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
（英）斯威夫特 著，李春长译
华夏出版社
【编按】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一百年前，中国知识人与传统决裂，欢迎德赛二位先生，引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一百年后的今天，对这场运动的评价依然未有定论，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处境中在思想文化领域做出的反应，是一场中西古今之争。中西之争，归根结底是古今之争。然而，我们在过去一百年里更多还是停留在“技”层面的中西之争上，远远没有回到古今之争的内核。
“西方文明史上的古今之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狭义的古今之争指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知识人持续半个多世纪（一说持续整整一个世纪）的论争；广义的古今之争得从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算起，一直贯穿到当代。狭义的古今之争起初几乎同时在巴黎和伦敦爆发，两个战场很快融为一个战场，并向欧洲其他学问城市蔓延。”
斯威夫特作为伦敦战场的“事主”之一以及论战的接棒人，我们对他的了解至今却仍局限于文学史上一个短小篇幅内，比如他为我们所熟知的仍是所谓的“儿童文学作品”《格列佛游记》，对于大学外文系学生也许再多两篇讽刺散文范本《木桶的故事》和《一个温和的建议》。但他为什么采用这样的文体，又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题材，则有一个思想史的大背景，那就是古今之争。
本书收集了斯威夫特与古今之争相关的几部作品，其中《书籍之战》和《论雅典和罗马贵族与民众的竞争与争执》首次译为中文，《木桶的故事》为新译（选译Walsh编本少量注释），另附几则相关文献，以及沃顿对《木桶的故事》的反驳。
《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中译本导言（节选）
古今之争的历史僵局
刘小枫
按照常见的欧洲文化史分期，文艺复兴接下来是启蒙运动，这两个思想文化运动之间具有内在的连带关系。这种文化史分期观不仅塑造了西方人的欧洲文化史“常识”，也塑造了中国学人对西方近代文化史的认识。然而，由于这种分期观忽略或者说删除了古今之争这一发生在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之间的重大文化事件，在欧洲知识人（更不用说在中国知识人）的西方近代文化史“常识”中就不会有这样的常识：古今之争不仅堪称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三足鼎立的文化思想史事件，甚至堪称西方近代史上更具标志性的文化事件。如果我们不熟悉古今之争这一历史事件，难免很难透彻理解文艺复兴尤其启蒙运动的性质。
西方文明史上的古今之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狭义的古今之争指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知识人持续半个多世纪（一说持续整整一个世纪）的论争；广义的古今之争得从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算起，一直贯穿到当代。狭义的古今之争起初几乎同时在巴黎和伦敦爆发，两个战场很快融为一个战场，并向欧洲其他学问城市蔓延——比如维科所在的那不勒斯，以至于催生了《新科学》（1720年第一版）这样划时代的著作。研究古今之争的已故权威学者列维尼（J.M.Levine）说：
这场论争更像一场伴随有许许多多小冲突的持久战，而非只是大战一场；它铺天盖地地展开战斗，涉及了无数问题，但论战双方最终都没有（尽管不是完全没有）分出胜负，而是陷入了某种僵局。
