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本系統諸本
談到建本系統的《資治通鑑》，不能不首先從《四部叢刊初編》影印的那一部宋刻本說起。這主要是因爲存世建本系統的宋元古本，都是殘本，沒有一部原配的全書，相對來說，這個本子闕佚不多，而且因印入《四部叢刊初編》而影響廣泛，所以在這裏要先來講講它的情況。
這部書，在清代曾經盧文弨、孔廣陶等遞藏，是張元濟以廉值由孔廣陶次子昭鋆處爲涵芬樓購得[1]。購得此書後，張元濟就將其印入《四部叢刊初編》。當時因“校閱者僅見宋諱闕筆至‘構’字止，故定爲紹興重刊本”[2]。更確切地說，當時是因其附有紹興初年的“校勘監視人銜名”等而被張元濟誤認作紹興二至三年刊印的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了[3]。
但後來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編著《涵芬樓燼餘書錄》時，張元濟便已經放棄了這一看法，述云：
長洲章君式之（德勇案：即章鈺）取校胡刻，謂與江安雙鑑樓傅氏（德勇案：即傅增湘）百衲本第六種板匡字體相似，其本原有脫文訛字，此均訂補。且指出宋諱“惇”字，亦已闕筆，定爲建刻之重校本。其說良信。今茲覆閱，見有宋諱所闕之筆，每加嵌補，俾復原形，痕跡甚顯者。是且可定爲元時重修印本矣。[4]
章鈺所定“建刻之重校本”語義不夠明晰，是重刻再版新印，還是校補舊版重刷，一時不大好琢磨。
檢章說見所撰《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述略》，乃謂此本與傅氏百衲本之第六種雖“板匡字體”皆相似，但與其明顯不同的是“逐葉板匡外皆有耳題”，故乃“爲顯然兩刻”[5]。故所謂“建刻之重校本”應當是指依據傅氏百衲本第六種之建本重校再刻的新版。傅增湘審其版式字體，也認爲它“是宋時據大字建本翻雕者”，他講的這個“大字建本”，也是指其百衲本《通鑑》中的第六種本子[6]。確切地說，因涵芬樓買到的這部書是入元以後經修補版面刷印的本子，故應稱作宋刻元修本。又據章鈺、張元濟所說宋諱避至“惇”字的情況，其原刻時間可定在光宗紹熙年間。不過鐵琴銅劍樓所藏另一同版殘本，避諱闕筆至寧宗的“郭”字，故鐵琴銅劍樓主人“疑出寧宗時”，傅增湘也沿襲了這種說法[7]。這樣看來，那就應該是慶元年間以後的刻本了。聯繫其所從出的那一“大字建本”即爲寧宗時刊本這一情況[8]，恐怕還是傅增湘的說法要更爲切實一些。
《四部叢刊初編》當作底本影印的這部書，今存國家圖書館，即《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上的第0497號藏品。審其著錄失宜之處，有如下兩點。
《圖錄》第0497號藏品
南宋紹熙間福建刊刻
元朝修補修印本《資治通鑑》
一是未能採納張元濟後來修訂的意見，將其定爲“宋刻元修本”，仍僅稱作“宋刻本”。作爲這麼專門的版本學著述，又是像《資治通鑑》這麼重要的史學名著，竟然連張元濟這麼權威的見解都沒能吸收，這不能不說是一項非常嚴重的疏誤。這對文史學者利用其書，不能不產生很嚴重的消極影響。
二是這部書略有殘闕，闕卷一三九至一四〇、卷二一四至二一六，卷二六五至二六七，這八卷是以清鈔本補配。這補配的鈔本，版式、字體都同原刻本非常相像，且仍避宋諱，衹是沒有原刻本所帶的書耳以及每版的字數和刻工姓名。比較得當的做法，應至少選取一頁鈔本，載入《圖錄》，可《圖錄》中共展示三幀書影，卻沒有一幅鈔補的頁面。
《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宋刻元修本
中補配的清鈔本
這部宋刻元修本《通鑑》，對於研究《資治通鑑》版刻歷史，具有特別重要的價值。原因，就是在它的末尾，附鐫有紹興二至三年兩浙東路茶鹽司重刻元祐國子監本的校勘官員銜名和兩浙東路茶鹽司的刻書題記。這些內容，今國家圖書館藏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已佚失不存。在前面第一節裏我已經談到，正因爲如此，當年被收入清宮時便被當作元祐年間的“未注初刻”原本。其實換個角度看，或許正是爲了矇騙清宮官員，以晚充早，纔被奸人特意撤出了這些紹興初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書的注記。考慮到這一點，《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刊載的三幀書影中，理應騰出一個版面，印上一葉這個本子篇末附刻的兩浙東路茶鹽司本的刻書題記和校勘官員銜名。
