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视域中的公共空间政治
张友国
内容提要：在当代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公共空间问题是一个重要相关变量。多民族国家围绕公共空间进行政策设计时，就产生公共空间政治。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的公共空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公共空间具有民族文化符号承载性和政治社会化功能。由于公共空间在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的重要性日益彰显，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通过公共空间的象征符号强化国家身份，或者为公共空间重新命名，让文本、口号和地名的使用占据公共空间的核心，或者通过公共建筑强化国家认同，通过视觉冲击强化政治效忠。由于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的公共空间与传统、认同以及权力有着密切的关联，又有助于政权的稳定性与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的公共空间政治的特点表现为两种不同的路径：其一是文化民族主义路径；其二是整合主义路径。虽然不同国家对于公共空间政治的路径选择不同，但实现国家认同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也可以在本国历史与传统的基础上，重视“符号”以及由符号建构而成的意义，借鉴他国的公共空间政治社会化模式，在“差异性”与“统合性”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与缓解机制。
作者简介：张友国，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副教授。
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国家统一构设”(英文对应为“Nation-Building”)非常重要。作为一个概念，“国家统一构设”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作为对新建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困境的反应①。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定义，“国家统一构设”是为促进民族一体化而制定的诸项政策之总和……民族化的仪式、旗帜、英雄人物及民族化的公共建筑可以成为正在推进中的国家统一构设的明显体现。在那些人为或者偶然划定边界的近代国家中，以及在那些具有不同传统、宗教和种族集团的国家当中，上述政策尤为紧要。其中，如果民族概念与任何已建立的国家之居民概念等同划一的话，那么国家统一构设这一概念仅是指现实的国家控制和公众服从的政策，也就是“state-building”的过程。如果民族概念是文化共处或种族特征的一种表述的话，那么国家统一构设则会指向一个语言、宗教或者种族方面具有权威性的民族范式方向积极同化和标准化的过程②。这一过程是在现有社会构成、文化遗产和不同群体间的内部权力分配语境中进行的。这也就意味着，在文化同质性的社会，国家统一构设可能不是问题。在文化异质性的社会，某种形式的国家统一构设，对国家而言，则显得非常必要。本文所要设定的范畴主要指向后者。
在上述国家统一构设中，公共空间问题是一个重要相关变量。“公共空间”这一概念有着诸多的定义。狭义的“公共空间”一般是指那些供居民日常与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间。广义的“公共空间”不仅仅是个地理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进入空间的人们以及展现在空间之上的广泛参与、交流与互动。在“国家统一构设”这一主题下的公共空间可以被定义为“具有潜移默化之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居民日常与社会生活所涉及的室外行动空间(街道、广场、公园、自然风景等)与造型空间(建筑与雕塑艺术)。”显然，“国家统一构设”可以在公共空间中寻求对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过程和关系的理解方式，因为这类过程和关系塑造特定的公共空间。同时，这种方式也反过来，重申、反驳、或者改变现有的社会和政治关系。
由于人的很多社会性活动都是公共空间中的活动，公共空间又牵涉到关系的整合，因此，多民族国家一般都比较重视公共空间的“国家统一构设”功能，围绕公共空间进行政策设计，培养不同民族的国家认同，从而产生公共空间政治。
目前关于公共空间政治的相关研究或者以民主暨文化多元性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为核心进行阐述(Democracy and public space：the physical sites of democratic performance、Mediating cultural diversity in a globalized public space)、或者侧重于公共空间中的历史争议(Contested histories in public space：memory，race and nation)、或者直接论证公共空间政治(The politics of public space、Memory and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public space)。
但综而观之，上述研究从“国家统一构设”视角切入公共空间政治比较薄弱，因此，本文试图从这一视角探讨为什么公共空间在“国家统一构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中公共空间政治的具体表现与实质是什么?下文将展开尝试性的梳理。
一、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的公共空间：何以重要?