所谓“陷入了某种僵局”，未必符合历史实情。毕竟，古今之争刚刚兴起，崇今派就取得优势，孕育了托兰德（1670—1722）这样的年轻且激进的启蒙哲人。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前辈伏尔泰（1694—1778）出生在巴黎爆发古今之争那年，可以说是在这场持续论战中长大的。1751年，《百科全书》第一卷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标志出版，已经是著名文人的伏尔泰当时正旅居柏林的普鲁士宫廷，他深受鼓舞，决意亲自撰写一部类似的启蒙辞书，名为《袖珍哲学辞典》。这部辞书后来集成四大卷，其中的“古人与今人”词条一开始就说，“古与今的大论战还没有完结”……尽管如此，伏尔泰通篇以崇今派已经完胜的笔调来描绘刚刚过去的古今之争。事实上，《哲学辞典》站在现代新哲学的立场上全面贬抑所有古老文明（而非仅仅贬抑西方古代文明），本身就是一部参与古今之争的“战斗性哲学著作”。十分明显，启蒙文人是古今之争中的崇今派的嗣子。我们虽然不能说，谁编撰辞书或掌握了教科书的编写权，谁就赢了，但既然启蒙文人一路高歌猛进到今天，列维尼就得承认，古今之争中的崇今派赢了。
当然，从西方思想史的长河来看，由于卢梭、莱辛、尼采乃至20世纪的海德格尔的思想地位迄今居高不下，列维尼又的确有理由说，崇古派未必在思想上输了。他说古今之争“陷入了某种僵局”，而且是历史的僵局，的确没错。否则，我们很难解释如今的思想怪现象：我们虽然由崇今派抚养大，却仍然觉得崇今派不及卢梭、尼采和海德格尔有智慧，其思想不及后者深刻。
一 古今之争：巴黎
1687年（清康熙二十六年）年初（元月二十七日），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兰西王国学院院士佩罗（Charles Perrault，1628—1703）在学院朗读了自己写的一首长诗，题为《路易大帝时代》（Le siècle de Louis le Grand），为绝对王权统治歌功颂德。这首长诗一开始就提出了古今作家对比，借歌颂当代帝王抬高现代作家、贬低古希腊罗马作家：既然路易大帝时代胜过历史上所有的时代，当今的文学成就也就胜过历史上所有时代的文学成就。这首长诗绝非佩罗的心血来潮之作，而是精心构拟的对古人的宣战书。因为，佩罗紧接着（1688）就发表了贬低荷马及其他古代诗人的对话作品《古人与今人对比》（Parallè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两卷（这个标题显然模仿了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对比列传》），还附上了一年前朗诵的长诗。1690年，佩罗又发表了第三卷对话录，进一步攻击荷马，1692年发表第四卷——1697年发表第五卷时，对荷马的攻击再次升级。
佩罗的通俗对话作品《古人与今人对比》是巴黎古今之争的直接导火索，他宣称：荷马也许曾是伟大的诗人，但《伊利亚特》有太多明显的缺点：构思粗糙、情节松散、笔法拙劣、风格粗野、比喻笨拙、人物品行丑陋……不一而足。佩罗认为，知识和文雅（politesse）得靠时间的推移来形成，与历史的发展成正比。与这条贬低荷马的理由相比，下面这个理由更具打击力度——佩罗提到，一个姓奥比纳克的老神父（Abbé Franois d’Aubignac，1604—1700）正在写一篇考据论文，他将证明历史上并没有荷马其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过是由一些无名诗人写的小篇章拼凑而成。奥比纳克虽然是个僧侣学者，却是个新派知识人，他曾依据笛卡尔哲学原理写过《戏剧实践》一书，提出了史称新古典主义戏剧原则的“三一律”。奥比纳克并非古典学家，他的古希腊文史功夫并不比佩罗好，笛卡尔的新科学理性原则给了他勇气，使得他敢于对《伊利亚特》作考据式研究，通过证明历史上没荷马这个诗人来贬低古代诗人。佩罗引用奥比纳克的未刊稿，说明两人私交甚笃，打算联手行动。
奥比纳克神父的论文《学院猜想或论〈伊利亚特〉》（Conjectures académique，ou dissertation sur l’Iliade）在他去世十五年之后才刊布（Paris，1715），对当时爆发的古今之争没有直接影响，倒是成了八十年后（1795）以《荷马绪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获得博士学位的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立论的基础，并且沃尔夫因提出所谓“荷马问题”（Homeric Question）享有了西方现代古典学之父的美誉。基于实证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考据学，其实就是把笛卡尔的新自然哲学原理用于辨析古传经典，凭靠新的数学理性寻找古传文本中违背“科学/逻辑事实”的谬误。这种“实证”的考据方法不仅开启了18世纪以来日益兴盛的“疑古”风，而且使得实证考据成了西方现代古典学的首要方法，至今未曾动摇。严格来讲，西方现代古典学是17世纪的古今之争中的崇今派孕育出来的。由此可以理解，何以如今西方大学中的古典学专业仍然是崇今派的大本营。
