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是不是宗教？

谈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首先必须对宗教概念的内涵有个大体一致的认识。近年来，学界有一种趋势，就是把宗教概念泛化，把所有的信仰都称为宗教。因此，当国家领导人讲“人民有信仰”时，不少人就以此做文章，认为这是要提倡宗教信仰。更有甚者，把宗教与文化等同起来，认为宗教的本质是文化，那人类社会中就没有什么不是宗教了。这样的观点完全失去了学术的谨严态度，不足为道。

任何概念的内涵都要有个边界，就笔者个人的理解，宗教这个概念，仅就其意识形态这个层面来看，有两个区别性的特征：一是崇拜超自然力，二是相信有来世，二者缺一不可。近代以来，关于儒教是不是宗教的争论，焦点大多集中在第一个方面。主张儒教是宗教的观点强调儒家学说中对天命的信仰，加上它还有对孔圣人的教主崇拜，以儒士为主的教士团体，以国子监和各地文庙为主的组织机构等，好像儒教具备了宗教方方面面的因素，但这并不能完全说服人。反对者会举出《论语》中对鬼神的不可知论态度，和以王充、范缜为代表的古代儒士阶层中的无神论脉络，加以反驳。殊不知，天命信仰和鬼神信仰虽然都是有神论，但层级不同。孔子和后世的一些儒士对鬼神抱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但完全否认天命的则少之又少，二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历史上的神灭论者，并不一定是今天意义上的无神论者。但怀疑甚至否定鬼神存在就会否定来世;怀疑甚至否定来世，就会大大降低儒家传统的宗教色彩。这是问题的复杂性所在。

原始儒家学说没有系统的来世观，却非常重视祭祀鬼神，这为后期儒家宗教化奠定了思想和社会基础。早在儒家产生之前，中国古代文明就存在着以礼为核心的国家宗教体系。它没有创教者，是一种原生宗教。这种原生宗教虽然非常重视祭祀，对冥间世界的构想却非常贫乏。在秦以前的上千年文明史中，很少有记载死后世界的文字。华夏先民认为人死后变成鬼，但对鬼的性质，各个时代又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甲骨文中的“鬼”字是带面具的人形，是活人想象的死人可怕的样子。人的本能喜生恶死，故想象死后的样子也是可怕的。《易·睽》有“载鬼一车”的典故，后人多指混淆是非、无中生有之事。宋人有《睽车志》专言怪力乱神之事。也有研究者认为，此段爻辞记载的是周王室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鬼方，由战争对峙至通婚媾和的过程。《诗·小雅·何人斯》有“为鬼为蜮，则不可得”的记载，都是把鬼当成会害人的存在。《楚辞·招魂》描绘阴间幽都：“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参目虎首，其身若牛些。”阴间的鬼卒身形弯曲，头戴尖锐的长角，膀大腰圆，拇指流血，头像老虎，长着三个眼睛，身躯强壮如牛。这样的怪物到处捉拿鬼魂，情形惊悚至极。种种证据表明，无论是可能害人的精灵还是需要媾和的邻邦，“鬼”在古代都是充满敌对、猜疑、威胁，从而需要经常抚慰的异己力量。

从现有的典籍和考古材料来看，直到西汉时期，先民才对冥间有一个与阳间社会大致相似的构想：阳间的首都在长安，冥间的首都在蒿里。蒿里是泰山脚下的一座小山。也有说冥界的官府在泰山下面的另一山丘梁父的。冥界也由天帝统治，下面的臣僚则是曾在阳界担任要职的官吏，死后继续受命治鬼。死后的鬼魂一样要向冥府交纳捐税，提供徭役，但阳界的亲戚可以用祭品代赎。祖先的灵魂与活着的后人关系密切，具有祸福后者的能力。如果坟茔安放不当，甚至祭品不洁，或者摆放不整齐，都可能招致灾祸。

佛教传入后，对华夏先民的来世观产生重大影响，出现了阎罗王，专门清算阳间的罪恶，给有罪者算总账。人生一世没有作恶记录的毕竟如凤毛麟角，冥府就成了十分恐怖的去处。死人的灵魂虽然要受到审判，但先人祸福后人的观念传统始终强大，直到科学昌明的今天依然如故。儒家与华夏原生宗教传统虽然有所区别，但始终关系密切，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看儒学和儒教的关系就比较明白了：二者在知识阶层中、理性上或有所区别，但在实际生活与民间社会则是教中有学、学中有教，教学合流是主轴，教学分殊是局部现象;从层级上看，二者又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关系。

作为历代封建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学在上层建筑中的地位早已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消散。在民间社会，它的生命力依然强大。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宗祠复兴，家族势力复活，甚至在部分地区已成为左右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知识界有复兴儒学的声音，但苦于没有依靠的力量，纷纷喊出“礼失而求诸野”的口号。如果没有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原生宗教土壤，这样的情况就不可能存在。

因此，仅仅说儒家是宗教或不是宗教都太过简单化。重要的不是给它下个定论，而是分析它与通常宗教概念间的异同。从来世观这个宗教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来看问题，就能找到分析问题的关键抓手，从而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开辟路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