为塑造不同民族对国家的认同，通过多种途径赋予公共空间以政治社会化价值，成为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的一个重要路径。这一路径何以重要?原因如下：
1.公共空间具有民族文化符号承载性。民族是人类社会多样性的标志之一。在族际交往的过程中，民族心理特质以及民族风俗习惯也会外化到公共空间之中。正如著名学者郭洪纪在其《文化民族主义》一书中所说的，“族群主要建立在共同的名称、神话、价值和风俗习惯之上，以祖先的居住地、历史叙事、民间传说为文化根源。它具有建基在种族、血统、语言、宗教、风俗、乡土一类的文化要素，以及历史传统之上的心理情感和非政治行为。族群作为某种共同体的象征符号，既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和以与之有关的传统，包括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像神庙、仪式、教义等，又有怀旧母题及认同符号系统，像民族英雄、宗教领袖、效忠意识以及草原、森林、山峦、族源地等。”③
按照郭洪纪的说法，这种外化主要体现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景物型公共空间及各类与民族相关的建筑符号，这种外化是文化与社会的产物。
因此，公共空间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民族物质与精神遗产的容纳与延续场域，可以折射出民族文化的本质，同时成为民族认同的重要参照系。公共空间的这一特性导致公共空间的全民性展示不一定会产生全民性的观赏者，观赏者因民族或宗教的不同而给出不同的解读。根据这一现实，公共空间如果要想实现国家统一构设功能，其承载性就需要体现主权边界内诸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升华，塑造国家认同。从这一假设出发，公共空间呈现为主体客体化，在意识形态的语境中或者被创造，或者被毁灭。恢复与特定民族与地方相关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就成为理解公共空间的重要基础。塑造、展示和观看成为公共空间由主体客体化到客体主体化的系列环节。公共空间所蕴涵的历史、价值等文化符号意义逐渐塑造其所需要塑造之特定人群的世界观。文化形塑现实，而非仅仅是模仿现实，公共空间成为认同塑造的场所。更为重要的是，既然公共空间是文化(精神)意义的载体，“谁拥有公共空间”就成为公共空间文化意义的一部分。“公共空间成为‘文化权力的工具’，成为一种‘社会和主体身份赖以形成’的文化实践。”④公共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演绎为权力剧场，伴随其承载的文化意义扮演不同的权力角色，并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产生角色置换。“无论是将其作为话语形式、现实的再现，还是实存的现实审视，中立性质的地理空间转化为文化定义的公共空间，生成并归化居于其中者的身份”⑤。公共空间的保护、创设与演绎成为权力博弈与合法性塑造的工具。遵循这一工具主义线索，具有怀旧意涵的“博物馆与纪念碑成为众所周知的陈述历史的场所”⑥。方尖碑、雕像以及奖章，传递团结、普适与永恒的信息。即使它们是高度政治化与充满争议的，公众也已经被练就观察与思考公共空间历史性与现代性标签的能力。因为公共空间本身就是根据民族符号，结合政治变迁，不断对古代史与当代史进行重新阐释的工具性产物。
因此，在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公共空间因其具有民族文化符号的承载性而成为可资利用的工具性资源。
2.公共空间具有政治社会化功能。由于公共空间是一种可资利用的工具性资源，又是人们参与和互动的重要场所，是体现和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载体之一，因此，在一个国家中，不同时期的民族关系以及不同民族的融洽程度都可以在公共空间中得到展示。也正是基于这一理由，在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公共空间可以成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并具有政治社会化的功能。所谓“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原为社会学中的一个名词，指一个社会经由各种途径引导其幼年成员或成年的新成员进入既有社会结构及秩序的过程。其含义可简述为政治体系经由各种途径，使其成员发展出共同的“认同”(identification)、“政治价值”(political values)和“政治效忠”(political loyalty)的过程⑦。
换而言之，政治社会化是将模式化的核心价值和规范渗化为公民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形成对国家的高度认同，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统一的过程。
现代化观点认为一旦社会经济发展获得成功，必要的政治发展将会自动生成。这一观点认为在国家和民族被建构以前，社会应该已经被现代化。阿尔蒙德(Almond)对此就持乐观观点，认为政治发展的结果是各类来源广泛的群体会日益整合进决策和民族统一构设过程。但这种理论忽视了基于生产系统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关系研究，过于机械，同时他们也完全忽略了意识形态的角色和种族文化感⑧。
这种忽略的直接后果就是所谓合法性危机，人们对政治权威的评价发生分歧，导致政府的结构和行为受阻，甚至崩溃。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不外如下：人们以往形成的文化和心理基础被急剧破坏；传统政治权威在处理现代问题时显得无能为力，权威基础不稳固，甚至受到来自社会的传统力量的挑战；政治竞争失范，缺少制度化的机构加以疏导；消极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化的结果。社会、宗教和文化制度衰微，无法履行自身的功能，以求强化政治权威；早期的社会化经验同后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发生断裂，人们心理与世界发生冲突，人民在诸多选择面前感到困惑，甚至会出现无根的感觉⑨。因此，如果社会成员仅仅将忠诚感维系于传统社会的狭隘团体，对部落或种族等地方共同体的认同胜过对国家整体的认同时，就会形成认同危机，严重时可能酿成分离主义运动⑩。
