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还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增加集体收入,各个生产队基本都开办了自己的副业:下粉丝、炸馓子、磨豆腐、榨豆油……
我家所属的生产队也有自己的副业:夏季磨凉粉,秋后下粉丝。
那时,我父亲是生产队副队长,分管副业。采购生产材料,也就由他和姓田的会计两人负责。
那年夏季的一天,他和田会计天不亮就拉着架子车,到十公里外的集上去采购磨凉粉用的豌豆。
到了集上才发现,挂在车把上的皮包不见了——可能是皮包太旧,他们走的又是坑洼不平的土路,一路颠簸,不知道什么时候包带子颠断了——包里装着的除了账本,还有78块钱采购款。
在那个一分工只值几分钱的年月,78块钱着实是一笔巨款。
钱丢了,他俩只得垂头丧气地拉着空车回来了。回到家后,他们却没说钱丢了,只说那天集市上上的豌豆少,没买到;已和卖家订好货,明天再去买。
晚上,母亲坐在灯下,一边补衣服,一边陪着我和弟弟写作业。
父亲走过来,悄声对母亲说:“今天不是集上的豌豆少,是我们把钱弄丢了。
我和田会计商量了,我们不能把丢钱的事说出来。你想,我们讲钱丢了,谁能给我们证明?指不定还有人怀疑是我俩做计,想贪公家的钱呢;再说,就算没人讲,这钱是我们丢的,我们也应该赔。
队里等着豌豆用,家里有多少钱你都拿出来,剩下的我去借。”
听了父亲的话,母亲的脸猛的暗淡下来。但她没说话,起身进了里屋。
母亲在里屋掏弄半天才出来,手里拿着一个裹成春卷模样的旧手帕。她把手帕一层一层解开,里面是一小卷发黄的票子。她把那小卷票子递给父亲,抖了抖手帕说:“都在这儿,你拿去吧。”
父亲接过钱数了数,叹了口气就出去了。母亲重新坐下,继续补衣服。但明显能看出来,她有些心不在焉。因为,她的手被针扎破了。
母亲放下手里的活,把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吮,轻声地对我和弟弟说:“你俩好好学习。今天你爸讲的事,出去不许跟任何人讲。”我和弟弟都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我明显地感觉到,本就节俭的父母更节俭了,家里的日子也过得更加清苦。
以前,十天半月还能吃一顿豆芽、豆腐;过几个月,父亲还能买一块廉价的猪油,让我们解解馋。
可自从父亲丢了钱,一直到腊月,豆芽、豆腐都没上过我家餐桌,更别说榨猪油了,咸菜倒成了餐桌上的“打不离”。
眼看着就到了年跟前,村子里到处飘起熬山芋糖的香甜味道;我家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有天晚上,弟弟终于熬不住,吸溜着口水跟母亲说:“娘,别人家都熬糖了……”
弟弟的话还没说完,母亲就接过话说:“今年不熬糖了,熬糖的芋头,够吃一个月的。今年我家情况特殊,不能跟别人家比。你们可得争点气,不要到别人家看人家吃东西,等明年账还完了,我熬两大锅,你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转眼就到了除夕。我家的年夜饭更简单了:一条半斤多重的鲤鱼(那是摆设,当天不能吃)、一碗白菜煎豆腐、一碗肉烧萝卜丝。
父亲早早地放了一挂小鞭炮,跟我们说:天冷,早点吃饭,吃过了都上床捂被窝。于是我们关起门来,准备过年。
就在这时,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是田大娘家的小兵端着一碗面圆子进来了。他说:“俺家的面圆子多,我娘叫我给你家送一碗。”说着放下碗转身就走了。
接着,四婶让堂妹送来一碗小鸡烧馓子;侉老奶送来一碗大肠炖海带;队长老婆送来一些小糖、瓜子和花生。
望着丰盛的餐桌,母亲激动地流下眼泪;父亲也红了双眼;我和弟弟则迫不及待地伸出了筷子。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但那顿最简单而又最丰盛的年夜饭,却一直温暖在我的记忆里。
(已载1月18日《德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