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农村长大的，在那个物质并不丰裕的时代，过年对孩子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尽管到了上学的年龄就随父母到县城读书了，但是每到放了寒假，就早早地盼着他们把我送回老家去，一来是和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去玩，二来是享受过年的乐趣。那个时代农村的那种浓浓的年味一直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
先说赶年集。那时候的冬季没什么农活和副业可干，大人们也很清闲。尽管都不富裕，但是对过年还是非常的重视的。
过了腊月二十，农村的人们就开始准备赶年集，准备年货了。我们这些孩子们，早早就算计着一六是哪里的集，二七是哪里的集，然后就特别乖巧地眼巴巴地盼着家里的大人带着自己去赶年集。
那时候是不敢惹大人生气的，生怕大人不带着我们去赶集。男孩子们早就计划好了买多少鞭炮，多少二踢脚，女孩子则盘算着买什么花衣服，什么头皮筋。
到了赶集的日子，一大早就起来，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一路奔去，尽管寒风冻得小脸通红鼻涕直流，也毫无怨言。
到了集上，在大人紧紧的牵引之下，在人流中挤来挤去，夹杂着大人找不到孩子的呼喊声和孩子找不到大人的哭声，终于，经过和大人的讨价还价，买全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急急地往家赶。那时候最想听的就是遇到同村的大人和孩子羡慕地问：“嚎，给你买了这么多年货啊！真疼你！”
带着看似丰盛其实屈指可数的年货，回到家悄悄地藏好，然后就盘算着这些东西过年怎么用了。
先打开一挂鞭炮（我清楚地记着那时候最小的一挂鞭炮就是二十头的），小心翼翼地一个一个拆下来，然后轻轻地抓起几个放到棉袄口袋里，另一侧的口袋里放上一把大人们早就准备好了的沙土炒花生——那个时候农村过年是还没有瓜子吃的。
然后，我就非常自信地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来到胡同里，拿出一个小爆竹放到土墙的窟窿眼里，小心地用香点燃，捂着耳朵跑远，等响声把小伙伴们都震出来看看是谁这么早就点爆竹的时候，踌躇满志的我那时感觉自己就是全村最靓的仔！
就这样，玩着吃着，和小伙伴们各自炫耀着，年越来越近了。
最盼的就是年三十晚上了。那时候是没有电视没有春晚可看的，吃饭之前先放一挂比较长的鞭炮（那时候一百头的就是比较长的了），然后再远远地躲着一边看大哥哥们放几个“二踢脚”，一边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好亲自上手。
在大人们的催促声中，进屋吃了那时候感觉非常丰盛的年夜饭后，就迫不及待地带上早就准备好的东西跑出去和小伙伴玩了。
那时候的玩具其实都很简单，都是孩子们自己动手制作的：找来一根比较粗实的玉米秸，用小刀把一头削平了，点燃一根在年集上买回来的红色小蜡烛沾到上面，一边跑着一边喊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比较洋气的是那种能松紧折叠的里面能放小蜡烛的彩纸小灯笼了；偶尔再放几个爆竹惊吓一下在街上玩的小姑娘，玩到十一二点终于熬不住的时候，就回家睡觉了。
大年初一，四五点钟就被爆竹声震醒了，睁开眼，就看见大人们已经在下饺子了，一边埋怨着大人没早点叫醒自己，一边赶紧爬起来，找出一挂早就准备好了的鞭炮放响，生怕被别人落到后面。
吃完了饺子，先给自己家的长辈们每人磕一个头，然后就在黎明的晨光里去由大哥哥们领着给同村的老人们拜年磕头了。
磕头的队伍往往比较长，等前面领头的进屋磕头的时候，最后面的才刚刚进院子。领头的大哥喊一声：“给俺X爷爷……”老人们高兴地嘴里说着：“不磕了，不磕了！”大家就一起跪下磕头。
其实往往是前面带队的真真实实地跪下真磕，后面的也就蹲下做做样子而已，但是拜年的心意都是真诚的，老人们也是高兴的。等拜完了年往家走的时候，天也就是刚刚放亮，这时候才起来拜年的，往往会被人们嘲笑“不正干”！
这样的过年的场景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是那种浓浓的年味，一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变，由此带来的过年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过年维系起来的那种浓浓的亲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其实这才是过年的真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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