针对前述合法化危机与认同危机，处于国家统一进程中的多民族国家可以占领公共空间，利用公共空间的隐含叙事功能，进行合法化与认同危机的社会化消弭。这一策略即使在那些没有信仰和忠诚的社会，也是基本的社会化策略之一。由于公共空间和不同民族的生活密切相关，它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传播媒介，成为社会成员和政治体系中的纽带，让来自不同民族的成员在这一隐含政治实践中逐步形成新的文化与心理边界，为处理民族关系和稳定政治统治提供源源不断的软动力。因此，尽管公共空间设计自身不会改变国内政治的进程，但许多后殖民国家还是非常依赖它们，借此表达蕴含独立性与现代性的国家认同。正如安德森所言，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为了被想象，国家必须被表达。
也就是说，多民族国家的公共空间在国家统一构设中具有影响合法性和认同问题的社会化功能。
二、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公共空间政治的特点
为了使多民族国家发挥实体的功能，生活在一起的人们有必要发展对新国家的归属感并塑造共同的身份。这使得国家统一构设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冗长的过程，但是它毕竟是有意识的政策决定和国家形成(state-initiative)的必要元素。因此，为了理解和预测新民族国家将形成什么样的国家，关注国家统一构设者表达目标和实际策略非常重要(11)。
由于公共空间在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的重要性日益彰显，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通过再造与控制公共空间，在自己的主权界限内强化自己的国家身份，创造统一和独特的国家并给予其成员共同命运的意识，使全体国民在文化象征意义上被象征物与历史物质遗迹等连接，从而产生公共空间政治。
这也就意味着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集体认同的景物和地点，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如同民族和民族主义一样，它们在时间和空间里出现或消失，并且发生变化(12)。民族建构者设法再造、定义、澄清和同质化身份的界限。身份被描绘成线性和连续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上述建构过程中，多民族国家都试图将民族国家模式和多元国家模式结合在一起，在公共空间利用他们的族裔象征符号(风俗、地名、英雄、神话、国家肖像等)，为强化国家认同提供纽带。
因此，多民族国家的公共空间政治的主要表现为：
第一，为公共空间重新命名。文本、口号和地名的使用占据公共空间的核心，对认同的建构非常必要(13)。这种对公共空间的重命名代表着变化和“重新发现”早期的身份。虽然缺乏纪念物和仪式的视觉冲击力，重命名的地方和日常环境中的官方历史纪念，还是可以将权力关系和官方授权历史合法化。(14)因此，族称和地名——民族、国家、城市以及城镇的名称——也成为政治纷争的一部分，以便确立某一群体的地位和特权，从而使为事物命名的权力成为公共空间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通过公共建筑强化国家认同。这一公共空间政治意图以多重纪念形式展示对国家历史的视觉表达，试图将国家记忆以国家纪念碑(馆)与公共雕塑等形式在空间和视觉上永恒地固定。这类造型艺术具有象征性，而且由于使用相对永久性的材料，成为官方政治表达的一个理想方式。它们的功能不仅是为了纪念，同时也可以辐射权力、使现任政权合法化。它们的意义在于必须让创造者和观赏者要有足够的社会文本理解其意义。这类造型艺术在物理上占据场所，而且能够发挥引起想象的功能。作为一种沉淀物和定影器：它们可以将事件带入认知的范畴。建筑形式的永久性意在反映政权的不朽，纪念碑、公共雕塑以及其他公共历史场所的设计与选址经常被政治化，成为一种政治符号。这一符号可以被分析出意义系统，同时也可以被看作一个反映现实世界的符号世界。但这也可能会在具有民族与国家认同张力的后殖民国家产生政治风险，引发政治冲突。
因此，在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公共空间已经成为塑造国家认同，建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场域。公共空间政治以其隐含政治价值，成为塑造国家主体性与认同的政治社会化手段之一。
由于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的公共空间与传统、认同以及权力有着密切的关联，又有助于政权的稳定性与统治的合法性，因此，透过公共空间政治的表现以及其期许目标，我们可以解析出公共空间政治的特点。
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的公共空间政治特点以两种不同的路径得以体现：
其一是文化民族主义路径。这一路径主要体现为追溯传统与文化本位。传统是每一个民族的根本，一个民族不可能超越传统存在(15)。
所谓传统，来自于自然与社会秩序的自发生成。“从字面上来看，凡是从各民族文化的过去流传或遗留下来的内容，都可称之为传统。这就是说，民族文化中那些明显是新的或是短暂的内容不能称之为传统。然而，在日常使用中，传统特指风俗、礼仪、信仰、习惯等，这些内容不仅是古老的，而且我们还赋予它们以现代的特殊价值。总的说来，传统是一种宗教或道德价值，但是它也经常具备政治或教育的含义。”(16)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学中的传统主义与上述传统有着显著的区别，其更多地注重自觉意识的培养，而非依赖自发生成。“每个社会都由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授一整套的技能和价值观念。这些技能和价值观念塑造了这个社会的独特个性……当一个传统社会发觉它的许多习俗受到外部模式(如现代高度发达的技术先进社会)的挑战和贬低时，它的成员必须开始决定其中哪些习俗必须保留，而不管他们怎样不利。因为这些习俗塑造了这个社会的独特个性。”(17)这类反应通常是由置身于民族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明确表达出来的。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所说的，“民族意识是由知识分子和学者宣扬起来的……其核心是一种虚构的共同出身、共同的历史结构以及具有同一语法结构的书面语言等。”(18)通过民族传统的复兴，民族意识逐渐复苏。在现实中，只有经过不断的变革和适应过程，传统才能得以维系。传统意味着历史和现在的某种连续性。传统可以被继承，传统也可以被发明。民族主义者往往强调本民族传统的优越性，通过诉诸传统寻找历史合法性。
