁乎'。”（347页）此处十行本无“宗庙”至“为天地”二十二字，闽、监、毛本及殿本皆沿袭。从上下文义看，以八行本为是。《校勘记》卷八庄公传十二年“楚弑其君虔于干溪”条：“宋本'楚'下有'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八字，与昭十三年经合。”（357页）此处十行本当涉上下两“楚”字而致脱文，闽、监、毛本及殿本亦同缺八字。《校勘记》卷九庄公传十八年“命晋侯助以束帛”条：“宋本'晋侯'下有'宥注云命晋侯'六字，与僖廿八年传注合。”（360页）闽、监、毛本及殿本皆缺此六字，当以八行本为是。《校勘记》卷十八成公经六年“故云鲁人自鞌之功”条：“宋本'故云'上有'案在二年今始立武宫'九字。”（445页）闽、监、毛本及殿本皆无九字。《校勘记》卷十九成公传十三年“阙翦我公室正义曰：阙谓缺损，翦谓灭削，言欲损害晋之公室”下云：“宋本以上二十四字在'倾覆我社稷'句下，闽本、监本、毛本亦脱。”（452页）此节正义，闽、监、毛本及殿本皆脱，赖八行本得以补足。
按元明以后学者所用《春秋正义》，主要是十行本及闽、监、毛本、殿本一系。以上数条，皆十行本及诸本之脱文，元明以下数百年来沿袭不察，而《校勘记》据八行本得以补正。今据日藏单疏抄本《春秋正义》检核，八行本绝大多数与单疏本相合（偶有文字之异），可证八行本文本之可贵。
作为《校勘记》底本的元刻明修十行本，书板经年损毁，多有磨灭残缺之处，修补版中亦多见墨丁，故《校勘记》中多见底本“某字模糊”、“某字缺”的情况。此类十行本缺字或模糊之字，闽本以下诸本或有，或无，或误，亦多赖八行本补全。如《校勘记》卷三隐公经四年“鲁人出会他国”条：“此本'人出会他国'五字模糊，据宋本补。闽本、监本、毛本'人出'作'之盟'，非也。”（330页）《校勘记》卷二十二襄公传十三年多处底本残缺，据八行本补，如“故以此时兴土功”条：“'以此时兴'四字此本实缺，据宋本补。闽本、监本、毛本'以此时兴'作'得用力于'，非也。”“当在火见致用之前此岁农收差早”条：“'之前此岁'四字此本实缺，据宋本补。闽本、监本、毛本'此岁'误作'当时'。”“先王之行谨慎而卜必是礼之大者”条：“'慎而卜必是'五字，此本实缺，据宋本补。闽本、监本、毛本'慎而卜必'作'敬之至况'，非也。”（以上481-482页）此皆因十行本残缺，后人臆补，赖八行本方得补正之。
《校勘记》据八行本指出底本讹字、衍字、倒乙等误，更比比皆是。举《校勘记》卷十五之例，如文公传十二年“鲁公往朝”条：“闽本、监本、毛本亦作'公'，宋本作'君'，是也。”（408页）传十三年“但邾是卜国”条：“宋本'卜'作'小'，是也。”（409页）经十四年“不以君礼成其葬也”条：“宋本'葬'作'丧'，是也。”（410页）“书其字云”条：“闽本、监本、毛本亦作'云'，非也。宋本作'者'。”（410页）等等，皆据八行本指底本及闽、监、毛本之讹，例不胜举。指底本倒乙者，如文公传十二年“其意欲致与主国但主之且”条：“宋本'但主'下有'国谦退礼终还'六字，闽本、监本、毛本亦误在'为不欲与秦为好'句之下。”（408页）“国谦退礼终还”六字，十行本误置于下句句末，闽、监、毛本沿袭。殿本认为监本譌谬，遂对上下文做了大幅度改订，所改完全出自臆断。至《校勘记》方据八行本正诸本之讹。又指底本衍文者，如《校勘记》卷六桓公传六年“谓废主谓废国内之所主”条：“宋本无'谓废主'三字，是也。”（346页）此处十行本及闽、监、毛本皆衍三字，致文意不通，殿本删一“谓”字，仍衍二字，据八行本乃知其误。
3.指八行本之非
八行本文字优胜，但并非完美无误，尤其八行本补版叶，多见明显文字讹误。故《校勘记》指八行本文字之非者，亦所在多有。此类指八行本为非的异文，验以国图藏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可以发现包含两类情况。一类是《校勘记》所记异文与国图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实际文字不符，《校勘记》云宋本误作某，而国图八行本并不作某。此属《校勘记》误出校，我们下文将专为探讨。另一类是《校勘记》所记与国图八行本文字相符，《校勘记》指为八行本之误。如《校勘记》卷十五文公经十二年“谓同母姊妹”条：“宋本脱'妹'字。”（408页）文公传十五年“宾主以成礼为敬”条：“宋本'主'作'空'，非也。”（411页）“岁聘以志业”条：“案《释例》亦作'岁'，与《左传》正文合。宋本作'朝'，误也。”“是再朝而会周之正礼也”条：“宋本'而'作'甸'，非。”“小敛而彻帷”条：“宋本'帷'作'作'，非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条：“宋本'敬'作'彻'，非也。”（以上412页）此皆指八行本之误，验之日藏单疏本及诸经注善本，知《校勘记》所断多恰切。
