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国徽设计小组，张仃等设计，1950年6月15日
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国徽设计小组周令钊设计的国徽图案，1950年6月中旬
国徽设计方案，清华大学营建学系梁思成、林徽因小组设计，1950年6月17日
岁岁年年，国庆节的升旗仪式中，国徽一直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但72年前的今天——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的国徽，并不在城楼上。
1949开国大典，受检阅的步兵方队齐步走过天安门
原计划高挂国徽的位置，临时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横幅
“国徽怎么办”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在即，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六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设立了6个工作小组，其中第6小组的任务便是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由马叙伦担任组长。决定国旗、国徽评委会成员后，7月10日政协筹备委员会在《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上刊登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向各界征集方案，对国徽提出的设计要求为“（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一时间，来自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图徽应征图案纷至沓来，但截止期8月20日到来时，情况并不乐观，“国旗（方案）一千五百件，国徽（方案）几十件”，国徽设计的困难在应征图案数量上便第一次体现了出来。在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的会议上，当组长马叙伦问出“国徽怎么办”时，郑振铎无奈地表示：“现在一个（好的）都没有。”
可开国大典的举办并不会等人，时间愈发紧迫。在初选委员会进行会议的两天后，第6小组第三次会议举行，最终决定：“因收到的作品太少，且也无可采用的，已另请专家拟制，俟收到图案之后，再行提请决定。”今天前往政协档案馆，在那里可以看到一份封面字样为“国徽图案参考资料”的文件，其泛黄的纸张上仍清晰地印着张仃和钟灵的设计总说和纹样含义。秦佑国先生认为，张仃和钟灵的这份设计方案，便是会议中提到“另请专家拟制”的成果。然而，当设计稿编印出来时，已是9月25日，离开国大典不过寥寥数日。当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召开会议，梁思成先生以“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顾问”的身份应邀参加。参加会议的成员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五星红旗为国旗”的观点上达成了一致，但对于国徽，众人都对初选图案不甚满意，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毛泽东在会上说到：“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慢一步决定，原小组还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
张仃、仲灵共设计了5个相似的图案
衬景上的“五角红星”不同于今天的“五星”
新面孔：“红绶穿瑗”和“天安门”
9月27日，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国旗、国都、纪年和国歌的决议。而由于没有适合的国徽，大会主席团决定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图案，开国大典上也就有了没能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新中国国徽的遗憾。为了赶在1950年国庆节挂上这枚新中国的象征和标志，设计流程重新精简，全国政协决定分别组成梁思成、林徽因领导的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小组和张仃领导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小组，进行国徽设计竞赛，以避免设计者过多，评审周期过长的弊病。
与梁思成在国旗国徽评选会议上提出的一样，林徽因也认为中国的国徽不仅要表现革命内容，还需要汲取出中华文明悠久的文化传统，彰显民族特色。林徽因与其助手莫宗江合作草拟出一幅国徽图案，并不断改进。经过与清华大学中国美术史教授邓以蛰、工艺美术史教授王逊、雕塑学教授高庄及梁思成一同研究讨论，汲取多方意见，林徽因和莫宗江等在1949年10月23日便完成了国徽早期设计，提交了《拟制国徽图案说明》。
林徽因等1949年10月23日方案
图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栋梁”展展品
这枚新的拟制国徽图案以璧（或瑗）为主体，一改此前的设计风格，以性温和的白玉为环，其上浅雕唐式卷草花纹，国名字体采用用汉八分书，中心的齿轮代表工，围抱的嘉禾代表农，再取五颗金星为材放置，化用南北朝常见的红绶褶皱而非西洋绸带作穿孔，颜色采用金、玉、红三种颜色 。林徽因在国徽图案里首次将国旗上的五星加入设计，在传统的玉璧中融入了现代元素，而国徽图案所要体现的传统艺术、民族文化、新旧发展都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始终坚持和追求的，他们对古建炽烈而浪漫的文化之恋一以贯之地体现在国徽设计当中。