張元濟起初誤以爲這部建本《通鑑》是紹興初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這顯示出當時的學者，對歷代版刻規律性特徵的認識還很不充分。現在我們稍習古代版刻的學人，大多都很容易看出這部書籍明顯的建本特徵，而不會把它誤認作兩浙東路茶鹽司的刻本。因爲其明顯的建本顏體字同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所應具有的浙本歐體字差異實在是太大了，根本沒有理由將其混爲一事。然而，但一生自視“對版本學不願以第二人自居”的張元濟[9]，在當時卻就犯下了這種看起來似乎是很“低級”的錯誤。這就是時代的局限。在對這一版刻性質的認識上，過去清人陸心源就是這樣的看法[10]，張元濟並沒有什麼新的進步。在我看來，真正系統而又確切地建立起宋代三大地域版刻體系的，是黃永年；是黃永年的《古籍版本學》纔清楚區分開浙本、蜀本、建本這三大地域各自的字體等版刻特徵。
另一方面，這個宋刻元修本的版刻狀況是頗爲整飭的，但人們對它的版刻性質，一直沒有做出過清楚的說明。就其字體和書耳等版刻形式來看，這部書當然屬於建本的系列，但古籍版本學中所講的建本，通常更多地是指建陽書坊的刻本；至少所謂“建本風格”指的就是建陽書坊刻書的風格，而福建地區的官刻本與之並不一定完全相同。
前此我撰寫《所謂興文署本胡注〈通鑑〉的真相及其他——寫在胡刻〈通鑑〉影印出版的時候》一文，依據黃永年在《古籍版本學》中總結的規律性特徵，由南宋時期的浙本和建本對元代福建地區的版刻做出推論說：“凡是鐫梓刻工姓名的福建刻書，都衹能是當地官刻或是家刻，而不會是書坊刻本。”現在我們看這部盧文弨舊藏宋刻元修本《通鑑》的情況就是這樣：上書口有字數，下書口有刻工。所以，這應該是一部福建或其毗鄰地區的官刻本或家刻本，不宜與坊賈產品等量齊觀。這是我們在利用這部《通鑑》從事校勘或學術研究時應當予以充分重視的。
這種宋刻元修本《通鑑》，還有幾部存世，但也都是殘本，而且闕失的卷次也都不比《四部叢刊初編》影印的這部書少。國家圖書館就另外還存有兩部：一部是剩存九十四卷的本子，即《圖錄》上的第0498號藏品；另一部是剩存九十二卷的本子，即《圖錄》上的第0499號藏品。
本來像這樣版本完全相同的兩部書，《圖錄》編纂者理應予以說明，不過這部《圖錄》對這種情況統統一語未着。或許都是想讓讀者猜着看，或許編纂圖錄的人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兒。
可這事兒真的那麼難麼？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這事兒，若是讓國家那個圖書館外邊的人來做，好像也確實有較大難度，因爲裏邊兒的人要是不讓你看，你還真就看不着，看不着當然也就比對不了。可這套《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是他們看書庫的人自己動手編的，想看哪一葉書都能痛痛快快地看個夠，難道不是輕而易舉麼？就這麼稀裏糊塗地把圖片印出來，實在說不過去。這裏邊的道理，是怎麼說也說不通的。
另外，既然兩部書籍版本完全相同，那麼選擇其中一部多展示一些頁面，另一部就少展示一些頁面，節省篇幅，以便安排其他更需要載錄的版面，這應該也是自然而然的做法，用不着耗費心思也都是想得到的。可是我們在《圖錄》中看到的情況，卻不是這樣。
首先讓我們來看第0498號藏品，此本爲瞿氏鐵琴銅劍樓舊藏，它同第0497號藏品、也就是《四部叢刊初編》的那部底本相比，乃是秋色平分，兩部書各登載三幀圖片，誰和誰都一個樣。
唯一歪打正着多少提供了一點兒獨特價值的地方，是由於這個本子殘存的部分是從第四卷開始，因而在卷四的首頁上鈐滿了藏家印章，《圖錄》編纂者就把這一頁印入書中，而《四部叢刊初編》本的底本，恰恰闕失了這一書頁。我們看下面這兩幅圖片，顯而易見，《四部叢刊初編》本的這一頁面是用他本補配的。
《圖錄》第0498號藏品
《四部叢刊初編》本
