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可堪“儿女”？
——《儿女英雄传》读后感
彭馨雨（中国语言文学系2018级本科生）
“英雄”这两个字，在任何文化中都受到喜爱、尊敬乃至于崇拜，因此也成为文学艺术青睐的素材。中国古代对英雄的书写，最典型的大概是那“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即便经历了漫漫历史长河的冲刷，这种基本的品味始终没有改变，就连身为女子的李清照，在定义“人杰鬼雄”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也还是项羽。《儿女英雄传》首回有八句提纲，首句说“侠烈英雄本色”（文中原文均引自：（清）文康《儿女英雄传》，北京：华夏出版社 , 2013年。后不再一一标注），正是对中国传统“英雄”形象的概括。然而，文康在此基础上却加入了一些新的成分，构成了对“英雄”叙事的新理解。这种新成分就是提纲的第二句：“温柔儿女家风”。
“儿女”和“英雄”是《儿女英雄传》的两个关键词，行文之中，作者也始终牢牢扣住这两点，甚至于每写一段便要特意点明以提醒读者。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关键词在文中并非作为两方面独立的叙述，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作者并不是要分别叙述这些人的“儿女”表现和“英雄”事迹，而是要强调自己的新的“英雄”概念，即“最怜儿女最英雄”。在这种定义下，“儿女”和“英雄”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在文中，这两个词几乎形影不离：有“儿女心肠”，就有“英雄肝胆”（第八回）；有“儿女情肠”，就有“英雄本领”（第十二回）。这两个词可以互相看作对方的“定语”，因此，这种“英雄”便与我们传统理解上的“英雄”有了区别。第十四回中，作者用“儿女英雄念头”来形容安老爷决定辞官寻找十三妹的想法。乍一看这个词组甚至有些不通，但这也正体现了作者极力要将“儿女”和“英雄”绑定的意图。他笔下的英雄不是项羽式的“侠烈”的战士和斗士，而是一种很细腻的表现，不必武功盖世、打打杀杀，只要心中怀有“儿女”的深情，像安老爷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也能称作“英雄”。当然，文中并不是没有那种通常与武力挂钩的、传统式的“英雄”表现。鲁迅先生将《儿女英雄传》归入“侠义公案小说”，一些研究者采用“侠”和“情”来概括其主旨，其中的“侠”说的正是十三妹的行侠仗义，这仍是无法离开她的武功的。
十三妹身上既有传统英雄的因子，又被作者赋予了“儿女”的新内涵。“英雄”容易明白，然而，对“儿女”两个字的理解却值得讨论。“儿女”即“人情”，大概可以确定。“儿女之情”一词，似乎总被用来指称男女情爱。钟嵘《诗品》中评论张华说“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这是说他的作品中男女相爱的感情多，胸怀大局的气概少。清代刘熙载《艺概·词曲概》：“齐、梁小赋，唐末小诗、五代小词，虽小却好，盖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也。”也是说文艺作品的题材局限于男欢女爱。张蕾在文章中引了梁启超谈中国小说的话：“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 梁启超将中国小说分为“述英雄”和“道男女”两类，而张蕾则认为，《儿女英雄传》这部作品涵盖了这两方面，即也将“儿女”与“道男女”相对应。（张蕾《“情”与“侠”的汇流:<儿女英雄传>之后的通俗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儿女英雄传》中体现了“情”与“侠”的结合，文中的确有着对“情”的丰富的表现；然而，在它所写的丰沛的“情”之中，男女之情却恰恰是最没有存在感的一种。也就是说，在这部褒扬“儿女”之情的小说中，自古以来占据文学艺术“情”之大端的男女爱情，反而呈现着一种缺失的状态。