《校勘记》指宋本为非条目集中之处，检核国图八行本，往往为其补版叶。如上列“岁聘以志业”、“是再朝而会周之正礼也”两条校记相邻，检国图八行本，在卷十五第26叶，为宋代补版叶。又如《校勘记》卷十一僖公经四年，邻近数条校记判八行本为非：“是乃纵群下以觊觎。宋本'觎'误'觊'。”“因而求盟。宋本'而'作'则'，非。”“来者自外之文。宋本'自'作'目'，非也。”（372页）此数处文字皆见于八行本卷十一第12叶，版心上刻总字数，为宋代补版叶。又《校勘记》卷二十五襄公传二十九年连续三条校记：“杜以其言大悖无复复君臣之礼。宋本'悖无'作'爵欲'，非也。” “先君不高尚此叔侯之取货也。……宋本'此'作'地'，非也。”“追恨不杀灵王。宋本'恨'作'欲'，非也。”（515页）此三处异文皆出自八行本卷二十五第10叶，亦宋代补版叶。国图八行本经宋、元递修，补版版叶文字质量明显劣于原版。特别是宋代补版版叶，一叶之中往往有多处明显的版刻讹字。《校勘记》指宋本为非的条目，与国图八行本补版叶有明显对应关系，正反映出八行本原、补版文本质量的差距。[3]
4.备列异文
除底本或八行本明显的版刻讹误外，《校勘记》对八行本的出校仍以异文校为主。有的地方校记作者虽有明显倾向性，亦不轻下判语。如《校勘记》卷十五文公传十一年“传称鲁苦越生子”条：“宋本、毛本'苦'作'苫'，与定八年传合。”（407页）文公传十二年“凡四器者”条：“宋本'者'作'圭'，案作'者'与《聘礼记》合。”（408）对异体字、古今字等，《校勘记》不避琐碎，详列异同。包括“法”“灋”，“修”“修”，“灾”“灾”，“于”“于”，“惟”“唯”，“谥”“谥”等，皆一一出校，有时还详加辨析，如《校勘记》卷一“以至于今”条辨“于”与“于”，“郑公孙黑强”条辨“强”与“强”，“周公之垂法”条辨“法”与“灋”等。
二、《校勘记》未出校、误出校之八行本异文
1.未出校
《校勘记》未出校之八行本异文，大部分是八行本比较明显的讹字。校本讹字出校与否，与整体校勘原则有关，就一般校勘而言，校本讹字不出校记，似无可指摘。但《校勘记》意在备列诸本异同，对八行本及其他重要版本的出校，往往巨细靡遗，包括异体字、古今字在内，皆不避琐碎，一一出校。对八行本及其他重要版本，包括闽、监、毛本等的讹字，亦多出校予以指正。《校勘记》出校指八行本文字非是之例甚多，如上节所列，显示《校勘记》备列异同的校勘体例。惟此种校勘体例贯彻得并不彻底，《校勘记》对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中的讹误之处，有的出校指其误，有的则未予出校，甚至一句之内，有出校者有不出校者。
如八行本卷十五第3叶上3行大字传文“司徒皇父师师御之”，“师师”诸本皆作“帅师”，为八行本误刻。《校勘记》于此句仅出校“《释文》'御'作'御'，本亦作'御'”，未提及八行本误字。第4叶上5行小字疏文“国凶礼则无关门之征”，“礼”十行本等作“札”是，《校勘记》未出校。第5叶上7行小字疏文“公既尊之为者”，“者”十行本等作“君”是，《校勘记》未出校。第7叶上8行小字疏文“《聘礼记》曰几四器圭唯其所宝”，“几四器圭”，十行本等作“凡四器者”，《校勘记》于“圭”字出校“宋本'者'作'圭'，案作'者'与《聘礼记》合”，而未及八行本“几”字之讹。第12叶下5行小字疏文“请旧是东方之人并有寸能”，“寸”为“才”字之讹，《校勘记》未出校。第26叶上3行小字疏文“曹岂雅鲁为霸主”，“雅”十行本等作“推”是，《校勘记》未出校。上4行“明德天子岂虑世事，霸王威权不行，而为之制此法”，“事”十行本等作“衰”，“王”十行本等作“主”。《校勘记》仅于前者出校“宋本'衰'作'事'”，后者不出校记，等等。
上述《校勘记》未出校之八行本异文，主要为八行本讹字。以《校勘记》整体校勘原则论，似当出校指其非，而不当漏收。除了这些明显讹字外，还有一些八行本颇有价值的异文，亦在未出校之例，数量虽不算多，却很重要。如八行本卷十五第30叶文公传十五年大字传文“曰君弱不可以怠”，十行本缺“君”字，《校勘记》未出校。检今存抚州本、余仁仲本、《四部丛刊》影印宋本等《春秋经传集解》善本，此处皆有“君”字，闽、监、毛本亦有“君”字。此当为十行本脱字，理应出校。而《校勘记》漏校，阮元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亦沿十行本缺字，并未出校。又如八行本卷十五第38叶文公传十六年小字疏文“民年自七十以上无有不馈遗以饮食也”，“自”字十行本及闽、监、毛、殿本皆无，《校勘记》未出校记，阮元本亦沿袭无此字。检日藏单疏本，此处与八行本同有“自”字。按上文传云“年自七十以上无不馈诒也”，似以八行本有“自”字为是，此处漏校亦颇令人遗憾。
