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探寻人之来路，一定要去非洲；
如果你想感受人之多样，一定要去非洲；
如果你想体验人之艰难，一定要去非洲；
如果你想追寻人之伟大，一定要去非洲。
当年第一个从树上走下来的人类之母（基因科学研究结果显示，人类的祖先出自非洲，也即“黑色的夏娃”）绝不会预想到，随着自己子孙的足迹逐渐向北，他们的肤色也逐渐变淡，从黑到白，本来只是人类进化过程中适应自然环境的一种表现，却在近千年的历史上走上了奴役与歧视的歧途。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人，从严复到梁启超，无不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加上来自西方的人种学知识的传入，原本“华夏在中央，四夷居四方”的天下观和人观，变成了“白人至上，黑人最低，黄人居其中”的天下观和人观。原本以文化为判断标准的“华夏至上”，转换为以实力为判断标准的“白人至上”。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天下观与人观的变化，自然也在其中。这样的变化，不仅在中国发生，整个东亚概莫能外，尤以追求“脱亚入欧”的日本为甚。
在如此这般的社会思潮的背景中，一个让人颇感喜剧的情境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反复出现：面对白种人的时候，黄种人极其自卑，而面对黑人的时候，黄种人的“天朝”、“皇汉”等等意识，又无比张扬。国族命运与个人身份认同，被编织在白、黄、黑的等级序列中。在基因决定的肤色上面，东亚的黄种人可怜复可悲。更令人可怜又可悲的是，百年过去，这般意识与观念，似乎并没有出现根本的变化。
非洲，人类种族的母亲之地，在东方／西方二元划分的世界中，很难找到其准确的位置。在汗牛充栋的关于非洲的人类学著作中，非洲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其上的人们，往往是作为欧洲白人照见自身遥远过去的镜像而存在。在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中，非洲与欧洲空间的并置被转换为时间的序列，对欧洲人而言，非洲的现在，乃是欧洲的远古。在这般的表述中，非洲从当下的世界中抽离，而被赋予了历史感。埃及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等历史遗存，加之人类种群迁徙历史的再发现，更印证了这种历史感的确定性。在这种表述的建构过程中，随着历史感的赋予，“疏离感”也随之而成。从人类学表述来看，“非洲”没有线程的历史，而是可以通过“一个文化周期”的观察就可以完成认识的循环的历史。对来自“高级文明”的欧洲人类学家而言，通过对口述的记录和参与观察，就已经能够完整地呈现和解释非洲人的一切，包括家庭、婚姻、部落、国家，甚至历史。
非洲已经成为“过去”的表征，在西方社会的表述空间中，非洲更多地存在于国家地理频道、BBC大型纪录片之中。非洲的自然环境、动物迁徙在环境保护这一政治正确的主题下，得到充分的展示。但在关于“非洲人”的表述中，人类学的话语霸权难以撼动。
突破黄人看白人的自卑和看黑人的自大，以平等的眼光视之，会看见什么？
跳出文明尊卑论，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进入，会看见什么？
放弃所谓人类学专业的眼光，以一个纯粹的游客的心态，会看见什么？
非洲，接近于遥远的代名词，今天已经转变为十五小时的飞行。作为在人类学前贤著作中已经领略了多处非洲风情的后学，实地前往，无异于一场朝圣之旅。努尔人还在吗？是否还可以观察到祖鲁人的婚姻过程？通过性仪式是否广泛存在？书本抑或现实，文化翻译抑或阐释，真实抑或建构，这些都期待能够得到印证或解答。十五小时之后，飞机将在约翰内斯堡降落，走出去，迎接我的将是什么呢？
