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理论
——访耶鲁大学教授菲利普·考斯基
郭台辉：杰克·戈尔斯通在《回应：从社会学推理历史》一文中对演绎论提出了批评，认为演绎论的解释无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讨论演绎方法与归纳方法之间的差异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社会科学家在实践中是以相互关联的方式同时运用两种方法。您是如何看待演绎论与归纳论之间的关系的？
菲利普·考斯基：理解理论的理论非常重要。对于何为社会理论，有一种特定的理论，这也是演绎论所倚重的。这种理论认为，社会理论与科学理论普遍构成为命题，人们由此出发对将要发生的情况作出逻辑的推演。在我看来，这种理解完全是刚愎自用，不但在社会科学中，而且在自然科学中都是错误的。
我认为，理论有着多层的含义，理论做什么，首先是个本体论问题，是关于世界上事实存在的问题。对于世界上的许多事物，其存在往往无法直接观察到，只能通过间接的观察。就物理实体而言，比如说亚原子的粒子，我们只有通过精密仪器检测它们移动的轨迹，才能间接观察到它们的存在。在社会科学中，这种情况更为普遍。你能观察到人的价值倾向、身份认同吗？能看到一个社会群体、一种社会制度吗？不，我们都无法直接看到，但我们相信它们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我们间接看到它们在可观察的世界里留下的痕迹。我们可以运用各种调查方法和分析策略，发现人们的立场，以便尽力理解他们为何以某种方式行动，或者我们尝试找到规则的历史形成过程，理解它为何以及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因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优势就是，发现之前所未知的构成实体，加深我们对事物的理解。
我想再举两个晚近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比如社会场与社会网络的发现，都是我们不可能直接观察到的东西。但如果用布迪厄的社会场理论，我们就能明白，精英统治的社会应该对一切人开放，但不平等却是不断被再生产的；我们就能理解，诸如情感和服从的东西是以一种非常反直觉的方式，通过社会网络得以传播。这就是理论最为基础的层面。
戈尔斯通的正确之处在于，演绎论对于思考特定理论的范围或局限性是一种有用的启发方法。比如，斯考切波看到了国家崩溃先于社会革命这一因果机制。那么，在关于社会革命的其他案例中，能否观察到诸如国家崩溃的东西？它们为什么崩溃，或者为何不崩溃？有何差异？在这种意义上，演绎论当然是有用的。但是，旧演绎论的错误之处在于，当发现一种特定的模型或假设无法充分传递到其他背景时，就把理论扔到窗外。在我看来，理论作为一种普遍规则，是通过在一个既定框架下不断修正和提炼来发展的。如果采取波普尔的建议，因存在错误就立即扔掉一个理论，是十分愚蠢的。
郭台辉：巴林顿·摩尔曾经批评帕森斯的“非历史的理想主义”。摩尔之后，几乎所有历史社会学家都倾向于经验主义，专注于研究某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或历史时期。那么，当今的历史社会学是否还可能为理想主义留有空间？是否有可能调和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矛盾？
菲利普·考斯基：摩尔批评的是理想主义无法逃避的因素，但我们又无法完全逃避理想主义。关键在于，我们所指的理想主义是一种学术上的经院主义还是一种社会现实主义？这就再一次指向本体论的问题，并涉及“理论是什么”这个问题。理论是一组概念或概念集合，用来描述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事物，是这些事物所具有的各种特征及其相互交往的方式。这些事物或许是个体行动者，或许是集体象征物，也或许是社会阶级或社会网络。对这些事物的描述是理论要解决的问题，但只要卷入其中，就不可避免存在某种理想化。
摩尔批判帕森斯的正确之处在于，社会科学不可能发展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本体论。因为，许多社会实体的存在，是依赖于人类的概念和人类的行动偏好。比如说，如果没有国家的观念，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但国家观念在人类社会并非一种普遍存在。因此，尽管一些事物在世界上真实存在，但并不等于在所有时间、所有空间中都存在，总会有一些新事物在形成过程中。我们时刻在形成以及再形成这个世界。所以，帕森斯试图寻找一种普遍的社会理论的志向，在某种意义上是基本错误的。
（作者：菲利普·考斯基 郭台辉 单位：耶鲁大学社会学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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