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农历辛丑年），重大的政治事件便是北京的清政府正忙于《辛丑条约》的签订及款项的赔付。同年，影响西域研究学术生态的考古探险却在遥远的塔里木盆地内上演。斯坦因和斯文·赫定，分别从楼兰王国的西鄙和东沿，发现了尼雅绿洲和罗布泊附近的遗址；相去数百公里的两个遗址中，两人除发现汉文材料之外，还各自找到了数量不等的佉卢文（Kharo??hī）文书，其中尤以尼雅遗址为多。
斯坦因氏懂梵文，当他发现佉卢文书时，注意到上面的文字和“于阗马钱”上的文字相似，是一种已经不再使用且消亡很久的文字。学界对它的关注，主要是因为该字印在钱币上而得以留存下来，故而多称作为“钱币文”；又由于佉卢文从阿育王时期（前3世纪）到大约公元3-4世纪，自印度北部产生并流传，广布附近的犍陀罗、巴克托里亚等西北地区，故而又称为犍陀罗文字、大夏文字、西北文字等。以载体和区域分布命名此种文字，是后世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并非时人的专称。
大英博物馆藏和田汉佉二体钱钱文：正：右侧向立马，铭文(逆时针从7点钟起首):maharaja yitiraja gurgasa，背：铭文：六铢钱（[英 ]克利勃，姚朔民编译《和田汉佉二体钱》，《中国钱币》1987年第二期）
192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北阿克斯比尔旧城出土汉佉二体钱，马像周围有佉卢文铭20字，译意为“大王，王中之王，伟大者，矩伽罗摩耶娑”，正面为一圈汉文篆书：“重廿四铢铜钱”（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
1882年，加布里埃尔·德韦利亚（Gabriel Deveria）从汉梵对译的角度找到准确反映时人对此书写方式的表述——那就是汉语佛教典籍《法苑珠林》（668）中的音译词“佉卢虱咤”，原文便是梵文（Kharo??hī）。“佉卢”是“佉卢虱咤”的简写。尼雅遗址发现的佉卢文文书，客观上提供了这种文字传播并广泛使用的东界的参照点。这些文书，在利用汉籍文献解决了遗址在历史时空中的坐标之后，其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的意义方才凸现出来。
斯坦因氏根据沙畹先生识别和校验的汉简文字，初步推定他找到的尼雅遗址可能是“《汉书·西域传》记载的位于且末和克里雅之间”的精绝古国要地。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凭借卓越的学识，注意到斯坦因找到尼雅遗址具有参照点的重要性，可以据此校正和勘定传世文献中对于于阗和精绝国方里记载的宽泛性，并准确指出这就是《汉书·西域传》记载的精绝国。
精绝国，作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正统史书着墨并不多。《汉书·西域传》根据固有的书写体例，用如下一段文字，介绍了精绝国距离首都长安的方里、户数、口数、兵马、官员、四至等信息：“精絶国王治精絶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精絶都尉，左、右将，译长各一人。北至都?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卢国四日，行地阸陿西通扜弥四百六十里。” 斯坦因氏所言“《汉书》记载的位于且末和克里雅之间”，原文不知本自何？自汉书以降，典籍举凡言精绝国者，皆本《汉书》而来。由于《汉书》偏重政治内容，精绝国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只言未语。
语言学史、民族语文的研究表明，佉卢文通过西行求法的僧侣，才为汉地所知。与政治性目的很强的张骞不同，僧侣们更多关注语言和文字。他们接触到的印度佛经文字，主要是由梵文和佉卢文书写而成。公元308年，僧人法护（Dharmaraksa）把梵文译成汉语《普曜经》，其中有这样的内容，“以梵、佉留而相教耳，无他异书”。其中“佉留”便是“佉卢”，“留”、“卢”一音相转，是不同译者对于尾音采取不同的注音转写导致。前文已述，佛教典籍《法苑珠林》中，保留了隋代僧侣将“佉卢文”翻译成汉语译名为“驴唇”。“驴唇”也是尊者阇梨与太子说六十四书（文字）之一，并在排列次序上仅次于梵文，此点与法护所强调的，惊人相似，“梵天所说之书，（注）今婆罗门书，正有十四音；佉卢虱咤书，（注）隋言驴唇”。中国僧人认为佉卢虱咤是佛教中驴唇大仙的名字，正是驴唇大仙发明了佉卢文。