说那么多话干什么？
从事人类学的人，如果没有读过几本关于非洲的民族志，很难讲他的阅读是完备的。常常在想，是什么原因让那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类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田野点，甚至一生的研究点，放在非洲？除了常见的政治、经济等宏大背景和学科缘由之外，是否还存在个人化的一些因素？
飞机在约翰内斯堡缓缓降落，经过十五小时枯燥飞行，重新脚踏实地的感觉真好。走出廊桥的一霎那，到达非洲的激动还没来得及产生，就被摄氏一度的南非的冬天击碎了传说中“炎热的非洲”的幻象。到非洲避暑，不只是网络上段子手的搞笑，在重庆温度达到40度的时候，身穿羽绒服穿行在南非的旷野，这已经具备了后现代艺术的格调：对比鲜明，隐约有几分反讽。对游客而言，约翰内斯堡机场的出口嘈杂而混乱；而作为旁观者，却可以看到巡逻的警察、招揽客人的出租车司机、迎接游客的导游、以及各怀心事的游客，仿佛不同的鱼群，穿梭其间而且各自有序。正是这种杂乱而充满生命动力的人群，成了所有新兴国家的现实一种。
走进非洲，人类学前贤的背影渐行渐远，荒野、茅屋，如《天真的人类学家》描述的场景在眼前缓缓展开：
村里（严格说来，应该称为“部落”，但在我看来，部落这个命名隐含着“落后”的意味，所以，在汉语语境中，我更愿意用“村”这个汉语读者更能了解，而且价值相对中立的词）的男孩子长大了，在祖辈的鼓励下，尝试着开始了狩猎技能的学习。老人们敲响了激越的鼓点，母亲们吟唱着祖先的战歌，男孩子们有几分长大成人的激动，也有几分面对挑战的恐惧，身体紧绷，脚后跟微微发抖。鼓点变的更加绵密，歌声渐趋高亢，男孩子们逐渐进入一种迷狂的状态。身体弯曲，双手不断拍打自己的双腿，拍打声与鼓声、歌声形成了三重的对话。
突然，所有的声音停下，安静突如其来，族长（或者酋长）披着象征力量与地位的豹皮，手持长刀，带着沉重的足音出现在中央。长刀挥过，斩断童年岁月。威严的语调讲述着族群祖先的伟大历史。年轻人，重燃族群希望的火种已经传递到你们身上，荣耀与责任都属于你们！鼓声四起，刀光霍霍，男孩在这一刻变为青年，儿童在这一刻变为勇士。源自热血的呐喊四处响起，母亲们的吟唱中既有自豪，也有几丝隐隐的担忧。跟随着族长，男青年们的动作从生涩到熟练，最终整齐划一，孔武有力的身姿犹如雕塑。
天色渐暗，族长从人群中退去，母亲们的歌声若有所失。男青年们劳累了一个下午，四散着在树荫下歇息。一阵轻快的鼓点响起，女孩们仿佛精灵，从四面奔跑进这片旷野。女孩们叽叽喳喳地互相交谈，眼光却看似无意实则有意地落在了周围的男青年身上。男孩们在女孩的注视下沉默下来，互相推攘着、打闹着。一阵高亢的歌声响起，那是村里最俊秀的男青年，他的歌声延续着酋长的节奏，仿佛已经成为族群新的首领——谁说年轻人没有野心呢？更何况在村里最美的姑娘面前，所有的男孩子都格外地好斗。首领就是首领，在舒缓、高亢的咏叹之后，全体男青年从三个不同的声部加入了对女孩子的集体的抒情。女孩子们也经不起挑逗，轻灵的嗓音在雄浑的男声中上下翻飞。听见这美妙的声音，鼓声停了，整个村庄都在倾听这段生命的歌唱。天色已晚，母亲们的低吟在耳畔轻轻回响，所有的男孩女孩，沿着不同的道路，消失在黑暗中。村庄一片安详，见证着新的生命的成长。
第一缕阳光从村头的树梢洒下的时候，酋长威严的号令声伴随着出发的鼓点传遍了整个村庄。所有的男青年集体出发，开始了生命中第一次独立的狩猎之旅。他们时而高高跃起，时而深深俯下，时而急奔，时而卧倒。狂风骤雨，闪电雷鸣，独自面对挑战的男孩们用略显瘦弱的胳膊举起长矛，一次次瞄准，一次次击杀，一次次失败，一次次从头再来。鼓点绵密，母亲们的歌唱成为酋长讲述族群历史的背景。是的，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都是在母亲们的嘱咐中，不断成长起来，这就是族群的历史。