与此同时，张仃领导的中央美术学院专家组也在积极进行国徽设计，在此前5个国徽图案的基础上又设计出一个方案，仿政协会徽的形式拟制了以彩色斜透视的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国徽。两个小组的方案在1950年6月10日一并交给了政协一届五次常委会进行讨论，虽然国徽的筹备工作历经长时间的“鏖战”，但审议并没有因疲惫而松懈，政协常委会仍然认为两组的方案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但对国徽图案中“采用天安门式”表示了肯定，决定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之一设计国徽，次日经过国徽小组会议讨论，原则上通过国徽采用天安门图案。周恩来指定以林徽因、张仃分别负责的两个国徽设计图案为基础，重新设计国徽图案。
张仃等1950年6月15日的修改方案
天安门从斜透视改为正立面
国徽不是“商标”
国徽的要求明确后，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小组又开始了紧张的考察绘制。借助营建系拥有的天安门实测图，他们可以精确而合比例地绘制国徽图案，林徽因首先想到利用天安门的正投影来取代之前的斜透视图，增添庄严之感。她还建议将天安门前的两个华表向左右拉开距离，以开阔整体，稳定构图。
早前，梁思成与林徽因两人反复研究应征国徽的图稿之后，就提出“国徽”区别于“商标”的想法。此前的图稿中，有的设计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诸国的国徽较为相似；有的设计则色彩运用过度，庄严程度不佳；更有甚者与某些商标的图案十分相似。而通过比较分析，林徽因在设计小组中表示：“国徽”代表国家，包含政权，不是“商标”，“不是色彩写真或一副风景画”。而梁思成也在国徽小组会议上讲过相似的话：“我觉得一个国徽并非是一张图画，亦不是画一个万里长城、天安门等图示便算完事”“（不要让国徽）看起来好像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的色彩”。
关于“国徽”区别于“商标”的讨论得到了周恩来的肯定。经过分析讨论，国徽图案设计中主要元素的呈现方式和颜色搭配得到了细化，应遵循的原则和创作思路也被进一步明确了，会议最终讨论决定，“将梁先生设计的国徽第一式与第三式合并 ，用第一式的外圈，用第三式的内容，请梁先生再整理绘制。”可惜的是，在现存的资料中并没有找到会上提到的第一式和第三式方案，今天只能看到重新绘制后的版本。
清华大学营建系1950年6月17日方案
来之不易的定稿
几经探索，不断讨论，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小组的设计思路越来越明确。小组成员开始绘制草图和正式图，将它们集中起来改进，梁思成和林徽因带领小组讨论方案，经常工作到深夜，先后做了二三十个国徽图案。当时梁思成生病，林徽因就在病床边与他讨论。这一对学者伉俪仿佛又回到了考察古建的时光，图稿上的每一个细节就像那许多他们曾见到的“美丽的塔影、城角、小楼”一样被放到脑海里反复琢磨。
梁思成在病床上与林徽因讨论国徽方案
1950年6月17日，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在梁思成、林徽因的领导下提交了设计方案和《国徽说明书》，说明书阐明了国徽的象征意义：“图案内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五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天安门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源地，与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以革命的红色作为天空，象征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底下正中为一个完整的齿轮，两旁饰以稻麦，象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通过齿轮中心的大红丝结象征全国人民空前巩固，团结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周围，就这样，以五种简单实物的形象，藉红色丝结的联系，组成一个新中国的国徽。在处理方法上，强调五星与天安门在比例上的关系，是因为这样可以给人强烈的新中国的印象，收到全面含义的效果。为了同一原因，用纯金色浮雕的手法处理天安门，省略了烦琐的细节与色彩，使天安门象征化，而更适合于国徽的体裁。红色描金，是中国民族形式的表现手法，兼有华丽与庄严的效果，采用作为国徽的色彩，是为中国劳动人民所爱好，并能代表中国艺术精神的。”
由清华大学营建系高庄教授主持，营建系
教师徐沛协助完成修改定型的石膏及墨线图
6月20日，国徽的最终方案修改完，数日的劳累超过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想象，林徽因在完成设计后也病倒了。设计方案最后由小组兼任秘书工作的朱畅中送审。周恩来主持审议国徽设计方案的会议，大家对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学院的方案进行讨论评选，最终确定了清华大学营建系的设计方案。次日，梁思成和林徽因强撑着身子，召集了国徽设计小组成员，根据会议提出的修改意见，进一步改进了麦稻穗的设计，并亲自进行细部处理。6月23日，在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
之后，梁思成推荐清华大学营建系的高庄教授进行国徽浮雕模型的设计和定型，并由营建系的徐沛真协助工作。9月20日，毛泽东主席颁发了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的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终于开始启用。
本文参考秦佑国先生的《梁思成、林徽音与国徽设计》，部分图片来自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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