作者在首回中就借“天尊”之口对“儿女英雄”作了解释：“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譬如世上的人，立志要作个忠臣，这就是个英雄心，忠臣断无不爱君的，爱君这便是个儿女心；立志要作个孝子，这就是个英雄心，孝子断无不爱亲的，爱亲这便是个儿女心。”“浅言之，不过英雄儿女常谈；细按去，便是大圣大贤身份。”可见，他所说的“儿女”超出了男女之情，而泛化为一个普遍的概念，即传统的伦理道德；与此同时，其男女情爱的本义反而被雪藏了起来。纵观全文，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种回避的态度。这部小说虽然独特，但在男女关系的设计上仍然采取了才子佳人小说惯用的“双姝”模式，也就是一男配二女，写安骥、玉凤和金凤三人的一段“佳话”。然而，他们三人之间情感的建立和表现与传统才子佳人小说非常不同。后者写才子与佳人定终身，往往以才貌相亲，或因“知音”而求，这虽然有很浓重的理想化色彩，但仍是写一种很私人的情感；然而在《儿女英雄传》中，这种感性的“爱情”是不存在的。安骥和金凤的定情，是在险恶情境之下为方便行事而从权，又有十三妹的紧迫；他们之间自然不是毫无好感，但这种好感却不是自然而然“发乎情”的，如果没有十三妹的设计，在当时紧张的情况下，他们之间大概生不出韵事。安骥和玉凤的定情就更为复杂，其中最大的原因不是他们二人自己的意图，而是安老爷等一干人对何玉凤一片苦心，织就了一张大网要逼她“就范”，在这个过程中，安骥可以说只是一个实现目的的“工具人”而已；当然，他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想法，还因为拒绝这件事而和金凤斗智斗勇，虽然最后还是被说服了，但书中这样写他对这门亲事的态度：“既是父母之命，又是媒妁之言，况又有舅母从中成全，贤妻这般作合，还甚么不肯的去处？”什么都写到了，唯独没有提自己对玉凤这一个人的看法。成亲之后，作者也不肯写他们夫妻生活间有情有趣的一面，连安公子取个“桐卿”“萧史”的雅号、发点“伴香”“瓣香”的酸性，都要通过何玉凤的“颇颇不然”来贬一贬；安公子兴兴头头地安排个赏菊宴，想与二位娇妻同乐一番，兜头就两盆冷水浇得透心凉，反而灌了一肚子功名事业的正论。《儿女英雄传》全书写得出色的是孝、是义、是仁，是深沉的家人之情和动人的朋友之情；但是，作者似乎无论如何都不愿让自己笔下人物流露出寻常儿女情态——他甚至不单独使用“儿女”一词（不考虑表“儿子女儿”的普通意义），而一定要在后面缀上一个“英雄”。
《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画像
可见，文康在塑造这种新的“英雄”形态的时候，虽然取“儿女情长”之意，但似乎刻意忽略男女情爱。他在文中突出的“儿女肝肠”，都指称忠孝节义等传统伦理道德，几乎无一涉及两性之情；写安骥与金玉二人的姻缘，也在字里行间不断强调这是顺天理人情正道而为，突出这样行事的各种忠孝节义之原因，极力消解其中私密和狎昵的性质。第四十回中写珍姑娘与安公子成亲时，有一句：“这段书交代到这里，要按小说部中，正不知该有多少甚么'如胶似漆，似水如鱼’的讨厌话讲出来。这部《儿女英雄传》却从来不着这等污秽笔墨，……”此句正可以见出作者对文学写男女情爱的态度，甚至仿佛以此为耻。此书文前有一篇序言，为作者伪托“观鉴我斋甫”所作，其中写道：“其写英雄也，务摹英雄本色。其写儿女也，不及儿女之私。”这里所说的“儿女之私”，正是男女私情之意。有趣的是，在这一句之后，他紧跟着又评价此书“本性为情，援情入性”。也就是说，在作者文康的眼中，“儿女之私”被排除在了“情”之外。这种“有失偏颇”的心态是很值得关注的。
要考虑这一点，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入手，那就是作者对于其他小说的态度。还是上面提到的那篇序中，他对当时和之前流行的各种小说做了评价，包括《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等，表达了对这些作品的不满，认为它们“托词于怪力乱神”，“其说理也隐而微”，尤其是《红楼梦》，“世遂多信为谈情，乃致误人不少”。序中还用十六个字来概括这些作品的缺点：“近徘近优，口堪惹厌；谈空谈色，半是宣淫。”这评语针对性是很强的，尤其是后半句，就差指名道姓地点出言情小说来了。第二十五回中，他说“诸家小说大半是费笔墨谈滢欲，这《儿女英雄传》评话却是借题目写性情”；第三十回中，他借何玉凤的口批评“那些言情遣兴的诗词、弄月吟风的勾当”都是“无益身心”的。这些议论很显然都是这种针对性的体现。
