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死后随葬墓志铭的习俗起源于秦汉，完善于隋唐，兴盛于明清。
在文化兴盛的明清时期，德州文人墨客十分重视墓志铭的传世作用，在什么时间找人撰写墓志、找什么人来撰写墓志以及代人撰写墓志等方面，都曾发生过一系列有趣的故事。
墓志是人死后，家人为了记载和传承死者生前事迹而刻写在石头上的文字，一般由志盖与志底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齐全的，俗称“一合”墓志。
志盖一般为篆体，写明是谁的墓志；志底则多是馆阁体小字，叙述死者生平、家中成员、社会关系和评价性的韵文。
生志是活着的人找朋友或自己亲手撰写个人死后的墓志铭文。
撰写生志的行为虽素称有豁达之意，但其中多有开玩笑的性质，是文人之间的一种文字游戏而已，很少能被埋入坟墓。
清福建监察御史卢世傕辞官后，曾求同乡好友太常寺卿王都为其撰写生志。
在卢世傕《尊水园集略》中有《具繇求友人作生志》《自题生志》两篇文章涉及其生志，但未见生志原文。文中说他五十五岁时，“曾以生志讬王介清先生，先生许之”。
没成想三年后，“乃文甫成，而先生遽殁。”
有意思的是，《尊水园集略》中还收入了卢世傕为王都撰写的《明太常寺卿介清王公墓志铭》，使卢世傕的生志成为先死之人为后死之人撰写墓志。
德州文人生志流传至今的有：
卢世傕为金寿祖撰写的《清池州府通判孺莱金公生志》和清甘肃按察使宋弼为德州谢紫芝撰写的《谢五郎生志》。
过去找人撰写墓志要花不少银两，虽然其行述（生平事迹）是由家人或朋友提供，但为了显耀门庭，还是要找名望与官职较高的人来写，撰写者的收费也是因人的社会地位、与请托者的关系而异，价格多者可达30至40两，少者也许3至5两。
因此，自撰墓志可为后人省去不少银两。
据民国《德县志》《蒙斋续年谱》《鬲津草堂诗》《鹤侣斋诗文集》等资料记载，德州人李大华、李诚明、李浃、田雯、田霡、孙勷等，都曾为自己撰写过墓志。
但保留至今的则仅有：
清德州布衣诗人田霡撰写的《田霡自撰墓志铭》、清通政使司右参议孙勷撰写的《孙勷自撰墓志铭》、孙勷第九子孙于盘自撰的《清昭通府通判孙于盘墓志铭》、武城苏氏家族苏綖自撰的《清武英殿纂修官苏綖墓志铭》等。
其中，《孙勷自撰墓志铭》志文使其外甥宋弼觉得舅舅过于谦虚，没有将自己的全部业绩全写出来，于是宋弼专门撰写《朝议大夫通政使司右参议莪山孙公遗事》一文，算是对舅舅自撰墓志铭的补充。
由于请人撰写墓志需要支出一定费用，故有些文人在自己的家人（如父母、妻子、儿女等）去世后，其事迹又平平常常，加之自己又有些许文采，干脆自己为他们撰写墓志，既省钱也省事。
如夏津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四维曾为其父撰写《明故先考郭府君先妣刘氏合葬墓志铭》；
德平太子太保葛守礼为女儿撰写《明州学生卢茂之妻葛氏墓志铭》；
卢世傕为兄长卢世滋撰写《先兄太学生带河卢公墓志铭》，为妻妾撰写《亡妻谢安人墓志铭》和《亡妾桂枝墓砖记》；
清工部员外郎程先贞为妻子撰写《程室杨氏墓志铭》；
孙勷既为妻子撰写《清通政使司右参议孙勷之妻张氏墓志铭》又为两个儿子分别撰写《清举人孙于盛圹志》和《清候选知县孙于敦墓志》。
墓志的撰写者多是死者去世后其家人所定，一般是根据死者生前好友们的名望以及后人社交关系以及家庭经济状况来决定的，但也有是死者生前自己指定的。
如清户部左侍郎田雯生前指定由徒弟浙江钱塘人倪璠为其写撰写墓志铭，《蒙斋续年谱》曾转述田雯之语：“我死，乞倪璠鲁玉志我”。
田雯相信，只有门徒倪璠为他写出的志文会让他感到放心。
请人撰写墓志，有时也会有“枪手”出现。
在《宋弼文集》中可看到宋弼曾替父亲宋来会（拔贡生，教书为业）为别人撰写墓志，最后自然署其父名。
如代家君为景州枣林张氏家族张梦龄撰写《岁贡生篯复张府君墓志铭》；代家君为枣林张氏家族张丕承撰写《候选府通判树滋张君墓志铭》。
由于宋弼的学历、职务以及声望远远高于其父，其代写墓志的行为自然也是枣林张氏家族求之不得的事情。
（已载3月7日《德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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