不过，奥比纳克神父并非这种新派考据的开创者，真正的开创者应该是霍布斯和斯宾诺莎：霍布斯的《利维坦》（1651）对《圣经》语词的理性辨析以及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1670）对《圣经》的理性考据式研究，开创了凭靠笛卡尔的数学理性寻找古传文本谬误的先河。佩罗以及奥比纳克神父凭靠新的哲学理性寻找荷马文本违背“科学逻辑事实”的谬误，不过是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开创的新风在欧洲学界开始走向普及的例证而已。佩罗贬低荷马的根本理由在于：新的自然科学思维比古老的诗性思维更为可靠，古代诗人的智识无法与现代哲人或自然科学家的智识相比。显而易见的是，与当今的科学家相比，荷马在天文学、几何学、自然学方面的知识实在贫乏，甚至可以说糟糕透顶。毕竟，新自然科学在晚近几十年内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整个古代的自然科学成就。佩罗据此提出了一种妙论：今人比古人更年长（这意味着更有知识）。毕竟，“我们的世纪要晚于其他所有世纪，因而我们也是这所有世纪中最古老的”（notre siècle est postérieur à tous les autres，par conséquent le plus ancien de tous）。
这一妙论并非佩罗的发明。就在《古人与今人对比》发表之前还不到一年，比佩罗年轻得多的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1657—1757）发表了名噪一时的小册子《关于古人与现代人的离题话》（Digression sur les anciens et les modernes，1688），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古人在我们看来是年轻的”（les anciens étaient jeunes auprès de nous）——佩罗不过把丰特奈尔的说法变换一下再说一遍而已。丰特奈尔是著名戏剧作家高乃依的侄子，早年在里昂耶稣会学校读书，因迷拜笛卡尔的数学原理转而专攻数学哲学，成了数学史家。在培根和笛卡尔的新科学精神激发下，年轻的丰特奈尔尝试用通俗对话体推广新科学知识，成为最早的法语科普作家。他的处女作《死人对话新篇》（Nouveaux dialogues des morts，1683）模仿路吉阿诺斯的《死人对话》，让古人苏格拉底与今人蒙田就古代与现代孰优孰劣展开对话，但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仅仅三年之后，丰特奈尔又发表了《关于世界多样性的对话》（Entretiens sur la pluralité des mondes，1686），假托与一位少妇对话宣传新天文学。这一次他造成了轰动效应，毕竟，太阳围绕地球转在那个时候还是人们的常识。从书名来看，《关于世界多样性的对话》显然受到伽利略在1632年（明崇祯五年）出版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和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出版的《论两种新科学及其数学演化》的启发。据说，伽利略的书在当时几乎是知识青年的最爱，以至于那个时候的知识青年都迷上了天文学。《关于世界多样性的对话》给时年不到30岁的丰特奈尔带来巨大声誉，伏尔泰后来称该文为“把优美的文笔运用于撰写哲学著作”这一“精巧技艺”的首例。
参见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前揭，页474。 趁《关于世界多样性的对话》获得成功的大好时机，丰特奈尔紧接着发表《关于古人与现代人的离题话》，重新提出《死人对话新篇》的厚今薄古主题。