除了这篇序，正文之中作者也时时刻刻不忘褒贬前人作品。这种褒贬往往只是在只言片语中轻轻掠过，不露痕迹，只除了一部——那就是《红楼梦》。《红楼梦》显然是他批评言情小说的一大靶子。第三十四回中，作者花了一千多字的篇幅来详细比较了《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将后者批得体无完肤。他说道：
只是世人略常而务怪，厌故而喜新，未免觉得与其看燕北闲人这部腐烂喷饭的《儿女英雄传》小说，何如看曹雪芹那部香艳谈情的《红楼梦》大文？那可就为曹雪芹所欺了！曹雪芹作那部书，不知合假托的那贾府有甚的牢不可解的怨毒，所以才把他家不曾留得一个完人，道着一句好话。燕北闲人作这部书，心里是空洞无物，却教他从那里讲出那些忍心害理的话来？
他以“腐烂喷饭”评自己的《儿女英雄传》，用“香艳谈情”评《红楼梦》，显然故意颠倒褒贬，对“谈情”文学的鄙夷和贬低一览无遗。《红楼梦》作为这类文学最突出的杰作，当然最应为他矛头所指。文康的“反《红楼梦》”态度早就已被指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即称《儿女英雄传》为“文人有憾于《红楼》”而作（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296页），并将二者进行对比；胡适《<儿女英雄传>序》（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949页）认为“这小说与《红楼梦》恰是相反的”；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也认为《儿女英雄传》是“反对《红楼梦》”的（王国维《静庵文集》，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73页）。这些学者的评论各有其关注点，或是着眼于作者以文章表现自身的手法，或是注重其乐观悲观精神之区别，但似乎都没有提出二者对待男女之情的态度的区别。上文已经说过，文康对于男女爱情的书写表现出回避甚至鄙视的态度。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固然有更加深刻的主旨，但他对男女爱情的书写仍然是非常珍重的，宝黛之间的情感不涉淫邪，十分动人，读过《红楼梦》的人大概都不会否认这一点；而关于爱情的书写，也是《红楼梦》主题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
《儿女英雄传》插图：“识良缘横刀联嘉耦”
文康的这种态度因何而生，应该有多方面的原因。《儿女英雄传》这部小说中有许多从创作和叙述层面对小说自身进行观照的内容，很有现在所说的“元小说”的味道，他不仅对自己的作品用心，也对其他小说作了相应的思考。对小说描写男女之情的这种反对，很有可能和当时文学创作的普遍情况有关。才子佳人小说的写作传统是一直在延续和发展的，而《红楼梦》的问世为这个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创作者竞相模仿；这些井喷而出的作品难免质量良莠不齐，甚至于有趋于狎邪宣淫之作。文康对这种现象有所不满，进而表现在自己的创作中，这是很正常的。另外，他的思想背景和创作时的生活情况，也催生了这种态度。文康心中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是很强的，文中体现非常明显，毋庸多言；而面临着家族颓败的现状，他将通过恪守纲常伦理、读书仕进而振兴家业的美好期待寄托在文字之中。正如他在首回中评价自己的作品“一洗秽语淫词，不乖于正”，他所说的“正”就是封建社会忠孝节义、学优而仕的正道。而这种思想，与当时破坏礼教束缚、褒扬个人自由的爱情文学自然是相龃龉的，在他心中，男女之情依然遵循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男女授受不亲”的教条；“英雄”须“儿女”却不能沾染“男女”，这其中不能不说还留有“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观念的影响。