随着年轻首领的长矛的投出，一只肥硕的羚羊应声倒地。这群年轻人，用持续的努力，成就了生命中的第一次成功。母亲们的歌声响起，似乎是回家的召唤。排好队伍，抬上猎物，雄壮的歌声中，第一次狩猎的男人们——是的，他们是男人了——回来了！
鼓声欢快，女孩子们站在道路的两侧，用热烈的眼光和轻快的歌声欢迎她们心中的英雄。酋长保持着长者的威严，用挑剔的眼光打量着抬回来的猎物。酋长重新挥动长刀，将猎物分割为数块，妇女们拿上酋长分好的肉块，点燃篝火，村庄的节日到来了。
打回猎物的青年们，第一次端起了父辈递过来的酒杯，开怀畅饮，放声长歌。女孩们纷纷走到自己心仪的男孩子身边，牵着他的手，开始了两两相对的舞蹈。老人们渐渐退去，整个旷野成为年轻人的舞台。
最后一碗酒都已经喝干了，嗓子已经唱哑了，身体已经疲倦了。就在此刻，酋长亲自敲响了大鼓，所有的人，重新聚集。酋长开始从头讲述族群昌盛的历史，开始嘉奖这一群长大成人的青年。最后，族长叫起了那个青年的头领，把手中的长刀——也是权力的象征——交给了他。青年接过长刀，在他的带领下，全体青年跳起了狩猎的舞蹈。酋长在歌舞中悄悄退去，进入到老人的行列。嗯，他还真是个不错的鼓手。
狂欢！再次狂欢！新的生命和力量已经走上舞台！族群的延续迎来了新的希望！
夜深了，鼓点若有若无，篝火渐渐熄灭。走过历史重要一刻的村庄正如此前所经历的许多次一样，又恢复了平静。或许再过二十年，一次新的交接又将到来。
这不是长期参与观察的结果，而是观看一场当地族群的舞蹈所表现的内容。虽然从头到尾没有翻译，我也无法听懂他们讲唱的具体内容，但从舞蹈动作和表演者的神态中，族群的历史和生命的传承仿佛小河，从我们的面前流过。表演者都不是专业演员，表演的内容也没有经过专业编排，他们只不过是把自己生活浓缩了展现在游客面前。没有灯光，没有布景，道具就是从家里带来。所谓的主持用口音极重的英文磕磕巴巴地介绍几乎没有人听懂。但这并不重要，鼓点、欢呼与吟唱，在音高与节奏中已经充分展现了内涵所在，无须文字描述也能心有所感。具像化的动作让表演内容一看便知。即便是这场朴素到简陋，可以成为草台班子的演出中，鼓点同样能够唤起观众内心的共鸣。来自森林、草原、旷野的节奏和舞步，让沉浸其中的观众似乎找到了沉淀在自己身上数万年的基因。这还只是表演，如果真正地进入到他们的族群，融入其间，当仪式的鼓点敲响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舞台，参与到这场生命的舞蹈。
人类学家的参与观察，成为“局内人”后，或许在日常生活中坚持“疏离感”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在近乎狂热的仪式活动中，身处其间而不动于心，何其难也。也正因如此，来自欧洲的所谓“文明社会”的人类学家们，在非洲，除了面临《天真的人类学家》中描述的那种窘境之外，更多的，是需要面对这种来自自然生命的召唤。人类学家在非洲，不只是观察和记录，同样，他们也参与并融入。在发自生命的节奏的共鸣中，人类学家不仅看到了非洲人与欧洲人的不同，更多地，是找到了他们被文明所遮蔽的自身。从个体而言，在非洲田野的人类学者，面对的不仅仅是学术的追问，更多的是面对来自生命本真的对自我的追问。
找回自我，似乎是掩盖在民族志经典的学术话语背后的学术动因。这种对自我的再看见和再发现，对个人而言，其意义远大于对某个学理概念的梳理或者是对某个文化现象的描述。当拉比诺用丧气的笔调开始他摩纳哥田野作业的反思的时候，却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他自己作为一个西方人，如何在摩纳哥找寻自我的过程。当然，拉比诺并没有对这一过程开展反思和讨论，却为当下时兴的自我民族志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