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萃文书屋木活字本
实无“套格”事
——附论中国传统活字印刷的一般形态
沈 畅
沈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王三庆先生所提出的萃文书屋木活字本套格印刷说，在论证时所使用的直接证据《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并不能代表萃文书屋的技术，现存的活字印刷史资料却证明《程式》中的套格技术没有被广泛应用。通过查验实物，萃文书屋印本本身不但不具有套格即二次刷印的特征，反而具有明显一次刷印的特征。而大量中国传统活字印刷实物所体现的一次刷印特征也证明一次刷印是中国传统活字印刷的一般形态。
关键词：萃文书屋；活字印刷；套格；重影；一般形态
1980年，台湾学者王三庆先生提出，萃文书屋木活字印本《红楼梦》使用了《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以下简称《程式》）中的“套格”技术，①其边框界栏与文字系两次印就。顾鸣塘先生在2006年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萃文书屋木活字本的边框与文字系一次印成。但是，顾先生的反驳并未从正面直接进行，而仅仅从情理上进行推断。而且他所使用的三个例子均不是铁证，第一个例子和第三个例子明显误读了《程式》版心文字排在套格雕版内的事实，第二个更是忽略了程甲本与程乙本刷印的时间差。②故而，顾先生的论证还达不到纠正王三庆先生观点的目的。
由于王三庆先生的观点，不仅仅是对萃文书屋活字技术的错误理解，其论证过程与思考模式更突出反映出对中国传统活字印本的一般制作流程，存在认识上的模糊之处。由于印刷技术是项专门的学问，但又与文献学甚至具体文献的研究关系紧密，因此，彻底证明萃文书屋木活字本并未使用套格，澄清中国传统活字印刷品印刷技术的一般形态，对于学界正确认识萃文书屋木活字本，并正确看待和研究中国传统活字印本具有重要意义。
上、轻易援引《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比附萃文书屋活字技术于理未安
王三庆的观点是在其博士论文《红楼梦版本研究》下篇《刻本研究》第三节《程本“红楼梦”木活字印刷程式之研究》中提出的。但是，王三庆并未提供萃文书屋本采用套格的直接证据，而是以《程式》所记载的《武英殿聚珍本书》的程式来分析“有清一代的木活字”，“作为程本刊行的借镜”。可是，王氏也同样没有提供萃文书屋沿袭甚至参考《程式》的任何直接证据，王氏的理由仅仅是萃文书屋是处在《程式》问世之后这种“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的环境之中。但《程式》毕竟只是一家具体出版机构的工作流程记录，用它去比附另一个与它没有直接关系的出版机构的具体工作流程，这是否合理，我们必须进行考察。
（一）活字印刷中的套格系武英殿聚珍本独创
我们知道，《程式》系清乾隆年间制作排印《武英殿聚珍本书》的工作流程记录，《程式》产生于现存最早有明确系年的明弘治三年印本《会通馆印正本诸臣奏议》问世近300年之后，比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更是晚了约730年。而且，据张秀民统计，可以明确认定出版时间在《程式》之前的清活字本有20余种，而现今存世明活字本的数量则近60种。③虽然说《程式》记载的武英殿木活字本的技术中有“套格”这一个环节，但在它之前的中国木活字本是否都使用套格技术呢？
在《程式》之前产生的关于活字技术程式的记载，现在流传下来的有宋人毕昇和元人王桢两家。
毕昇作为活字印刷的发明者，其活字印刷技术记载于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卷18：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纔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镕，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予羣从所得，至今宝藏。④