2.误出校
《校勘记》八行本异文有许多与今国图藏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实际文字不符的情况。张元济先生在《涵芬楼烬余书录》中就曾指出：
惟阮氏《校勘记》谓正义序“以胶投口”，宋本“口”字误作“漆”，而此不作“漆”。“以至于今”，宋本“于”作“于”，而此不作“于”。卷一“大桡作甲子”，宋本“桡”作“挠”，而此不作“挠”。“自嫌强大”，宋本“强”作“疆”，而此不作“疆”。“是错经以合异也”，宋本“异”误“义”，而此不误“义”。“丘明与圣同耻”，宋本“耻”作“时”，而此不作“时”。“乃闻贤与不贤”，宋本“闻”作“关”，而此不作“关”。“以圣人尽圣穷神”，宋本“尽圣”作“尽性”，而此不作“尽性”。[4]
日本学者野间文史在《读五经正义札记（七）--宋庆元刊<春秋正义>管见》一文中，更列举《校勘记》“宋本”（即八行本）与国图八行本不合之例115条。此115条乃据《校勘记》与单疏本有异之处核国图八行本而得，实际上《校勘记》与国图八行本文字不合的数量远不止此。以《校勘记》卷十五为例，野间先生文列四处：“征廛者货贿之税”条：“宋本、闽本、监本、毛本'税'误'移'。”八行本作“税”不作“移”。“且迸居夷狄”条：“宋本、闽本、监本、毛本'夷狄'作'四夷'。”八行本作“夷狄”不作“四夷”。“比犹释不朝正之义”条：“宋本'正'作'王'，是也。”八行本作“正”不作“王”。“入于国”条：“宋本、闽本、监本、毛本'入'误'人'。”八行本作“入”不作“人”。据笔者复核，除此四条外，《校勘记》与国图本不合者至少还有如下六处：
文公传十一年“皇父与谷甥牛父三子皆死”条：“宋本、闽本、监本、毛本作'甥'，此本误'生'，下同，今订正。”（407页）按国图本此处及下文皆作“生”，不作“甥”。“如今皆死”条：“宋本、毛本'今'作'令'。”（407页）按国图本作“今”，不作“令”。传十三年“此言未逾年者”条：“宋本、毛本'未'误'末'。”（410页）按国图本作“未”不作“末”。“鲁是其父母家”条：“宋本、毛本'父'误'文'。”（410页）按国图本作“父”不作“文”。传十六年“驲传车也”条：“宋本、闽本、监本、毛本'驲'误'驿'。”（413页）按国图本作“驲”不作“驿”。“鳞鱹为司徒”条：“石经、宋本、岳本'鱹'作'矔'。”（414页）按国图本作“鱹”不作“矔”。
他卷类此，总数量颇可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他经亦可见校记与原本文字不合的情况，如《周礼注疏校勘记》中的“惠校本”异文出自八行本《周礼疏》，而有与八行本文字不符者，或出自传抄偶误，或混入他校、理校，其数不甚多，错误轨迹也比较明显。[5] 《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的情况则不同，校记与原本文字不符之例数量既多，有些又很难用偶误或混淆来解释。特别是《校勘记》明指八行本之非，而国图本不误；或《校勘记》辨析异体字、古今字，指八行本作甲不作乙，而国图本实作乙不作甲。其例屡见，令人瞠目。指八行本之非者，如张元济先生指出的《校勘记》卷一“自嫌强大”条：“宋本、监本、毛本'强'作'疆'，误。”（316页）国图本作“强”不作“疆”。“是错经以合异也”条：“宋本、监本、毛本'异'误'义'。”（316页）国图本作“异”不作“义”。“丘明与圣同耻”条：“宋本、监本、毛本'耻'作'时'。”（318页）国图本作“耻”不作“时”，等等。辨析异体字、古今字者，如《校勘记》卷一“以至于今”条：“宋本、毛本'于'作'于'。按经多作'于'，传注正义多作'于'，此正义当用'于'字，后人因简省改作'于'。”（313页）国图本此句在“春秋正义序”第3叶上2行，作“于”不作“于”。又卷一“谥曰宣子者”条：“宋本、毛本'谥'作'谥'，误。”（316页）卷二“无谥先夫死不得从夫谥”条：“宋本、岳本、毛本'谥'作'谥'，非也。”（320页）前者见国图本卷一第10叶上3行，后者见卷二第2叶上8行，皆作“谥”不作“谥”。《校勘记》卷十三“故言其谥也”条甚至对所谓八行本“谥”字推测道：“案'谥'当作'谥'。宋本多作'谥'者，必是庆元重刻时所改。”（394页）此条见于国图本卷十三第41叶上7行，亦作“谥”不作“谥”。这些特意辨析之处，理应重点关注确认，而《校勘记》与国图八行本竟乖违如此，难免令人对两者关系产生疑惑。
故张元济先生在上述引文列举不合之例后推测道：“略举数事，已见乖违，颇疑阮氏所见多为补版，故有不同也。”将两者差异归于不同印本补版之不同。赵万里先生在《中国版刻图录》中亦持此说：“阮元《校勘记》据苏州朱文游家藏本订校，因原书补版多寡不一，故两本文字亦不尽合。今朱本久亡，此为仅存之本。”[6]他们认为《校勘记》所据朱文游藏本并非今国图藏本，而是另一部补版不同的印本，所以会有文字上的诸多差异。