僧人们对于佉卢文的重视，以及“驴唇大仙”的文字发明之功，并未在南北朝至隋唐的文人中引起共鸣。汉地社会中，段成式《酉阳杂俎》以“猎奇”方式记录的“驴唇文”，深受佛教熏陶的王维在诗作中引用佉卢文之外，更多的文人对这一异域文字并没有表现出如同僧人那样的重视，这也同他们无法理解僧众强调这一书面文字的重要性有直接关系。
斯坦因氏的精绝国考古调查与佉卢文书发现，将消失的精绝国与只存在于典籍中的异域文字关联起来，经过数次发掘，斯坦因氏在精绝国获取了大量的佉卢文书，内容涉及国王诏令、契约、公私往来书信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像是，无论是20世纪居民口语中的尼雅，还是《汉书·西域传》中的“精绝”，皆未出现在斯坦因氏发现的佉卢文书中。据欧洲语言学家波耶尔（A.M.Boyer）、拉普逊(E.J Rapson)、诺布尔(P.S.Noble)和塞纳（E.Senart）等释读，佉卢文中当地人将尼雅遗址全境称作“凯度多”州（Cad’ota）。学者们，倾向于该词是汉语“精绝”的佉卢文对译书写。
之所以有前述现象，是因为“佉卢文”本身是文字符号系统，用这种文字书写的语言并不是佉卢语。在其源生地，它是印欧语系中中古印度雅利安语中的一种俗语方言，也是这一方言的书写方式。但在佉卢文传播过程中，它便利的记音书写方式被人们很快接受，语言和书写方式出现了分离。以精绝国为例，精绝国的居民，是操印欧语系的贵霜移民。但其所写的文书中的语言，不再是佉卢文本土单纯的印度西北方言，也并非仅仅是母国的语言，还含有许多土著语言因素。这些土著语言，便是流行在塔里木盆地内接近古代龟兹、焉耆、昌等地流行的吐火罗语。由于记载语言的混杂性，也为后世研究者带来困惑。最为有名的便是佉卢文文献中提到，对精绝国构成极大威胁的“Supi”人。关于“Supi”人的对译汉名，以及相应的民族，一直有鲜卑和《隋书》记载的苏毗两种不同的解释。
当然，困惑是后人无法对记音文字无法精确转译带来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反映了佉卢文具有强大的语言转化和表现能力。从广布丝路的“货币文”，东传中土的佛典，精绝、楼兰等地的世俗文本，以及对土著语言的书面化来看，佉卢文是广泛应用在汉、梵、波斯三种文化、民族语言交界区内的“通语”。精绝国内广泛使用的“驴唇文”，不过是佉卢文从印度本土，西北至巴克托里亚，东至精绝、楼兰传播线条上的一个节点；事实上反映了丝路南线，绿洲国家之间，受语言交错、文化多元、政权更迭、商贸往来等诸因素影响下，采取了源自民间俗语的标音文字，借用了标音文字，没有形成独特的民族语文的特色，可视作语言文化生态异质性的一个绝好案例。
由是反思《法苑珠林》如下一段文字，似乎便是对“驴唇文”作为通语的更好诠释，“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卢，其书左行，少者仓颉，其书下行。梵、佉卢，居于天竺；黄史仓颉在于中夏；梵佉取法于净天，仓颉因华于鸟迹。” 佛教僧侣还将梵文、佉卢文、汉字的始源从造物主角度进行了解释，并进行了谱系编年，还提供了三种文字不同的书写方向等信息。后世研究者，多肯定前述文字中对“驴唇文”书写方向的忠实记载，其它内容则认为荒诞。
僧侣们在汉文文献中将“佉卢文”居于梵、汉之间，并按照造物主的顺序进行了谱系排列，可视作是他们引入神话解释语言起源和语言相关性的努力。神话背后的合理性亦值得注意，西行求法的僧众们，跋山涉水去印度求法，注意到丝路上介于梵、汉语言区之间的绿洲政权和人群，选择“通语”——“佉卢文”，作为文字交流和信息传递的独特语言文字现象。精绝国的“驴唇文”文书的广泛应用，客观上反映了该区域人群为了便利东西方交流而进行的文化选择，利用较便利的“通语”进行多民族、多文化、多起源诸语言文字间的关联。这一点，从事实上证明了佛教僧侣强调“佉卢文”在梵汉两个大的语言区之间的中介功能，并非空穴来风。总之，端赖斯坦因氏的考古发掘，以及诸位先贤的扎实考证，以及释读校正，使得佉卢文文书与精绝国产生了时空交汇。令后世的我们，有幸通过认识一种文字，钩沉一段历史，理解一个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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