这段记载中记载造字、制版、拆版过程甚详，但在叙述刷印过程方面，除了提到两版“更互用之，瞬息可就”外，对刷印用纸即我们关注的是否套格只字未提。这里看似对这一问题交代模糊，反而正说明毕昇未用套格。因为这段叙述首先提到“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可知沈括的记载是以雕版印刷术为对比，在雕版印刷已经普及并尽人皆知的前提下，通过描述毕昇的活字印刷异于雕版印刷的方面来记录毕昇活字印刷术的。我们知道，除了套色印本外，雕版印刷均为一次印成，边框行格刻在书版上。此处沈括未提刷印过程，更未言以套格刷印，可知他所知毕昇活字法的刷印步骤与雕版印刷无异。因此，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时，并无套格这一步骤。
元人王桢《农书》卷22末载有《造活字印书法》，在简单列举了前人的三种活字方法之后，介绍他自己的木活字法：
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板木为字，用小细锯锼开，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盔字既满，用木（先结切。）之，使坚牢，字皆不动，然后用墨刷印之。⑤
这一节系王桢木活字法的总述，并未提及套格之事。后文中，王桢将木活字印刷术分解为“写韵刻字法”“锼字修字法”“作盔嵌字法”“造轮法”“取字法”“作盔安字刷印法”6个步骤。其中“作盔安字刷印法”就是排版方法及刷印方法，现全引如下：
作盔安字刷印法：用平直干板一片，量书面大小，四围作栏，右边空候摆满，盔面右边安置界栏，以木
王桢《造活字印书法》全文系作者有意记录活字印刷术的全过程，供人取法。其中连刷印必须顺着界栏竖刷都给予交代，可见其详尽严谨程度，丝毫不下于《程式》。如果王桢采用套格，既然没有专门设置一个步骤详述，自然会在唯一涉及刷印的这一节中提到，但此节于套格刷印只字未提。可见，王桢也没有在活字印刷术中加入套格的程序。
其实，《程式》本身亦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单色活字印刷中将“套格”作为其中一个步骤为其首创。《程式》“刷印”一节云：“至套刷，本系常法，然用之于画图套色，套边偶为之耳。今逐部逐篇用此。”⑦这里强调由“偶为之”变成“逐部逐篇用此”，可见，金简所继承的传统活字印刷术确实没有套格这一步骤。
（二）武英殿独创的套格技术没有被广泛接受
既然前此文献所记载的中国活字印刷术不存在套格，而金简所继承的活字印刷术也同样没有套格这一个环节。虽然萃文书屋木活字印本《红楼梦》印行时间晚于《程式》的问世时间，在没有明确的记载直接证明萃文书屋使用套格刷印的情况下，必须有充分证据说明清乾隆年间以后活字印刷活动的技术都完全照搬《程式》，而不受《程式》之前活字印刷技术的影响，即萃文书屋直接继承《程式》技术，才可以用《程式》比附萃文书屋的技术。
在《程式》问世之后，虽然活字印刷品不时出现，但此后记载活字印刷技术的文献却极为罕见。上世纪30年代，张镛全跟随以印制木活字本家谱为业的族叔在常州乡间从事木活字印本家谱的制作。事后撰成《记木刻活字的印刷术》一文，将其所见木活字印本制作过程详为叙述。其叙述造字方法、排版方法及刷印方法如下：
雕刻的方法：先以梨木刨成条子，某种字即某种阔，以细锯锼成方形，勿使断落，写字于面，刻好后以
排印的方法：撮字在它们称为“集字”，左手执一“朝板”（即手盘，因只一木板，似朝官御用的东西然）稿纸必须依据所印书版每行字之多少抄正，将稿纸覆在朝板上，以木条一根镇压在稿上的一边，如手盘形。撮字时不必左右旋转，如所撮稿内的一行字里，在某一盘里共有几个，则尽行撮去，某字即置于稿上某字处，靠着木条。不过朝板是要把平的，否则要倒掉了。如此撮了数行，遗置在另一木板上，待满版时，即可上印盘了。
印盘以硬木制成，像现在印刷机上的铁框型，四周上刻书边，中缀竹片为线，每行内搪以泞凝的乌泥，将字搬入行内，一一拑正，以平板用力压平，字即陷入泥中，就能印刷了。不过这种技术，较为难做，必具有轻软的手术才行，否则连字都要扒掉的。右手执着大可成握的
这一篇文字记载木活字技术非常详尽，不但将造字、排版、刷印的过程描述得栩栩如生，连墨汁的煎制都列专条说明，可见作者确实是参加了木活字制造印刷的全过程。但是，在如此细密的叙述中，作者却并没有提到使用套格，更不用说套格的印制。相反的是，作者特意提到印盘 “四周上刻书边，中缀竹片为线”，可见作者所见民国间常州地区木活字印刷技术确实没有套格。
此文作者张镛全族叔的职业为“谱师”，或曰“谱匠”。据张秀民的研究，这是清代民国间流动于民间以排印家谱为业的活字印刷工人。技术属于最单纯的师徒父子相传。正是由于其自然经济的形态，因其发展之缓慢，张镛全所记载的技术应该就是清代以来木活字印本家谱的制作技术。而且，据张秀民的统计与研究，清代木活字家谱以浙江绍兴与江苏常州为最大宗，故而张镛全的记载很具代表性。