王欣夫先生《蛾术轩箧藏善本书录》著录一部明毛氏汲古阁刻、清吴县江沅临元和陈树华、金坛段玉裁校本《春秋左传注疏》，云：“庆元沉刻《左传正义》为宋刻最佳之本。……冶泉（陈树华）资之以成《春秋内传考正》，其本由朱文游归金辅之，今不知所在。别一宋刻递藏季沧苇、徐健庵者，由涵芬楼入北京图书馆，为海内孤帙。”也认为国图八行本与《校勘记》八行本为两部不同传本。不过，王欣夫先生考察了张元济先生所举不合之例在校本中的情况，认为不合之例“未必多为补版”，而是源自阮氏误据，“阮氏并未亲见沉刻，所据即段临陈校”。[7]
野间文史先生列举《校勘记》与国图本不合之例115条，指出这些不合之例多出自原版，而非补版，这说明两者乖违并非因补版而致。[8]且《涵芬楼烬余书录》之前并无两部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的记载，阮元《校勘记》所用朱文游家藏本当即今国图藏本。他认为《校勘记》与国图本文字不合，盖因作者未直接见到八行本，在传抄中导致龃龉差误。
正如我们上文所考察的，《校勘记》与国图八行本乖违不合之处相当普遍，其指八行本之非及辨析异体字，又言之凿凿，似乎很难用传抄偶误或偶然混淆来解释。而从乖违不合的具体异文看，出自原版与补版者各有其例，因不同补版印本而致差异的推测又难以成立。那么《校勘记》八行本与国图八行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两者大量乖违的情况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今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传录段玉裁校本《春秋左传注疏》（图二，以下简称“央图本”），其中有过录陈树华、段玉裁校跋，与王欣夫旧藏本同出一源。通过将《校勘记》八行本校记与央图本校字相比较，结合《校勘记》与国图八行本源流的考察，可以大致了解《校勘记》与国图八行本的实际关系，及《校勘记》利用八行本的具体情形，从中亦可窥《校勘记》未出校、误出校八行本异文的原因。
三、《校勘记》与国图八行本关系及未出校、误出校之成因
《校勘记》所用八行本为朱奂（文游）藏本，而国图藏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中有“北平孙氏”、“季振宜印”、“干学”、“徐健庵”等印，独无朱奂。这是前人无法确认两者关系的重要原因所在。今按惠栋《松崖笔记》中的一条记载，可将朱奂藏本与孙、季、徐藏本联系起来：“孔颖达《春秋正义》三十六卷，淳化元年本，庆元六年重刊。前后各八行，每行十六字，卷末有冯嗣祖、赵彦稴校勘姓名。此书北平孙氏藏本，康熙末归季沧苇，后又归东海徐氏，朱君文游以八十金得之。文游名奂，笃行好学士也。” [9] 惠栋所记庆元六年刊《春秋正义》，为孙承泽、季振宜旧藏，后归东海徐氏（即徐乾学），与今国图八行本中的钤印正相符合。据惠栋所记，此孙、季、徐递藏之本，在徐乾学之后，为朱奂（文游）收得。朱奂为吴地藏书家，室名滋兰堂，藏书甚富。沈大成《学福斋集》卷九有《朱文游五十寿序》云：“朱君当日之友，若惠松崖、李客山、陈东庄、何寓庸诸君，皆吴之大师石儒，过从讲习，收丽泽之益。……近时东南藏书家，浙中推倦圃曹氏、竹垞朱氏、碧巢汪氏，吴则健庵徐氏。今四家书散佚殆尽，所谓传是楼者亦夷为野畦蔓草，其当日善本旧抄，归于朱君者有矣。”[10]朱文游多收徐乾学藏书，又与惠栋有密切交往，惠栋记孙承泽、季振宜、徐乾学递藏之八行本《春秋正义》（即今国图藏本）归朱文游，其言当可凭信。
朱奂与乾嘉学者交往深厚，除惠栋等人记其藏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外，陈树华曾从朱氏借校此本，并石经等，撰成《春秋经传集解考正》一书。《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五著录“临金坛段氏校宋庆元本”《春秋左传正义》，其中过录陈树华跋云：“杜氏后序并淳化元年勘校官姓名及庆元庚申吴兴沈中宾重刻题跋一篇，依宋本抄补于后。戊子三月借得朱君文游滋兰堂藏本及石经详细手校，凡宋本有疑误者，悉书于本字之旁。经传文兼从石经增正一二。七月三十日校毕。冶泉树华记。”过录段玉裁跋云：“此宋淳化庚寅官本，庆元庚申摹刻者也。凡宋本佳处，此本尽有，凡今日所存宋本未有能善于此者也。为滋兰堂朱丈文游物，陈君芳林于乾隆戊子借校一部。陈君既没，嘉庆壬戌，予借诸令嗣，命长孙美中细意临校，次子
