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还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增加集体收入，各个生产队基本都开办了自己的副业：下粉丝、炸馓子、磨豆腐、榨豆油……
我家所属的生产队也有自己的副业：夏季磨凉粉，秋后下粉丝。
那时，我父亲是生产队副队长，分管副业。采购生产材料，也就由他和姓田的会计两人负责。
那年夏季的一天，他和田会计天不亮就拉着架子车，到十公里外的集上去采购磨凉粉用的豌豆。
到了集上才发现，挂在车把上的皮包不见了——可能是皮包太旧，他们走的又是坑洼不平的土路，一路颠簸，不知道什么时候包带子颠断了——包里装着的除了账本，还有78块钱采购款。
在那个一分工只值几分钱的年月，78块钱着实是一笔巨款。
钱丢了，他俩只得垂头丧气地拉着空车回来了。回到家后，他们却没说钱丢了，只说那天集市上上的豌豆少，没买到；已和卖家订好货，明天再去买。
晚上，母亲坐在灯下，一边补衣服，一边陪着我和弟弟写作业。
父亲走过来，悄声对母亲说：“今天不是集上的豌豆少，是我们把钱弄丢了。
我和田会计商量了，我们不能把丢钱的事说出来。你想，我们讲钱丢了，谁能给我们证明？指不定还有人怀疑是我俩做计，想贪公家的钱呢；再说，就算没人讲，这钱是我们丢的，我们也应该赔。
队里等着豌豆用，家里有多少钱你都拿出来，剩下的我去借。”
听了父亲的话，母亲的脸猛的暗淡下来。但她没说话，起身进了里屋。
母亲在里屋掏弄半天才出来，手里拿着一个裹成春卷模样的旧手帕。她把手帕一层一层解开，里面是一小卷发黄的票子。她把那小卷票子递给父亲，抖了抖手帕说：“都在这儿，你拿去吧。”
父亲接过钱数了数，叹了口气就出去了。母亲重新坐下，继续补衣服。但明显能看出来，她有些心不在焉。因为，她的手被针扎破了。
母亲放下手里的活，把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吮，轻声地对我和弟弟说：“你俩好好学习。今天你爸讲的事，出去不许跟任何人讲。”我和弟弟都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我明显地感觉到，本就节俭的父母更节俭了，家里的日子也过得更加清苦。
以前，十天半月还能吃一顿豆芽、豆腐；过几个月，父亲还能买一块廉价的猪油，让我们解解馋。
可自从父亲丢了钱，一直到腊月，豆芽、豆腐都没上过我家餐桌，更别说榨猪油了，咸菜倒成了餐桌上的“打不离”。
眼看着就到了年跟前，村子里到处飘起熬山芋糖的香甜味道；我家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有天晚上，弟弟终于熬不住，吸溜着口水跟母亲说：“娘，别人家都熬糖了……”
弟弟的话还没说完，母亲就接过话说：“今年不熬糖了，熬糖的芋头，够吃一个月的。今年我家情况特殊，不能跟别人家比。你们可得争点气，不要到别人家看人家吃东西，等明年账还完了，我熬两大锅，你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转眼就到了除夕。我家的年夜饭更简单了：一条半斤多重的鲤鱼（那是摆设，当天不能吃）、一碗白菜煎豆腐、一碗肉烧萝卜丝。
父亲早早地放了一挂小鞭炮，跟我们说：天冷，早点吃饭，吃过了都上床捂被窝。于是我们关起门来，准备过年。
就在这时，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是田大娘家的小兵端着一碗面圆子进来了。他说：“俺家的面圆子多，我娘叫我给你家送一碗。”说着放下碗转身就走了。
接着，四婶让堂妹送来一碗小鸡烧馓子；侉老奶送来一碗大肠炖海带；队长老婆送来一些小糖、瓜子和花生。
望着丰盛的餐桌，母亲激动地流下眼泪；父亲也红了双眼；我和弟弟则迫不及待地伸出了筷子。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但那顿最简单而又最丰盛的年夜饭，却一直温暖在我的记忆里。
（已载1月18日《德州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