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的记忆是上幼儿园的时候。但总也记不全，只有断断续续的几件趣事记忆深刻。
听母亲说，我当时上的是一家私立幼儿园，我的小姑是那里的老师。
但我对这有利条件竟“六亲不认”，几乎每天都“逃学”，往往是母亲前脚把我送到幼儿园，后脚我就拔腿狂追母亲的自行车，一路又哭又喊，直到把母亲“护送”到单位，哭着乞求母亲给我“自由”让我回家。
这毛病，直到一年级才被一个面善的老师给治住。
那时，刚上一年级的孩子还不懂得什么叫课堂纪律，尤其是我这种在幼儿园也经常“逃学”的学生。
记得刚上小学的第一天，一个非常面善，大约40岁的女人安排了一个小男孩和我坐同桌。我对这个面善的女人很有好感。
一会儿，上课铃响了，惊喜来了，我心目中的面善女人缓步走向讲台，自我介绍说她是我们的数学老师，我的同桌是她的儿子。
我暗中开心了好久，紧张的心情瞬间放松了下来。
但是紧接着，惊吓也来了。
当老师背过身去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我在书包里掏出母亲给我准备的香蕉，吃了起来，吃完后便径直走出教室扔香蕉皮。
我们的教室在学校南面的二层楼上，当我把香蕉皮在二楼扔下去的时候，一转身看到老师表情严肃地站在我面前，立刻用手拧住了我的耳朵，随后我就被动接受了站在教室门口罚站的待遇。
我人生中的第一节课就是在罚站中度过的。
我多么希望母亲此时此刻能够把我“解救”回家。
后来我才发现这个老师对学生相当严厉，我常因为上课时交头接耳、爱做小动作被她叫出去罚站，所以那时我很怕她，松散的不良习惯慢慢改好了。
这所小学就是县城的北街小学。
这是一所公立学校，距离我家很近，中间隔着一条小河。抄近路顺着河边一直走，大概步行10多分钟就到家了。
我在家里排行老二，有一个大1岁的姐姐，在我6岁的那年，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由于家中子女的增多和长大，父母更加忙碌了。
也因为父母管不过来，我的性格无拘无束，常常和男孩子们一起玩，成为“假小子”，把学习抛之脑后。
从小到大我都比姐姐矮好多，但我却充当了保护姐姐的角色。
放学抄近路路过的那条小河一到冬天，回家就更近了。
在学校平房后面有一条胡同，走到短短的胡同口尽头就是回家路上的那条小河了，河宽大概二三十米，冬天的时候河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
有一天我早早地“过河”回家了，过了好久姐姐还没回来，我立刻回去找，原来姐姐失去了我的保护，没敢走“冰河面”，她选择了顺着河边的小路回家，但被几个不学好的“小坏蛋”挡住了去路。
当时我的脾气就上来了，上去一顿乱打，把姐姐“解救”出来，具体怎么打赢的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回到家，我正口若悬河地给远房的表姐讲述我的“英雄史”，那被打的“小坏蛋”带着他父母找上门来了，对我一顿数落。
那孩子光抱着头哭，刚才劫路的威风一扫而光，装得和小绵羊一样。
升入初中后，我才端正了学习态度，并逐渐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长大后走进社会，在业余时间常写一些散文、诗歌之类的文章发表在各报刊媒体平台。
但直到现在，我都时时感觉到知识的匮乏，有种“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心中常常生出一种懊悔的心情，恨不得重回校园去刻苦读书，填补知识的空缺，找回曾经虚度的时光。
（已载6月16日《德州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