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序》及段玉裁《春秋左传校勘记目录序》都提到将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授与《左传》具体负责人严杰，用于《校勘记》的校勘撰写工作。前者云：“钱塘监生严杰，熟于经疏，因授以旧日手校本，又庆元间所刻之本，并陈树华《考证》，及唐石经以下各本，及《释文》各本，精详捃摭，共为校勘记四十二卷。”后者文字小异：“钱塘严生杰，博闻强识，因授以庆元所刻淳化本，并陈氏《考证》，及唐石经以下各本，及《释文》各本，令其精详捃摭，观其所聚，而于是非难定者，则予以暇日折其中焉。” [12] 段氏《目录序》末署“嘉庆八年冬至日”，在其校本题跋后数月。阮氏、段氏说授与严杰“庆元间所刻之本”、“庆元所刻淳化本”，很容易令人误会为庆元原本，或至少是根据庆元原本抄录之本。《校勘记》在他经校勘中亦曾利用到八行本，如《周礼注疏校勘记》中的“惠校本”，《礼记注疏校勘记》中的“惠栋校宋本”，均明确说明所用为他人校本。而《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对所用八行本究竟为原本、抄本或校本，则未予明确说明，其校记中对八行本的利用极尽详备，对格式体例的描述如在目前，对古今字、异体字包括微小的字形区别皆详加辨析，似乎非原本或影抄本莫办。但通过将《校勘记》与央图藏过录段玉裁校本对照考察，特别是将《校勘记》未出校、误出校八行本异文与央图本对照考察，可以发现，《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具体负责人严杰所得到的“庆元间所刻之本”、“庆元所刻淳化本”，实际上既非庆元原本，亦非据原本影抄之本，而是类似央图本这样的一部校本，也就是王欣夫先生所说的“段临陈校”本，或《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记的“临金坛段氏校宋庆元本”。[13]
央图藏过录段玉裁校本，底本亦明毛氏汲古阁本《春秋左传注疏》（书号00603）。书末有抄录杜氏后序、淳化元年官员衔名、庆元六年沈中宾跋。卷三十六末有江沅过录陈树华跋，淳化元年衔名后有江沅过录段玉裁跋，陈、段跋与上述《爱日精庐藏书志》所录文字相同。段跋后有江沅朱笔跋云：“茂堂段先生为先祖艮庭先生执友，庚申、辛酉以后，沅尝过从请问《说文解字》之学。因借此本，录过于家藏本上。是岁嘉庆丙寅也。三月录始，九月录毕。江沅记。”钤“臣沅之印”、“銕君”朱印。其后又有朱奂墨笔跋：“奂年十五六，最喜置旧书，得汲古初刷《左氏传》，江铁君师见而悦之，遂以家藏手批易之，横头表箸篆字，犹是艮庭先生手泽也。时在嘉庆辛未之岁。陈奂谨识。”钤“臣奂”、“硕父”印。可知此本为嘉庆十一年（1806）江沅借段玉裁临校陈树华本，又再次临校，并于嘉庆十六年易与陈奂者。（图三）
此本于天头、地脚、行间等处，有朱笔及少量墨笔过录段氏校本的校字、批注。八行本与汲古阁本有异之处，包括八行本各卷题署、疏文位置、出文异同等，皆一一校注。如卷二传元年“注王未至克卒”行下朱笔注云：“宋本疏在此篇之末。”“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朱笔圈去“武公娶于申曰”六字，旁书“至”字，行下朱笔注云：“宋本疏总附于篇末。” 对八行本的描述堪称详尽，可全面反映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的面貌。汲古阁本讹误之处，以朱笔当字涂改。脱漏之处或于行间补字，或书于眉端。异体字、古今字等，亦多以朱笔当字涂改，亦有行下出注者。八行本疑误之字，则于当字旁朱笔注出。如“春秋正义序”中“何得有姊而妻庶其”，八行本“姊”误“子”，即于“姊”旁朱笔书“子”字。眉端偶有据石经校字、据他书批校等，皆注明出处。少量墨笔校注当出自段玉裁，如“春秋正义序”第三叶眉端墨笔注“小字书旁不盖上者，陈校之例云，凡宋本有疑误者，悉书于本字之旁。若膺。” [14]
值得注意的是央图此本卷十九下第21叶“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行下，有朱笔批注曰：“宋本缺一页。”检国图藏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自“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下小字注文“万人言力有余”起，至大字传文“鲁人立文伯”之“文”字止，为卷十五第二十叶，正为抄配叶。国图藏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仅见此叶抄配，而陈树华校、段玉裁临校之朱文游藏八行本恰于此处缺页，更充分证明《校勘记》所据八行本，实即今国图藏本。