但是，谱匠毕竟是一个范围很窄的行业，而且其流动性也与一般出版机构不同。会不会木活字家谱的制作技术仅仅是在其行业内小范围流传的，并不能代表其他类型木活字印本的制作技术呢，也就是说木活字家谱的制作技术不是元明以来薪火相传的活字印刷技术呢？虽然由于文献的缺失，没有其他清代民国活字印刷技术的记载与之相佐证，其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其原因是：张镛全记载的技术可以和域外文献记载相印证。
朝鲜人成伣（1439-1504）的《慵斋丛话》曾论及朝鲜的活字印刷技术：
刻木者曰“刻字匠”。铸成者曰“铸匠”。遂分诸字，贮于藏櫃，其守者曰“守藏”。年少公奴为之。其书草唱准者，曰“唱准”。皆解文者为之。守藏列字于书草上，移之于板，曰“上板”。用竹木破纸填空而坚致之，使不动摇者，曰“均字匠”。受而印之，曰“印出匠”。（成伣《慵斋丛话》卷3）⑨
成伣文中提到铸于朝鲜王朝成宗二十四年、当明弘治六年（1493）的癸丑字，可见此书写于其晚年。对应中国，正是明活字本开始大量出现的时候。据朝鲜史料记载，其铜活字印刷术自约明永乐年间开始，一直作为官方活动，不曾断绝。朝鲜史料中屡屡提及活字之法始于沈括，可见其与中国活字印刷术传自同源、关系紧密是不言而喻的。从成伣的记载来看，约明中期的朝鲜铜活字印刷术中并无套格程序。
在成伣的记载中，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注意。朝鲜铜活字印本的排版不是如武英殿木活字本那样直接排于刷印用的槽板中的，而是“列字于书草上，移之于板”，这与张镛全所记载的排在朝板上再搬入印盘中的方法完全一致，只是张镛全记载得较为清晰而已。虽然朝鲜铜活字与谱师的木活字既在材料上有别，又在“均字”平板的方法上有竹木破纸与乌泥的不同，但这些差异仅仅是自毕昇、王桢以来均已具备的活字印刷环节本身的改良与调整。而上述细节既不见于毕昇、王桢的记载，又与金简的记载不同。这种异时异地在环节上的雷同本身便已经说明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亲缘关系。当然，目前来看这种关系并不清晰，但成伣的《慵斋丛话》自问世后，长期未传入中国，故而也不存在谱师所传的技术系依据成伣的记载仿制改良的可能性。两者相合的桥梁，就是明以来国内世代相传的活字印刷技术。不过，我们不知朝鲜所传的技术是处于明以来活字技术的正脉的源头还是其域外旁支。但不管怎样，这一域外文献佐证了这一事实：张镛全所记载的木活字家谱的制作技术传承有自，确系明清以来中国与朝鲜共遵的一般技术。
既然《程式》作为《武英殿聚珍本书》这一具体木活字印本技术的记载，并不能与之前及其后文献中所记载的其他活字印刷技术完全吻合，也就是说它并未一统其后的活字印刷技术。在没有证据证明萃文书屋照搬《程式》技术的情况下，将《程式》所记载的每一个环节与萃文书屋木活字本的技术进行一一比附，明显是不妥当的。因此，王氏仅仅依据《程式》的记载，认为萃文书屋木活字本使用套格，确实没有理据。
下、实物鉴定证明萃文书屋木活字印本为一次印成
我们虽然已经通过梳理文献，证明王氏直接套用《程式》来说明萃文书屋使用套格的说法不合情理，但这仅仅是从情理上说明王氏的论证不成立。并不能代替对萃文书屋木活字印本的正面查验与鉴定。要想彻底证明王氏观点的错谬，弄清事实的真相，也必须从鉴定实物本身入手，拿出确凿证据，证明萃文书屋木活字印本《红楼梦》确系一次刷印而成，不存在先刷印行格再刷印文字的所谓“套格”。
（一）萃文书屋木活字本不具备套格印本的特征
前辈学者在鉴别分辨武英殿聚珍本与翻刻武英殿本的雕版印本时，特别强调将文字与界栏出现重叠作为认定武英殿聚珍本的铁证，这正是基于武英殿聚珍本的套格特征，从证明其为两次刷印入手的。由于武英殿聚珍本系两次印就，在第二次刷印即刷印正文时，将已经印好界栏和版心文字的套格纸覆在刷过墨的活字版上进行刷印。这时，如果已经印就的边框不能保证与槽板边框和界行完全贴合的话，文字的边缘很有可能会压在已经印就的界栏上。
图1为“国家图书馆”（台北）所藏的武英殿聚珍本《山谷外集》的首叶，第5行右半行的小注明显压在右侧界栏上，十分明显。
