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后，我想起了母亲家的一些历史往事：我的姥爷、三姨、大舅、四姨、二舅。
在已经远去的那段历史长河中，他们都是一些平凡的人，却都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他们与我们的民族共同经历过历史的苦难，也为这场民族解放战争做出过一些事情。
我在这里用文字将这些历史往事叙述出来，在这个祭奠、缅怀亲人的日子里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我的姥爷叫张洪谟，清朝光绪年间生人，家在当时的德州土桥镇（现属陵城区），一生务农。
张家是土桥镇的大户，是一个世代乡绅家族。姥爷的父亲考中过举人，曾在北京参与过“公车上书”。义和团初起之时，他曾以张家合族人的性命担保，阻止了袁世凯的马队入镇清剿，避免了土桥镇的一次劫难。
姥爷上过几年私塾，有一些文化。他曾卖地坚持送孩子们出去读书，尤其是送女孩子出去读书——这在农村很不受一般人理解。
我姥爷家还曾经是那时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点。抗战期间，德州地下党成员刘子光、魏国光（姥爷家的亲戚）等都曾以张家在德州城里的商铺为掩护从事抗日工作。
1946年八路军渤海军区发起解放德州的战役时，渤海军区司令部在袁也烈司令员、景晓村政委带领下进驻土桥，司令部就设在我姥爷家的张家大院。后来，这个张家大院成了土桥人民公社政府所在地。
我三姨叫张英姮，参加革命后化名穆肖，1916年生。
在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接触中共地下党组织。女师毕业后，受地下党组织委派回乡以教师身份开展革命工作。
1937年，她联络一批进步青年组成赴延安青年抗日志愿团，参加抗日工作。她曾经参加冼星海组织的《黄河大合唱》合唱队。在陕北公学毕业后参加八路军，曾在延安烽火剧团、中央党校等处工作。
1939年起，她先后担任晋绥边区宣传干事、科长等职务。在此期间，她与时任《晋绥日报》社长、中共晋绥分局秘书长的郝德青结为夫妇。
解放战争期间，随晋绥军区部队编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贺龙带领下进军大西南。四川解放后，郝德青任贺龙的政治秘书兼川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中共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她曾任四川省委保育院院长。
新中国成立后，随郝德青调任外交部工作，先后在我国驻匈牙利、朝鲜、挪威、荷兰、伊朗等国使馆担任三等秘书、一等秘书，曾任外交部总务司、人事司处长等职务。后调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任北二外党委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1984年离职休养，2000年因病去世。
我大舅叫张英明，1919年生。曾在山东省立十二中（今德州一中前身）、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山东省实验中学前身）读书。
当时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教师中，有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进步人士，著名左翼作家胡也频就曾在这里任教。大舅受这些进步教师影响很大，曾在济南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参加了当时韩复榘部队的青年后备军官训练班。这个班是中共中央委派山东地下党组织帮助韩复榘创办的，为的是组织一批青年学生加入抗日队伍，为我党利用合法化身份积蓄抗日人才。
后来，我地下党组织将这些青年学生编成抗日学生军，赴聊城帮助范筑先将军抗日。1938年11月，日军以一个联队的兵力进攻聊城。范筑先率领守城部队700余人浴血奋战，因寡不敌众，聊城失陷。守城部队700余将士全部牺牲，我大舅亦在其中。
我二舅叫张英才，1924年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正在德州博文中学读书，当年10月德州沦陷，他便辍学回家。
1937年，二舅偷偷离家出走，跟随我三姨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赴延安青年抗日志愿团。走到郑州，我三姨看到他年纪太小（还不满14岁），就把他留在了郑州一个亲戚家，打算等到延安自己安顿好后再回来接他。二舅不甘心就这样待下去，跑出去参加了当时国民革命军中央军校设在郑州的分校。
在军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央军驻河南的部队，随中央军赴山西参加抗日，曾参加过晋南会战即著名的中条山战役。1942年，他所在部队在河南宁陵县境内与日军遭遇，经过激烈战斗，壮烈殉国。
我的四姨叫张英媛，1922年生。在大学读书期间参加革命工作。在工作中与当时抗联的胡占春结识，后两人结为夫妇。
解放战争期间，我四姨在东北我党的教育部门工作，四姨夫在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任职。东北解放后，他们随四野大军入关。平津战役结束后，他们又随四野部队南下。
1949年我军创办海军部队，我四姨夫调入海军工作，曾任东海舰队后勤基地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四姨则被组织上安排到南京一所中学任校长。
1961年，她在南京市教育局开完工作会议返回学校时，遭遇车祸不幸身亡。由于四姨是因公殉职，当时组织上给了一笔抚恤金，我姥爷与三姨坚辞不受，说是当时国家正在困难时期，这笔钱无论如何不能要。
（已载4月7日《德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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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季桂起 ■编辑：王晓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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