既然浸润着“封建伦常”的色彩，难免就有人要批评其“迂腐”，正如苏曼殊、鲁迅、胡适等一干评论家的一致评价。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比起许多我们现在认为具有“进步性”的小说，这部作品的确可以说是封建礼教的忠实的信徒。但我们在看到这一点时，或许也应该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正如周作人所说：“平常批评的人总说笔墨漂亮、思想陈腐，这第一句大抵是众口一词，没有什么问题，第二句也并未说错，但是我却有点意见。……作者的昼梦只是想点翰林，那时候恐怕正是常情，在小说里不见得是顶腐败。”（周作人著，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30页）我们在评价作品时，不应只用现代的眼光和标准来衡量。笔者阅读此书时，虽然也常被其中满溢的封建的“陈腐”气熏得一皱眉头，但读着读者，似乎也习惯了，反而能品出作者的一种满溢的热情，他十分真心而坚定地信仰着封建伦常，满怀着以此力挽狂澜的希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热情也是很动人的。另外，从作者对安氏几人的塑造也可以看出，他对传统儒家士人的印象也并不是那么死板。安老爷就是一个写得很成功的形象，他虽然满口道学，但为人处事通达平正，是一位“通儒”；他爱喝酒、热心肠，被女人围住会感到恐慌，这些特点都使他富有人情味，就算有迂腐板正的地方，也并不怎么令人生厌。同样的，安公子也并不是一个无情无趣、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呆书生。另外，作者对待女性的态度也有进步之处，虽然他仍然不断强调女子应守妇德（如“在家从父，嫁从夫”“女大须嫁”等），但是他毕竟创造了这么一个英雄胜过男子的何玉凤，又使金玉二人在文中大大出彩。然而，评论家们批评其“迂腐”的一大原因，还是因为作者既塑造了一位脱俗的“侠女”，却最终还是让她又回到了封建伦常的桎梏之中。这的确是事实，我们虽然没必要苛责，但大概也并不能否认；薛宝钗的“封建”遭受了何等猛烈的口诛笔伐，难道到何玉凤这里就能“网开一面”吗？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现在倒也并不愿再作评价，只是觉得有些可惜——本可以造出一部在天理伦常下写英侠快意的奇书来，最终却还是写成了“列女传”。
另外一提：这位作者虽然好像口吻恭谨，把自己放到“说书人”的位置，姿态似乎很低，但文中其实处处可见其“傲气”。书中无处不存在着流露着作者的“贬”。他不仅贬《红楼》，也贬《三国》《水浒》《西厢》《孽海记》《玉簪记》《绿牡丹》，还贬“新出”的《施公案》《于公案》；不仅贬书，更贬起圣人来，将“圣人贤裔”丑态毕现；此外，还要贬宋儒、贬朱熹；还要贬官场、贬士人。然而有趣的是，他批评其他小说“托词于怪力乱神”，自己这部作品却也并没能脱离这窠臼。《儿女英雄传》仍然多处使用灵异神怪的工具来帮助叙述，如何玉凤梦见自己父母授谶语，试官梦见神官点安骥等等。更有趣的是，这部作品说是“反《红楼》”，文中却处处映照出《红楼梦》的影子，不管是叙事手法、情境安排还是细节处理上，都有很多明显效仿之处。对此已经有许多研究，此处只就其辞句上略举几例，以观其小巧：如第五回中，用“脂粉队里的豪杰”来形容十三妹，很有可能化自秦可卿十三回中评价王熙凤的“脂粉队里的英雄”；第三十回中，安公子因金玉二人同心而生气，“把自己相处了一年多的一个同衾共枕的人，也不知'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这么两天儿的工夫，会偷偷儿的爬到人家那头儿去了！”这显然是借鉴了《红楼梦》第四十九回宝玉见钗黛二人关系好而纳闷的一段，甚至用的是同一句典故；第四十回中，从安太太口中表现长姐儿抗拒嫁人的行为：“他这天知道了，合他妈叨叨了倒有几车话，只说他妈怎么没良心了，又是怎么'主儿打毛团子似的掇弄到这么大，也不管主儿跟前有人使没人使，这会子你们只图找财主亲戚，就硬把我塞出去了！’连数落带发作的就哭闹成一处。……就跑了来跪在我跟前，一行鼻子两行泪的哭了个不了，就说了方才我讲的他那套糊涂话，还说这一辈子刀搁在脖子上都使得，也别想他离开我咧！”这活脱脱是袭人和鸳鸯之结合了，不过要知道，第三十四回中他才将长姐儿和袭人比较，并把后者批得一文不值呢。