《武英殿聚珍本书》系内府精印的书籍，尚不能避免文字压线。民间书坊印本制作草率，效果就更大为不如了。学界一般认定光绪二年北京聚珍堂印《红楼梦》是仿照武英殿聚珍本使用套格技术刷印的，正是基于该本上经常出现文字压线的情况。笔者分别核查中国国家图书馆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庋藏的各一部聚珍堂印本《红楼梦》，在这两个印本中，随处可见文字压线的情况。以日本藏本为例，该本首叶第一横行的字全部压在上边框上，而版心文字尤其“聚珍堂”三字堂号则压在其右侧界栏上（图2）。要知道，萃文书屋作为碌碌无闻的一个活字印书坊，其所印制的《红楼梦》质量其实是不如同时代的其他民间活字印本的。通过查验原件，我们发现萃文书屋本的边框拼接痕迹十分明显，尤其是左边外框，不但不能密合，在各回末叶还经常出现左侧外竖界内移，导致上下两条界栏左侧长出一节，颇不美观，可见其制版印刷质量之差。但是，笔者对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一部程甲本、两部程乙本共三部萃文书屋木活字印本进行逐页核查，却根本未发现文字压线的现象。也就是说，目前的实物证据，不能证明萃文书屋木活字印本为两次刷印而成。
（二）萃文书屋木活字本确为一次印成
虽然，利用文字压线这种鉴定方法得不出萃文书屋木活字印本为套格印本的结论，但这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已经彻底证明了萃文书屋木活字印本系一次印成。我们必须从证实萃文书屋本为一次印成这一正面角度拿出证据。
笔者在核查三部萃文书屋木活字本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萃文书屋木活字本尤其是程乙本中，各回末叶空白处的界栏竟然会出现弯曲，甚至是明显折角的情况。图3系郑振铎旧藏程乙本第35回末叶，其文字空白处界栏下部出现折角。出现这种状况，其前提是萃文书屋木活字本的界栏确系拼接，这样的话，界栏就具有活动性，如果萃文书屋木活字本的界栏如武英殿聚珍本那样用整块木板雕成，就失去造成界栏弯曲的大前提。而如果萃文书屋木活字本的界栏是用仅拼接上界栏而不排文字的槽板刷印的话，由于缺少了活字顶木的嵌定，界栏之间便会出现空隙。在刷印过程中，界栏由于受到毛刷涂墨或刷印外力的影响，再加上没有活字与顶木的限制，便会发生折弯。
但是，遍查笔者所见三部萃文书屋本，凡有文字处，就绝不见界栏折弯。如果萃文书屋使用套格、先刷空白的边框界栏的话，所有的界栏在刷印时受到外力影响而弯折的概率是相同的，而不会因为在此次刷印之后是否再排上活字而有差异。既然现在萃文书屋木活字印本上界栏折弯仅仅出现在无文字处，这就说明印刷品上文字的有无与界栏是否弯折有着重要联系。换言之，就是说萃文书屋本的界栏与文字系一次印成。有文字处，由于活字的嵌定，界栏被限定住了，自然无法移动弯折。而无文字处出现的界栏弯曲折角，是因为萃文书屋并没有像《程式》记载的那样，为了防止界栏移动，在无文字处用较低的顶木嵌定，从而给界栏以移动弯折的空隙。事实证明，萃文书屋确实没有使用顶木，第88回末叶末行“下回分解”，郑振铎藏程乙本“分解”两个活字的间距较为正常，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另一部程乙本此处“解”字明显下移不到一字的距离，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影印陈其泰批“程乙本”时用以配补的杜春耕先生藏本中，“解”字下移更明显。这正是由于此处处于回末文字最后，下面的二字空格未用顶木限制的缘故，以致松动。因此，萃文书屋木活字印本上出现仅存在于无文字处的界栏弯折，说明其系一次印成。
利用无顶木的活字本中界栏是否弯曲与该处是否排有活字的关系，来证明萃文书屋木活字本系一次印成。这种论证与证明萃文书屋木活字本不具有两次印成即套格的特征相比，虽然是正面论证，但是，一则，这种证据太具有特殊性了，它必须建立在萃文书屋木活字版的界栏容易弯折而且还不使用顶木的前提下；二则，这种论证是将版面有字与无字进行对比，即将无与有进行对比，证明无所体现的实质，从而得出结论。故而，这样的证明还是不够直接与严密，且难以作为一般标准推广。要想证实萃文书屋木活字印本系一次印成，必须从“一次印成”直接措手。那就是证明萃文书屋木活字印本的界栏与文字在印刷时是一体的，而且这种证据既不会受到制作工艺的特殊性的限制，又是属于“有”的证明。
笔者通过仔细查验萃文书屋木活字本，发现各个印本均出现版面重影的情况，而且是文字与界栏一起发生重影。现就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马裕藻旧藏程甲本及郑振铎旧藏程乙本举例解说。
图4为马裕藻旧藏程甲本第3回第6叶。最左一行“黛玉”二字、左数第二行“内”字均重影，而最左一行“黛玉度”三字左右两条界栏也均重影。
图5为马裕藻旧藏程甲本第3回第7叶。左数第二行“翰”字重影，其字左右两条界栏也重影。
6为郑振铎旧藏程乙本第98回第7叶。这一处尤其突出，此叶从最左一行开始向右连续五行出现重影，以左数第四、五行的“有些不好”、“是亲的”两处最为严重，同样这两处文字左边的界栏与之对应出现重影。