就古今之争事件而言，《关于古人与现代人的离题话》的影响未必远大于《关于世界多样性的对话》。在伏尔泰看来，《关于世界多样性的对话》有一个根本缺陷，即把哲学真理“建筑在笛卡尔的涡流运动的空想上”。伏尔泰拒绝笛卡尔并不意味着他反对新科学。与孟德斯鸠一样，伏尔泰是个崇英派（类似于今天的崇美派），崇拜培根和牛顿而非自己的同胞笛卡尔。他指责笛卡尔背离了培根指出的道路，“与理应采取的做法背道而驰，不去研究大自然，而是对之进行猜测”（《路易十四时代》，前揭，页458-459）。按伏尔泰的说法，倘若《关于世界多样性的对话》普及的是牛顿学说而非笛卡尔学说，就堪称现代经典了。然而，事实上，在整个启蒙运动时期，《关于世界多样性的对话》都是“经典”读物——休谟（1711—1776）已经把丰特奈尔拿来与西塞罗和普鲁塔克一类古典作家做对比。一百多年后，尼采还把丰特奈尔算作自蒙田以来至18世纪最出色的六位作家之一（尤其推崇《死人对话新篇》），虽然言辞不无反讽。
无论如何，文人佩罗的厚今薄古论来自新派自然科学家的厚今薄古论，这意味着古今之争绝非是一场仅仅涉及文艺创作原则（所谓模仿还是不模仿古人）的论争。佩罗对荷马的攻击表面看来纠缠的是诗艺，其实是攻击荷马不懂科学。后来的伏尔泰在撰写哲学词条“古人的天”时还模仿丰特奈尔和佩罗的腔调这样调侃荷马：
倘若有人问荷马，萨尔佩东的灵魂到哪个天上去了，赫丘利的灵魂在哪里，荷马会很窘：他必然会用悦耳的诗篇来答复。
佩罗的对话录《古人与今人对比》第四卷在1692年出版之后，古典学者布瓦洛（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1636—1711）发表了研究朗吉努斯佚作《论崇高》的论文（1693），借此回击佩罗对荷马的攻击。布瓦洛与佩罗一样是个没什么才华的诗人，模仿品达颂诗体写过赞颂路易十四攻陷那慕尔的《攻陷那慕尔颂》（Ode sur la prise de Namur），但在古今之争问题上，他与佩罗互为仇敌。布瓦洛在青史上留名，除了靠他那篇平淡的《论诗艺》（L’Art poétique），更多的是靠他当时挺身捍卫荷马。他坚持传统的观点：历史上确有荷马其人，而且《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布瓦洛宣称，就写作技艺而言，现代诗人当中没有谁是荷马的对手。何况，佩罗连希腊文都不怎么样，谈什么荷马啊……他轻蔑地表示，对“一个连荷马语文都不懂的人”，最好别理。他甚至用带人身攻击的修辞说：“一个天生的瞎子不应该满街跑到处喊叫。” 布瓦洛的攻击让崇古知识人高兴，让崇今知识人愤怒，一场激烈论争在法国知识界骤然爆发。半个世纪以后，伏尔泰在哲学词条“古人与今人”中评说这场论战时说：
佩罗把荷马的一段诗句理解错了，或许他把理解的那一段没有译好吧？布瓦洛便抓住这个小辫子，把他当作最危险的敌人猛烈攻击，认为他是不学无术、文笔平庸的作家。但是，很可能是，佩罗有时见解错误，可他对于荷马史诗中的矛盾百出、重复连篇、战斗的单调、在混战中长篇大论的演说和诸神行为粗野轻率，以及他认为这位伟大诗人所犯的一切错误，也时常批评得有道理。总之，布瓦洛讥笑佩罗之处大大超过他肯定荷马之处。
佩罗与布瓦洛的论战引发的论争持续了十年左右，按列维尼的说法，法兰西王国绝大部分知识人都卷入了这场论争，直到1711年方才渐趋平息。但没过几年，论争又卷土重来。1714年，法兰西王国学院院士胡达·德·拉莫特（Antoine Houdar de la Motte，1672—1731）出版了一个通俗化的《伊利亚特》简本（诗体），把荷马诗作改写成当时的流行诗歌。德·拉莫特是丰特奈尔的好朋友，有poète-philosophe[诗人-哲学家]之称。他在编写的《伊利亚特》通俗本后面附上了一篇题为《论荷马》（Discours sur Homère）的文章，说明自己为了让今人能够更好地理解荷马诗作，如何以笛卡尔哲学这一时代的良好理知为指导，祛除《伊利亚特》的乏味章节，修正诸神和英雄们的败坏行为，删减或压缩喋喋不休的说辞，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摒弃违背自然知识的情节……达西尔夫人（Madame Dacier，1654—1720，本名安妮·勒费弗尔[Anne Lefèvre]）怒不可遏，随即撰文反击——这位崇古派女将古典学养深厚，曾将《伊利亚特》忠实地译成典雅的法文（散文体，1699年），而且正在翻译《奥德赛》（1718年出版）。