《校勘记》八行本校记与央图本校注有极高的对应度。《校勘记》所记录的八行本异文，包括题署格式、疏文位置、不同字形等，多可于央图本找到出处。而《校勘记》未出校或漏校的八行本异文，在央图本中亦往往无校字。以八行本卷十五第26叶为例(图四)，本叶为宋代补版叶，八行本与汲古阁本有多处异文，《校勘记》有出校者，有不出校者。其是否出校，与央图本有否校字正相呼应。如“是事霸主之法”，汲古阁本“事”作“时”，央图本朱笔改“时”为“事”。此处《校勘记》出校：“监本、毛本'事'误'时'。”“则是古之圣王”，汲古阁本及十行本等“则”皆作“即”，央图本朱笔改“即”为“则”。此处《校勘记》出校：“宋本'即'作'则'。”“明德天子岂虑世事”，汲古阁本及十行本等“事”皆作“衰”，央图本朱笔改“衰”为“事”。此处《校勘记》出校云：“宋本'衰'作'事'。”“周礼之不具耳”，汲古阁本及十行本等“之”作“文”，此当为八行本误字，央图本于“文”旁朱笔书“之”字。此处《校勘记》出校云：“宋本'文'作'之'。”等等，此皆《校勘记》出校八行本异文，央图本皆有出校。而同样出自本叶的“曹岂雅鲁为霸主”，汲古阁本及十行本等“雅”皆作“推”，此亦为八行本误字。而央图本无校字，《校勘记》亦无出校。“霸王威权不行”，汲古阁本及十行本等“王”皆作“主”，央图本无校字，《校勘记》亦无出校。“疏（左改为足）阔天甚”一句中，“疏（左改为足）”、“天”汲古阁本及十行本等作“踈”、“太”，央图本以朱笔改“踈”为“疏（左改为足）”，而“太”字旁未出八行本“天”字。《校勘记》此处出校云“宋本'踈'作'疏（左改为足）'”，同样未出八行本“天”字。八行本卷十五第7叶“几四器圭”，汲古阁本及十行本等皆作“凡四器者”，央图本于“者”旁朱笔书“圭”字，“凡”旁无校字。《校勘记》此处出校“宋本'者'作'圭'”，亦不出八行本“几”字。同一叶、同一句中异文，央图本有校字者，《校勘记》出校；央图本无校字者，《校勘记》无校记，其对应情况非常显明。
从上举诸例可以看出，央图本未出校、《校勘记》亦无校记的八行本异文，主要是比较明显的八行本版刻误字。是否因《校勘记》作者与央图本校勘者对误字有相同判断，不约而同都放弃了这些明显讹误的八行本异文？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同样是八行本的明显讹字，央图本有出校字者，《校勘记》皆一一出校，并未舍弃。而且像卷十五文公传十六年疏文“民年自七十以上无有不馈遗以饮食也”一例，十行本、汲古阁本等皆缺“自”字，惟八行本有，是为八行本优胜处，理应出校。而此字央图本漏校，《校勘记》亦同样漏校。这种对应恐非巧合。
还有更典型的细节可以证明《校勘记》八行本与央图本校字的关系。如八行本卷十五第13叶末行小字疏文“秦灭魏，刘氏徙大梁。又高祖之祖为丰公，又徙沛，故高祖为沛人也汉”，“又高祖”汲古阁本及他本皆作“汉高祖”，“也汉”二字汲古阁本等皆无。八行本本叶为宋代补版叶，其讹“汉”为“又”，又于“也”下衍“汉”字，很可能是出自补版讹误。按陈树华校例“ 凡宋本有疑误者，悉书于本字之旁”，央图校本当于“汉高祖”之“汉”字旁书“又”字，以示八行本讹“汉”为“又”。但观央图本此处校字，“又”字书写位置偏上，正处在“汉”与上字“梁”字之间。这个校字位置的偏移，或许出自校本过录过程中，这就导致校字“又”与行间补脱字例合，观者会误以为八行本“汉”上多出一“又”字。而《校勘记》此处出校云：“宋本'汉'上有'又'字。”正是因“又”字位置偏移而产生误校。此例非常明显反映出《校勘记》作者所依据的八行本并非宋刻原本或影宋抄本，而只是一部类似央图本这样的校本，其校字“又”字位置亦如央图本一样处于“梁”“汉”之间。央图本在“沛人”下朱笔书“也”字，而未出“汉”字，《校勘记》此处出校“宋本'人'下有'也'字”，而未出“汉”字，亦与央图本相应。（图四）
《校勘记》与国图本文字不符的误出校，亦可从央图本窥见缘由。央图本江沅过录段校于毛本之上，可以想见，段校或其所据之陈树华校本，亦同样以毛本为载体。主持《左传》校勘的严杰所得到的“庆元间所刻之本”、“庆元所刻淳化本”，实际就是类似央图本这样的一部以毛本为载体的校本。在这部以毛本为载体的校本中，八行本与毛本不同之处，或于当字涂改，或于字旁行间出校字，或于眉端行下批注，正如央图本所呈现的形态。而八行本与毛本相同之处，校本就不会有任何标识。负责《左传》校勘的严杰等人，对段玉裁或阮元所授的这部校本十分信赖倚重，几乎等同于原本。校本有批校之处，当然以批校为据；而校本无批校之处，则默认八行本同于毛本。这样可最大限度反映八行本异文。但如此一来，就产生了另外的问题，即任何一部校本，无论多么细致精微，都不可能完全反映原本。最早的校勘者陈树华可能会有漏校的情况；校本过录中可能会由于疏忽而出现遗漏校字、误录校字或校字位置偏移的情况；最早校勘者或过录校勘者可能对八行本明显误字有有意舍弃不出校字的情况，等等。这些都可能造成校本与八行本实际文字不符。此时若认八行本同于毛本，自然产生误出校。