之所以书叶上会出现重影，是由于刷印时用力不准导致纸张在刷印之后局部平移，此时继续用力，遂产生第二次压印，出现了第二次印痕。两次印痕同时呈现在一张纸上，这就造成了重影的视觉效果。
笔者选取的萃文书屋本上的重影实例，均是在版面同一块区域的文字与界栏出现的局部重影，而且，文字与其重影的间距同界行与其重影的间距是相等的。我们仔细观察平移最严重的第三例会发现，界栏与文字平移的距离是一致的，如“是”字“丿”划重影之间的距离与其左边界栏平移距离就是一样的、“有”字重影之间的距离更是与其左边界栏重影的距离相同。其他两例虽不如这一例表现的突出，但文字与界栏重影出现位置相近且平移距离相同的情况也是一样的。既然在同一版面区域出现这种文字与界栏同样程度的局部平移重影，这就充分证明文字与界栏在刷印时是一体的，也就是说，文字与界栏是一次刷印的。因为重影的产生，必须是在纸张覆在粘墨的版面之后、且彻底揭起纸张完成刷印之前，纸张发生了平移，且这时又产生了第二次压印，这种压印与平移都具有随机性，如果界栏的重影与文字的重影是两次刷印中产生的，其平移距离与压印位置都不可能完全一致，尤其是距离。因此，一旦出现这种同一版面区域的文字与界栏同样程度的局部平移重影，就毫无异议地说明文字与界栏是一次刷印的。既然萃文书屋木活字本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无可辩驳地证实萃文书屋没有使用套格技术。
附论：中国活字印刷品的一般形态是一次印成的
由于局部平移重影是证明一次刷印最有力的证据，利用重影这种证据，我们对明清活字印本进行核查，发现不少明清活字印本都出现了文字与界栏同距离局部重影。限于篇幅，仅就中国明清活字本中选取能代表不同时间、地点的10例进行佐证。
图7为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明弘治三年无锡华氏会通馆铜板活字印本《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卷119第28叶，此叶上边线发生重影，同时行2首字“得”行3首字“为”，行9首字“使”也均发生重影。而且上边线重影距离由右向左变低，而文字的重影距离也相应变低。
图8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年间蜀藩活字本《栾城后集》卷13第12叶。此本为四周单边，但左边线出现重影，而右侧“去”“牙”二字同样重影。
图9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年周堂铜活字本《太平御览》卷968第7叶。此叶末三行文字重影，左栏与最左界栏亦重影。
图10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二年北京铜活字本《松鹤山房诗集》卷4目录第5叶。第4行“既为咏诗而朱起”重影，边栏也重影。
图11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雍正年间娄东施氏活字本《吴都文粹》目录第25叶。此叶整叶文字与界栏相应重影。
图12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嘉庆十六年璜川吴氏真意堂木活字本《兼明书》卷3第13叶。此叶末行“也仲尼之”向右重影，右侧连续两条界栏亦向右重影。
图13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四年毗陵活字印本《海国图志》卷27第22叶。此叶左边有向左重影，最左一行前10字，左数第二行前2字均重影，其中边框与文字重影距离相同。
图14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咸丰二年杭州铜活字本《妙香阁文稿》卷1第22叶。此叶首行“乎不”、次行“生而食”重影，下边线亦重影。
图15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同治十三年晋江梅石山房活字本《毛诗国风绎》不分卷第8叶。此本“於鄭風好”重影，左边界栏亦重影。
图16为笔者自藏光绪二十一年苏州毛上珍印书铺木活字印本《墨子间诂》卷10第46叶。本叶末4行底部文字重影，左右3条界栏及左边亦重影。
以上10例的选取，不论在时间跨度还是地域跨度均颇具代表性，但这些实物均系一次印成。从这点来看，印刷实物与沈括以来包括域外文献在内的文献所记载的活字印刷技术相符，即中国传统活字印刷的常态是一次刷印，套格技术仅仅是武英殿聚珍本前无古人的发明，且此后除了个别出版机构偶有效仿外，并未成为中国活字印刷术的主流。