這個頁面當然最有可能是出自鈔配，但若是這樣，它同其他鈔配闕卷的寫法是完全不同的：其他那些清鈔本完全模仿原書的建本顏體字筆法，而這一書頁寫的卻是浙本的歐體字。若謂此頁是用其他刻本補配，那麼，依據目前所知的情況，我們還不知道有過這樣一種刻本。其究竟是刻是寫，看不到原書，現在還很難確定。
不管怎樣，《圖錄》選印這一頁書影，還是給我們提供了一些獨特的版本信息，這對古籍版本和文獻校勘的研究都有一定價值；同時，它還提示我們注意，《四部叢刊初編》本的底本除了一般著錄的那些闕卷之外，還有一些闕頁也是用他本補配的。
至於第0499號藏品那個九十二卷殘本，就更沒有什麼特出之處了。此本爲翁同龢舊藏，其唯一值得稱道的是，其刷印時間似乎較早，至少比《四部叢刊初編》本所依據的那個底本刷印得會更早一些，可這也不值得這部《圖錄》的編纂者竟給了它整整五幅頁面！特別是在《圖錄》的文字說明中敘述說在這殘存九十二卷書中另外還配有“其他兩種宋刻本”。那麼，在《圖錄》給出的五個頁面中總該爲這“其他兩種宋刻本”各自留出一幅圖的位置吧？可《圖錄》的編纂者就真的能把這五幅頁面都印成了跟《四部叢刊初編》同樣版本的書影！而且在文字說明裏連個行款也沒做交待。這真是應了那句俗話——衹有你想不到的，沒有他做不到的！所謂“學術界”也是和這大千世界芸芸衆生一樣奇妙。
好在通過這本《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我們畢竟可以清楚判斷上述三種建本《通鑑》的同版性質，而且這部書中存有《四部叢刊初編》底本所闕佚的卷一三九至卷一四〇、卷二一五至卷二一六，可以爲其補上八卷佚篇中四卷。另外，鐵琴銅劍樓還藏有一部這個版本的殘本，僅闕佚二十五卷，今存上海圖書館。幸運的是，《四部叢刊初編》底本的全部闕卷，這個本子都保存完好。還有上海圖書館所藏另一殘本中也存有《四部叢刊初編》底本闕佚的卷二六五。這樣，若是有好事者比較這些殘本的刷印早晚和保存狀況，再充分利用像第0498號藏品中的那些《四部叢刊初編》底本已經闕佚的頁碼，精心選擇後替換下那些清代以來鈔補的卷次和頁碼，顯然可以湊成一部同版集納的建本《通鑑》。常語云“有志者事竟成”，但有的事情，並不需要多麼宏偉的志向，衹要足夠好事兒，再認真去做，很容易就能做成。
《圖錄》第0501號藏品
《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另外還有一部建本系統的本子，這就是其第0501號藏品汪士鐘舊藏十五卷殘本。這個版本，就是剛纔提到的章鈺和張元濟以爲《四部叢刊初編》底本所從出的那個建本，也就是傅增湘百衲本《通鑑》中的那第六種本子。
這個本子的行款同《四部叢刊初編》本的底本非常相近，都是每半頁11行，每行21字，左右雙欄，黑順魚尾。兩本所不同者，一是此本爲細黑口，《四部叢刊初編》本底本爲白口；二是此本無書耳，《四部叢刊初編》本底本則在左邊框上方鐫有書耳；三是此本版心無字數、刻工，《四部叢刊初編》本底本版心卻有字數、刻工。這第三點特徵說明此本刊刻出自建陽書坊。傅增湘稱其“大字精楷，秀麗方峭，雕工極有鋒頴。紙質瑩細，墨氣亦致佳。頗似黃善夫本《史記》、劉元起本《漢書》，是建本中之最佳者。宋諱敦、郭皆缺筆”[11]。從其與黃善夫本《史記》、劉元起本《漢書》同出建陽書坊這一點來看，傅增湘講的這幾部書籍在版刻字體上所具有的相似性，也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
最後簡單談談傅增湘舊藏百衲本《通鑑》的情況。此本大致在明後期由七種刻本集配而成，另外還配有部分明鈔本，故號稱“百衲本”。民國初年，傅增湘從端方家購得，與元刻明印本胡注《通鑑》，合爲“雙鑑樓”中自得重寶。傅增湘得書一年後即將此本交由商務印書館影印，至1919年春印成行世。惟印本無多，今人檢閱，亦非易事。商務印書館印行此書時，正好剛從南海孔氏購得《四部叢刊初編》本的底本，故以此《四部叢刊初編》本的底本抽換掉了百衲本中那些鈔配與缺損的卷頁，使百衲本的影印本較其原本增多一種刻本，實際共彙集有八種刻本[12]。
百衲本原本中的七種印本，第一種是紹興初年的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屬於浙本而非建本。其餘六種，傅增湘稱“均建本精刊”[13]。其中第六種，就是上文剛剛講過的本子。傅增湘稱剩下的“其他密行小字本五種，亦皆初印精湛，且無一種見於諸家著錄者。其中有四種版心題‘正鑑’或‘正監’，頗疑爲與南宋人撰《續通鑑》同刊者”[14]。