《校勘记》中大量与国图八行本不合的误出校，主要成因即在于校记作者过分信任校本，以校本等同于原本，而忽视了校本可能存在的漏校、误校等问题。如张元济先生所举《校勘记》与国图本不符诸例中，正义序“以至于今”，毛本“于”作“于”，央图本未出八行本“于”字。《校勘记》遂默认八行本同毛本，此处出校云“宋本、毛本'于'作'于'”，还对“于”“于”用字作了一番辨析。（313页）卷一“是错经以合异也”，汲古阁本误“异”为“义”，央图本无校字。《校勘记》此处出校云“宋本、监本、毛本'异'误'义'”，误以八行本同毛本。“丘明与圣同耻”，毛本“耻”作“时”，央图本无校字，《校勘记》遂认八行本同毛本，出校云“宋本、监本、毛本'耻'作'时'”。又如《校勘记》卷十五诸例，“皇父与谷甥牛父三子皆死”条言八行本作“甥”，而八行本实不作“甥”；“如今皆死”条言八行本“今”作“令”，而八行本实作“今”不作“令”；“且迸居夷狄”条言八行本“夷狄”作“四夷”，而八行本实作“夷狄”不作“四夷”等等，此皆央图本未出校字，而《校勘记》遂误认八行本同毛本。在《校勘记》误出校诸例中，大多数为此类“宋本”与“毛本”并出者，原因即在此。
当然也有少数《校勘记》误出校之例，无法用上述原因来解释。如张元济先生所举“以圣人尽圣穷神”例，《校勘记》言“宋本、闽本、监本、毛本'尽圣'作'尽性'”，而实际上八行本作“尽圣”不作“尽性”。此处央图本在“性”旁朱笔书“圣”字，已出八行本异文，而《校勘记》仍误八行本同毛本。《校勘记》卷十五“征廛者货贿之税”条言“宋本、闽本、监本、毛本'税'误'移'”，八行本作“税”不作“移” 。此处央图本有朱笔校改为“税”字，而《校勘记》仍误八行本同毛本。疑《校勘记》所据校本亦为过录之本，其在过录过程中有遗漏之校字，从而造成《校勘记》误出校。
也有一些因传刻偶误或混淆而形成的误出校，如上节所举卷一春秋序“还归镐京”条：“宋本'镐京'下有'为幽王灭于西周，平王东迁洛邑，因谓洛邑为东周，谓镐京'廿三字，乃是完本。”（318页）国图藏八行本确有此廿三字，但“为幽王”作“及幽王”。卷十八成公经六年“故云鲁人自鞌之功”条：“宋本'故云'上有'案在二年今始立武宫'九字。”（445页）国图藏八行本有此九字，而“案”作“鞌”。此当为校记传写过程中形成的误字，或即《校勘记》刊刻偶误。又张元济先生所举《校勘记》卷一“乃闻贤与不贤”条：“宋本'闻'作'关'，是也。”（319页）国图八行本同十行本作“闻”，不作“关”，与《校勘记》不符。检单疏本，并闽、监、毛本及殿本，皆作“闻”，无作“关”者。此“关”字校记由何而来呢？我们在《十三经注疏正字》中找到一个线索：“子路节疏'道为升降，自由圣与不圣。言之立否，乃闻贤与不贤'，'为'疑'之'字误，'闻'当'关'字误。”[15]《校勘记》多引浦镗《正字》成果，“关”字校记或即由《正字》而来，而误为八行本异文。[16]
通过以上《校勘记》、国图藏八行本、台北央图藏过录段校本的综合比勘，我们可以认为，《校勘记》所依据的八行本，应当是与央图本内容相似的一部校本。这部校本最早由陈树华据朱文游藏八行本（也即今国图藏八行本）校勘，其后段玉裁依据陈树华校本过录一本，或制作副本授与严杰，用于《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的撰写工作。最早的校勘者陈树华，在校勘八行本时可能有所取舍，放弃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八行本误字；也可能会有偶尔的疏漏，本应出校的八行本异文，未能反映在校本中。其后的过录者或再过录者，在过录过程中也可能会有遗漏校字之处，或抄误之处，或也有对八行本误字有意取舍之处。《校勘记》依据这样一部过录后的校本为据，漏校及未出校的情况自然难免；而其对校本过于信赖倚重，将校本无校字之处皆默认八行本同毛本，这是产生相当数量误出校的主要原因。
《校勘记》将校本无校字之处皆默认同毛本，这种做法可以避免遗漏那些八行本与毛本同、与十行本不同的有价值异文，有其合理之处。但由此而生出数量不少的误出校，特别是出现一些无的放矢的辨误及字形辨析，对《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的整体质量有所影响。在不见原本的情况下，这或许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无论如何，《校勘记》利用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对《左传》尤其是对正义部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校勘工作，在诸经《校勘记》中仍属上乘之作。