武英殿聚珍本使用套格技术，其原意是从美观角度考虑，如果没有解决板框界栏缝隙缺口问题，所谓套格就没有到达预期目的。因此，用套格印法的前提必须是界栏边框使用雕版，聚珍堂木活字本《红楼梦》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随便翻开《中国版刻图录》及《中国活字本图录·清代民国卷》就会发现，绝大部分的中国传统活字印本都或多或少地出现板框不密合的情况，说明这些活字印本的边框还是使用活字版的槽板外框和界栏刷成的。如果在这样的效果下还将板框界栏与文字分开刷印。这就极其不合情理了。因为既然用排字的原拼接版框刷印，而且还不能解决缝隙缺口问题，何必要再印一次？更何况套格印刷的工作难度很大，聚珍堂活字本中大量的文字压线就是已经印好的边框难以对准槽板边框的结果。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活字印刷的常态是一次刷印也在情理之中。
之所以金简发明的套格技术没有被广泛使用，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由中国活字印刷在传统印刷术中的地位与作用决定的。由于在纸型发明之前，中国活字印刷术一直不能解决存版的问题，所以活字印刷品只能少量刷印，难以大量流通。故而它在中国一直只是作为应急的方法，是作为雕版印刷品的前期实验使用的，其目的是节省成本、快速成书。如明人倪炳用活字排印《太平御览》，但同时表示能有好事者“锓为不刊之典”即雕版印刷，而他自己随即再次雕版发行。又如清末学者孙诒让花十年精力著成《墨子间诂》，先由苏州毛上珍印书铺活字印成三百部征求友朋意见，但最终增补写定后还是雕版印出。如果使用套格，将一次刷印变成两次，这种变化无疑加大了工作量，为避免文字压线的出现而对格纸外边与槽板的对准又无疑增加了工作难度。这对于追求速度的中国活字印刷品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其次，金简用雕刻的整木板框界栏代替拼接活板，这样虽然解决了中国传统活字印刷中板框缝隙问题，但将一次刷印改造成两次刷印，却极容易陷入文字压线的另一个困扰。比之拼接边框的一次刷印造成的不美观，文字压线带来的将是更大的灾难，因为这很有可能导致部分文字无法辨认，进而提高了印刷时的废品率，聚珍堂活字印本《红楼梦》的满纸文字压线现象就是惨痛教训。因此金简的变革仅仅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事实证明，在需要印刷板框界栏的时代，只有努力解决槽板缝隙本身问题，才是有效解决活字印本不美观的正确道路。这也就是金简的套格很快被大部分人抛弃的根本原因。
注释：
①王三庆《红楼梦版本研究》，潘美月、杜洁祥主编《古典文献研究辑刊》第8编，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465-466页。
②顾鸣塘《〈红楼梦〉木活字本流变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233页。
③张秀民、韩琦《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2006年版，第572-574、632-654页。
④[宋]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卷1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97-598页。
⑤⑥[元]王桢《农书》卷22，《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38、540页。
⑦[清]金简《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清乾隆年间武英殿聚珍本，第29叶b。
⑧张镛全《记木活字的印刷术》，《艺文印刷月刊》第2卷第11期（1940年5月），第20-21页。
⑨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4页。
注：本文发表于《红楼梦学刊》第2016年第1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沈畅博士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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