这种文人惯有的“别扭”态度实在有趣，但其实无伤大雅。无论如何，这还是一部十分优秀的作品。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种独特的风韵，以纯正的北方人口吻描绘一幅北地画卷，不管是风土人情还是人物声口，都写得十分生动。书中的女子，和那些才子佳人小说中千篇一律、生长在江南水乡的扶风弱柳，也非常不同。何玉凤自然是一位英风奇骨的侠女，而张金凤也突破了大家闺秀的人设，她甚至算不得小家碧玉，而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乡村女子。作者文字很“接地气”，叙述也十分详密，简直事无巨细，生怕错漏一星半点；如第九回中写金玉二人小解一段，虽有天然谐趣，却也不免令人生出啼笑皆非之感。值得一提的一点是，此文中大多数人物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爱抽烟。这大概是当时北方的一种普遍风俗，然而将之当作一件“正事”、用文字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反复表现，却是少见的，尤其还是在写张金凤这样的娴淑美人、安太太这样的清贵夫人的时候。最初读到时难免有些不适应，甚至突然忆起《金锁记》中童世舫看到长安时的感想：“他的幽娴贞静的中国闺秀是抽鸦片的！”当然这只是调侃罢了，作者在文中呈现了一种新鲜的生活状态，作为读者是应该尽力去欣赏的。
最后，这部小说对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儿女英雄传》不是一部现在标准意义上的“武侠”小说，但其中“侠”与“情”汇流的书写，却引领了现代武侠小说写情的传统（张蕾《“情”与“侠”的汇流:<儿女英雄传>之后的通俗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荒江女侠》《剑胆琴心》《七杀碑》《宝剑金钗》等作品都延续了这一脉络，但这些作品都处在武侠小说的发展阶段，还很不成熟。谈到现代武侠小说，就不能不提到作为其高峰的金庸。金庸曾经在1994年1月所作的《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提及他青少年时读过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唐人传奇中的《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昆仑奴》……其后是《水浒传》《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等……”显然，这些侠义小说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金庸的作品中，也能轻易找到《儿女英雄传》的影子。如《射雕英雄传》中黄药师强行撮合陆冠英和程瑶迦一段，显然借鉴了十三妹强行撮合安张二人、以及为避免张金凤害羞而在桌上写字让她抹去的情节；人物塑造上，《天龙八部》中的段誉活脱脱就是一个会武功的安公子，《倚天屠龙记》中的赵敏和周芷若也正如金玉二人，一个飞扬，一个沉静。然而现在的人大概知道金庸的多，知道文康的少——也算是一件令人唏嘘的事。
参考文献：
[1]（清）文康.儿女英雄传[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
[3]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4]王国维.静庵文集[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
[5]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张蕾.“情”与“侠”的汇流:《儿女英雄传》之后的通俗小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05).
[7]王舒婷.《儿女英雄传》中“侠”与“情”的新变[D].辽宁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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