注释：
[1] 本文为 201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春秋左传》校注及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B071 ）、201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三经注疏》版本研究”（项目批准号：14BTQ020 ）成果。
[2] 日藏单疏本《春秋正义》，用《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本。
[3] 关于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原、补版情况，及补版叶文字讹误问题，参见笔者《八行本 < 春秋左传正义 > 版刻辨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3 期。
[4] 《涵芬楼烬余书录》经部，《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中册，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第 414 页。
[5] 参见笔者《 < 周礼注疏校勘记 > “惠校本”及其他》，《文献》 2016 年第 4 期。
[6] 《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0年，第1册第21页。
[7] 《蛾术轩箧藏善本书录》癸卯稿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第 759 页。
[8] 野间文史举《校勘记》与国图八行本龃龉之例115条，指其中9条出自元代修补版，其他出自庆元原版。实际上国图藏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除元代补版外，还有部分宋代补版，野间先生未能区分。不过即使将这些宋代补版区分出来，仍有相当数量的龃龉之例，出自庆元原版。这说明《校勘记》与国图八行本乖违并非源自修补版。
[9] 《松崖笔记》卷二《春秋正义》条，《丛书集成新编》影印本，第20册第595页。
[10] 《学福斋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 1428 册，第 104 页。
[11] 《爱日精庐藏书志》，《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925册第279页。
[12]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四。
[13] 《校勘记》所据除段玉裁临陈树华校八行本外，当然还包括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中相关八行本之校记。如《校勘记》卷二“春秋经传集解隐第一”条“宋本正义'春秋经传集解'六字为一条，'隐公第一'四字跳行顶格为一条，'杜氏'二字为一条，不跳行”一段，就完全沿袭了《春秋经传集解考正》的文字。见《春秋经传集解考正》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42册第29页。参见袁媛《阮元<左传注疏校勘记>成书管窥》，载《经典与校勘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14] 据袁媛博士告知，复旦大学藏过录段校本《春秋左传注疏》与央图藏过录段校本内容十分接近，本叶眉端亦有此条批注。惟复旦本卷末无江沅、陈奂跋，其卷一卷二有部分墨笔校语为央图本所无。
[15] 《十三经注疏正字》卷五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 此字阮刻本正文已改为“关”字，卷末所附《校勘记》文字同。
注：本文刊载于《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十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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