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此诗所关注的焦点是她自身的命运，自我是此诗全部意义之所在。虽然“诗言志”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虽然古代诗歌的基本性质是抒情，然而群体的价值总是在诗人心中占着上风，忧国忧民的情怀成为判断诗歌境界高下的重要标准。即使是那些偏离上述传统的诗人也未能走得太远，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相当纯粹的个人抒情诗，但“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仍流露出推己及人的情怀。李贺的《浩歌》是对青春易逝的挽歌，但“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惟浇赵州土”仍包含着建功立业的希冀。
黛玉此诗则完全摆脱了传统，全诗长达五十二句，其目光却始终对准着“闺中女儿”这个自我。诗中的花鸟等景物虽然占了许多篇幅，但它们都是诗人心灵的衬托。“天尽头，何处有香丘”的诘问虽然隐含着批判社会的锋芒，但由此而生的抗争却是自我封闭的“一抔净土掩风流”。如果用传统的价值观念来衡量，此诗的境界是不够崇高的。然而如果转换视角，改从作者的女性立场来读它，情形就不同了。西蒙．波娃说：“一个孤立没有任何势力的女人，无法确定自己的地位，就不能给自己有所评价；她的自我有着无比的重要性，因为她无法攀缘任何其他重要的事物。”又说：“总之，女人的性格——她的信仰、价值观念、智慧、道德、格调和行为——显而易见的，我们都可以从她的处境来解释。笼统地说，没有给予女人超越性这个事实，使她无法达到人类的崇高境界，诸如正义、豪侠、大公无私，以及想象力和创造力。”
黛玉的情形稍有不同，她聪慧过人，且善于独立思考，她的智慧和价值判断力都胜过须眉。但是她的全部观念都只能深藏于内心，除了向知音宝玉偶尔一吐之外，根本没有表达的机会，更不用说付诸实践了。所以忧国忧民、建功立业等男性的人生追求对黛玉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注定被囿于深宅大院的她只能关注自我。于是，对自身美好品质的肯定，对自身不幸命运的哀怨，对严酷外界的控诉，对污浊环境的拒斥，便组成了此诗的精神境界。显然，这是基于女性立场的对生命的礼赞，是对男性价值观念的否定。与吴藻意在“速变男儿”的《饮酒读骚》相比，黛玉的诗体现了更加深沉、更加纯粹的女性意识。
从某些女性主义批评家的眼光来看，上文的论述似乎是一个悖论：《红楼梦》中林黛玉等人的诗词是当时最富有女性意识的文本，然而它们的真正作者却是男性作家曹雪芹！但如果我们从数量相当巨大的清代女性文学作品中找不到有力的反证，那么只能承认本文开头所引的那些断言男性作家不能为女性写作的观点是偏颇的，至少是不符合中国文学史的实际的。我赞同社会学家弗雷泽（Fraser）的观点：“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
本文的论述说明男女两性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完全可能互相理解、互相关怀，并达到心灵上的真正沟通。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都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男性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对女性持有敌对的态度，某一个男子完全可能成为女性最好的朋友，曹雪芹就是一个典型。这位借贾宝玉之口声称“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第二回）的男性作家，对上自林黛玉等贵族小姐，下至晴雯等卑微婢女的女性群体极尽呵护爱惜之能事，对她们的眉尖颦笑与心底微澜都怀有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在清代作家中，到底是谁具有更深刻的女性意识，是曹雪芹呢，还是女性作家陈端生、邱心如？我的答案是前者。
关于女性主义，我认同如下观点：生物学意义的性别（Sex）也许是不可逾越的，而社会学意义的性别（Gender）则是可以克服的。如果我们关注的性别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我们就应该承认性别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物，它仅仅具有文化属性而并无自然属性。人类既然制造了它，人类也有能力来克服它，而且这种克服完全可以双向进行：女性固然可以争取摆脱被压迫的地位，男性也完全可以向女性伸出援助之手。我觉得曹雪芹就是女性最好的朋友，而《红楼梦》中的女性诗词则是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应忽视的重要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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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慈怀读书会：因书明理 以慈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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