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后,我想起了母亲家的一些历史往事:我的姥爷、三姨、大舅、四姨、二舅。
在已经远去的那段历史长河中,他们都是一些平凡的人,却都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他们与我们的民族共同经历过历史的苦难,也为这场民族解放战争做出过一些事情。
我在这里用文字将这些历史往事叙述出来,在这个祭奠、缅怀亲人的日子里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我的姥爷叫张洪谟,清朝光绪年间生人,家在当时的德州土桥镇(现属陵城区),一生务农。
张家是土桥镇的大户,是一个世代乡绅家族。姥爷的父亲考中过举人,曾在北京参与过“公车上书”。义和团初起之时,他曾以张家合族人的性命担保,阻止了袁世凯的马队入镇清剿,避免了土桥镇的一次劫难。
姥爷上过几年私塾,有一些文化。他曾卖地坚持送孩子们出去读书,尤其是送女孩子出去读书——这在农村很不受一般人理解。
我姥爷家还曾经是那时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点。抗战期间,德州地下党成员刘子光、魏国光(姥爷家的亲戚)等都曾以张家在德州城里的商铺为掩护从事抗日工作。
1946年八路军渤海军区发起解放德州的战役时,渤海军区司令部在袁也烈司令员、景晓村政委带领下进驻土桥,司令部就设在我姥爷家的张家大院。后来,这个张家大院成了土桥人民公社政府所在地。
我三姨叫张英姮,参加革命后化名穆肖,1916年生。
在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接触中共地下党组织。女师毕业后,受地下党组织委派回乡以教师身份开展革命工作。
1937年,她联络一批进步青年组成赴延安青年抗日志愿团,参加抗日工作。她曾经参加冼星海组织的《黄河大合唱》合唱队。在陕北公学毕业后参加八路军,曾在延安烽火剧团、中央党校等处工作。
1939年起,她先后担任晋绥边区宣传干事、科长等职务。在此期间,她与时任《晋绥日报》社长、中共晋绥分局秘书长的郝德青结为夫妇。
解放战争期间,随晋绥军区部队编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贺龙带领下进军大西南。四川解放后,郝德青任贺龙的政治秘书兼川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中共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她曾任四川省委保育院院长。
新中国成立后,随郝德青调任外交部工作,先后在我国驻匈牙利、朝鲜、挪威、荷兰、伊朗等国使馆担任三等秘书、一等秘书,曾任外交部总务司、人事司处长等职务。后调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任北二外党委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1984年离职休养,2000年因病去世。
我大舅叫张英明,1919年生。曾在山东省立十二中(今德州一中前身)、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山东省实验中学前身)读书。
当时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教师中,有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进步人士,著名左翼作家胡也频就曾在这里任教。大舅受这些进步教师影响很大,曾在济南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参加了当时韩复榘部队的青年后备军官训练班。这个班是中共中央委派山东地下党组织帮助韩复榘创办的,为的是组织一批青年学生加入抗日队伍,为我党利用合法化身份积蓄抗日人才。
后来,我地下党组织将这些青年学生编成抗日学生军,赴聊城帮助范筑先将军抗日。1938年11月,日军以一个联队的兵力进攻聊城。范筑先率领守城部队700余人浴血奋战,因寡不敌众,聊城失陷。守城部队700余将士全部牺牲,我大舅亦在其中。
我二舅叫张英才,1924年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正在德州博文中学读书,当年10月德州沦陷,他便辍学回家。
1937年,二舅偷偷离家出走,跟随我三姨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赴延安青年抗日志愿团。走到郑州,我三姨看到他年纪太小(还不满14岁),就把他留在了郑州一个亲戚家,打算等到延安自己安顿好后再回来接他。二舅不甘心就这样待下去,跑出去参加了当时国民革命军中央军校设在郑州的分校。
在军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央军驻河南的部队,随中央军赴山西参加抗日,曾参加过晋南会战即著名的中条山战役。1942年,他所在部队在河南宁陵县境内与日军遭遇,经过激烈战斗,壮烈殉国。
我的四姨叫张英媛,1922年生。在大学读书期间参加革命工作。在工作中与当时抗联的胡占春结识,后两人结为夫妇。
解放战争期间,我四姨在东北我党的教育部门工作,四姨夫在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任职。东北解放后,他们随四野大军入关。平津战役结束后,他们又随四野部队南下。
1949年我军创办海军部队,我四姨夫调入海军工作,曾任东海舰队后勤基地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四姨则被组织上安排到南京一所中学任校长。
1961年,她在南京市教育局开完工作会议返回学校时,遭遇车祸不幸身亡。由于四姨是因公殉职,当时组织上给了一笔抚恤金,我姥爷与三姨坚辞不受,说是当时国家正在困难时期,这笔钱无论如何不能要。
(已载4月7日《德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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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季桂起 ■编辑:王晓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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