论争再次爆发，诸多巴黎知识人加入论战，双方都用上了冷嘲热讽。达西尔夫人的丈夫安德烈·达西尔（André Dacier）也发表了一篇亚里士多德《论诗术》注疏，声援自己的妻子。1715年，一个姓特拉松（Abbé Jean Terrasson，1670—1750）的僧侣学者出版了一部两卷本巨著，题为《论荷马〈伊利亚特〉的考据，或寻求一种基于理性的诗学之规则》（Dissertation critique sur l’Iliade d’Homère，ou … on cherche les règles d’une poétique fondée sur la raison，Paris 1715，扩充本1716，有英译本）。特拉松神父是古希腊语教授，古典文史功夫不错（也写小说），但他宣称，新哲学应该主宰一切，笛卡尔才是真正的大师，没有哪个古代或现代哲人能望其项背。由于荷马不知道笛卡尔，因此他的智识一塌糊涂。即便荷马生活在蒙昧无知的年代不知道笛卡尔情有可原，他不知道科学理性常识却不可原谅。当今的文学如果要取得类似晚近科学取得的成就，就必须首先废黜荷马的权威，正如搞科学研究必须首先废黜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天文学。特拉松由此推论：古代经典并不具有亘古不移的价值，古传经典必须接受新理性科学的裁决。特拉松的抱负是，凭靠最新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将真哲学的理性引入整个Belles Lettres[纯文学]（包括修辞学、诗学、文学评论和语文学）。特拉松甚至宣判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死刑，因为他们还没有掌握先进的笛卡尔哲学，不可能真正懂得如何学习和理解传统。毕竟，笛卡尔以来的新哲学才开始学会掌握人类心灵的真正规律，掌握了新哲学才能掌握所有年代的人类心灵。以现代理性这块经过“千锤百炼的真理的试金石”为武器，特拉松不仅声讨西方的古代，而且鞭挞其他古代文明。
1719年，一个姓杜博（Jean-Baptiste Du Bos，1670—1742）的神父出版了一部四百多页的大作，题为《关于诗歌和绘画的批评反思》（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ésie et sur la peinture），在法国启蒙运动兴起之时被译成英文后（Thomas Nugent英译，London 1748），据说在欧洲学界家喻户晓。杜博神父本来是个笛卡尔主义者，论争让他对自己的立场有所反思，力图调和古今两派。尽管他确信，今人在哲学和科学方面更胜一筹，但不等于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同样如此。毕竟，凭靠历史认识的积累获得的学问（史学）和基于事实和经验的学问（哲学）与需要情感和想象的学问（诗歌），性质上完全不同。不过，杜博始终站在今人立场，对古人始终持有一种进步论的优越感，惋惜荷马“不幸生活在一个淳朴无知的年代”。
德·拉莫特是作家，并非古典文史家，与达西尔夫人不具有共同的学问基础。特拉松则不同，他与达西尔夫人都是古希腊文史专家，两人却因古今之见不同成为敌对者。1718年，意大利地区帕多瓦王国的年轻贵族孔蒂（Antonio Conti）来到巴黎观战，然后写了一份有关巴黎古今之争的报道，为荷马辩护，嘲笑特拉松荒谬可笑。在此之前，由于胡格诺教派遭受迫害而流亡到荷兰的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在其著名的《历史与批判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1697年首版，1702年增订版）的“阿喀琉斯”词条中详细报道巴黎的论争时，则立场鲜明地支持崇今派。由此可见，古今之争不仅是同一个国家中甚至有共同学问基础的知识人的分裂，也是整个基督教欧洲知识人共同体的分裂。在此一个世纪之前的宗教改革导致的基督教欧洲各国的内部分裂仍在蔓延，古今之争不仅加剧了分裂，而且使得基督教欧洲知识人共同体的内部分裂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如今流行的观点认为，启蒙运动的兴起证明，佩罗依据“实证考据”贬低荷马所引发的荷马大论战以崇今派获胜告终。其实，这种说法缺乏历史依据。1766年，年轻的德意志学人莱辛发表《拉奥孔》，通篇都在谈模仿荷马的问题（明确提到佩罗和特拉松），但莱辛恰恰是个崇古派人物——而且是从崇今派倒戈过来的。这部在启蒙运动期间问世的作品表明，围绕荷马的古今之争并没有完结，论争仍然潜伏在启蒙潮流之中。从今天的情形来看，即便启蒙文化抹平了欧洲基督教的分裂伤痕，也未能抹平欧洲知识人共同体因古今歧见导致的分裂。就此而言，古今之争比宗教改革的历史影响更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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