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60后”，出生于陵县（今陵城区）糜镇后李村，我们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家里住的是自己取土盖的四间土坯房，小小的木格子窗户糊上白纸，低矮昏暗的屋子陪我度过了童年的时光。
小的时候，家里照明的就是一盏煤油灯。从我记事起，家里的屋顶墙壁被煤油灯熏得漆黑，小时候每天早上起来，鼻子、眼睛周围都会被吸入的油烟弄得黑黑的。
小小的煤油灯照亮了我的梦，也照亮了父亲额头的皱纹和母亲粗糙的双手。
很多次我夜里醒来，见煤油灯依然亮着，灯光将母亲的身影拉得很长，母亲在微弱的灯光下纺线。
母亲就着煤油灯的光亮，一边纳鞋底，一边给我讲故事，我一边听，一边看着煤油灯不倦的光亮，和映照在墙上晃动着的母亲硕大的身影，感到温暖，不再惧怕外面的寒风。
后来，我们家有了一件值得炫耀的“宝贝”——手电筒，那是舅舅在吉林依兰煤矿当工人时，回家过年捎回来的。
一按电门，一束贼亮的光倏然闪出，令人惊奇不已。
为了节省电池，它轻易是不用的，最后灯泡坏了，它就成了稀罕物被摆设在屋里的八仙桌上。
1971年，我们村里来了7个上海知识青年，他们来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给村里通了电。
家里的八仙桌正上方，安了一盏15瓦的电灯泡，虽然灯光昏暗，但全家彻底告别了没电的历史。
那些年并不是老有电，每天要按计划停电，即使这样，人们仍兴奋得不得了。
记得大概是1975年，家里添置了第一件家用电器“戏匣子”（插电的半导体收音机）。
姐姐和我每天放学后，把书包往炕上一扔，跪在桌旁的凳子上，搂着戏匣子抢着听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往往都以我抢不过姐姐急哭了，姐姐被父亲臭骂一顿结束。
那个“戏匣子”成为了家里的宝贝，每天被奶奶和母亲擦得倍儿新，以致多年后木壳油漆都被擦没了。母亲还特意用她一块花头巾盖在上面。
戏匣子陪了我们家10多年，直到翻盖房子搬家时被姐姐不小心摔坏，才停止使用。
1982年，农村联产承包政策落实，使得村里人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村里在1982年实行了第一次电改，我家第一次安上了100瓦的大灯泡，整个屋子灯火辉煌。
也就是那年，我上了高中，教室里安上了“电灯棍儿”，晚上亮得如白天一样，上晚自习时，再也不用几个人围着一盏灯写作业了。
1983年我家承包的棉花地大丰收，我们家第一次有了存款，就在那年秋天，我家添置了一台“北京”牌黑白电视机，还有一台“燕舞”牌双卡收录机。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家的家用电器继续紧跟社会时代而变化。日本进口的“松下”牌彩电、“熊猫”牌VCD功放、“蝙蝠”牌落地扇、还有“容声”牌冰箱，让我家跨入了“享受生活新时代”，母亲嘴里不时地念叨:“有电的年头真好！这才叫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呢……”
2000年，农网改造后，我家将原来的家电逐一换成了高科技智能家电，安上了电脑扯上了宽带，智能手机全家有四部，还装上了一台空调，就连家里厨房也都电气化，微波炉、电饭锅、电磁炉、电饼铛一应俱全。干完活回家后，再也不用点火做饭，告别了烟熏火燎的日子。
照明灯具的变迁，只不过是共和国70年翻天地覆变化的一个缩影，纵观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哪一方面不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
我坐在台灯下，陷入了沉思，只有经过寒冬的人才知春天的温暖，经历黑暗的人才更感光亮的可贵。望着今天这绚丽多彩灯的世界，想着父辈经历的没有电灯的年代，我幸福着，陶醉着，骄傲着……
（已载10月12日《德州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