這五種版本的《通鑑》，至今所知仍僅有存於此百衲本中的殘卷，故《國家圖書館宋元善本圖錄》在著錄這部傅增湘舊藏百衲本時理應予以突出體現，而對《圖錄》中已經另有專門體現的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卻可載可不載，可以說無關緊要。然而我們在《圖錄》中卻衹看到三幀其第一種版本、亦即紹興初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的書影，而且其中還有一幀同第0495號藏品選用的竟是同一個頁面！這路數，這道理，《圖錄》編纂者到底動的是什麼腦筋？實在是讓人怎麼想也想不通，怎麼看也看不明白。
[1]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三盧文弨、孔廣陶等舊藏“資治通鑑”條，頁233。
[2]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張元濟全集》本），頁239。
[3]商務印書館編《縮本四部叢刊初編書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頁21。
[4]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錄》，頁239。
[5]章鈺《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述略》（北京，中華書局，1956，《資治通鑑》卷首附印本），頁11—12。
[6]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三盧文弨、孔廣陶等舊藏“資治通鑑”條，頁233；又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卷二《百衲宋本資治通鑑書後》，頁106。
[7]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九，頁136。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卷二《百衲宋本資治通鑑書後》，頁105。案依據卷末附有紹興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書題記和校勘官員銜名的情況，鐵琴銅劍樓主人瞿氏以爲此本係用紹興兩浙東路茶鹽司書版“修板印行”，傅增湘則以爲此本是“南宋寧宗以後閩中覆刻紹興浙東茶鹽司公使庫刊本”。請注意傅增湘此說同他“疑此本或從建本翻雕”的看法是相互牴牾的。
[8]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卷二《百衲宋本資治通鑑書後》，頁105。
[9]張元濟《涉園序跋集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篇末王雲五跋，頁280。
[10]清陸心源《儀顧堂續跋》（北京，中華書局，2009，馮惠民《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本）卷六《宋槧建本通鑑跋》，頁333—334。
[11]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卷二《百衲宋本資治通鑑書後》，頁104。
[12]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卷二《百衲宋本資治通鑑書後》，頁103—106；又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三百衲本“資治通鑑”條，頁231—232。
[13]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三百衲本“資治通鑑”條，頁232。
[14]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卷二《百衲宋本資治通鑑書後》，頁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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