现实中，“传统”依赖“创造”而再生，而“创造”需要“传统”的启发。这是“历史意识”与“现实意识”的辩证发展图。
这也就意味着，“传统”并非全从过去不间断地传承下来的。传统必须不断地发明、维系和重新发明。尤其在后殖民情境下，传统创造具有迫切性。而其创造之策略则有赖“集体记忆”的引导。因此，民族主义借助“传统”的“集体记忆”，建立一套符合自己实用目标的政治话语。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民族主义中的话语霸权拥有者通过对本民族传统的形式化和仪式化，通过不断重复，强化本民族大众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感性认识与忠诚心理。民族主义对传统的追溯其中就包括前述通过公共空间政治实现对传统的再现，以创造本民族的文化徽章。这些对传统的追溯“在诠释中悄悄地掌握着建构历史、改变现在以控制未来的资源……透过重组历史来界定系统，确定自我与周边的认同关系。”(19)因此，文化民族主义追溯传统并不是对旧有模式的简单继承，而是通过对传统进行有意识地改造，为其民族目标提供一种具有合法性的思想资源。他们日益主张恢复历史文化建构，保持本土价值形态，以便寻找民族内在的原初生机，用来融合传统与现代。“在忠实于本民族与传统的同时，贬低其他民族的民族与传统，并与之斗争。”(20)正如爱德华·W.萨义德所说的，与那种提倡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杂交的自由主义哲学所具有的容忍态度相反，这种“回归”伴随着一种知识与道德上的强烈规范。在一些曾经是殖民地的国家里，这种“回归”造成了各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21)。遵循这一路径，多民族国家的公共空间政治体现出一元独大化倾向。
其二是整合主义路径。这一路径追寻的是多民族文化融合基础上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个近代概念，是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家认同是所有集体认同中最重要的一面。国家具有道德意义上的优先性。国家认同首先要有共同的连接基础。一种是血缘和历史记忆，一种是透过与他人共享某一公共空间或人际关系而形成的一体感。国家对不同的国民来讲，可能是民族国家，也可能是文化国家或政治国家。这三个层面通常会彼此交融，但也可能以某一层面为主要依据。通过对公共空间进行以多民族文化融合基础上的暗示性点缀，公共空间在特定的边界内无声但却强有力地强调归属感和差异性，为个人提供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一部分的感觉，并且成为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的一个重要部分。
因此，多民族国家在公共空间政治方面的整合主义路径实质是试图跨越社会学意义上的异质性和集团分裂，为民族成员感情上的结合提供物质载体，以实现国家统一构设。遵循这一路径，多民族国家的公共空间政治体现出多元融合型倾向。
由上可见，不同国家对于公共空间政治的路径选择是不同的，或者选择文化民族主义路径，或者采纳整合主义路径。一些国家通过控制公共空间来主导政治社会化过程以强制力实现国家统一构设；另外一些国家则是通过保护族群之间的结构和文化差异，依托本国历史，使政治社会化方式更加多样。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对于公共空间政治的路径选择具有很大影响。
三、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公共空间政治的启示
无论多民族国家遵循何种路径，实现国家统一构设都是其最终目标，也是公共空间政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实现国家统一构设，并非朝夕之间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构设需要采取多种路径的综合，以避免造成社会动荡，危及政权稳定。
由于当代社会已呈现多元文化风貌，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的国家必须在“差异性”与“统合性”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与缓解机制。在体制方面，其必须引导“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转型为契约型的“国族”(state nation)建构，并在实践中辅之以“重述历史”与“发明传统”策略。正如俄罗斯学者季什科夫所说的：“各个后继国家新出现的象征符号和已有标志，不应当反映仅对某一群体有意义而疏远其他群体的那种价值观和历史记忆。在多族裔环境中，国家及决策者们的目的，是创造及推广能使族裔多元政策运行的一致的意识形态和象征符号，而不是寻求不费气力的策略，去细分为更小的、显然是自我管理的实体(22)。”
因此，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的公共空间政治设计者通常需要在协调诸方利益的前提下，创造或发明现有的场所。公共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既是一个真正的实体，又是必要的幻象，既是一种经济类型，又是一种文化象征。作为一种观念和现实，公共空间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被生产与再生产。谁能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展示的、重复的体验需要一种本体上可以在这个世界发挥作用的功能。公共空间政治努力在私人领域与社会规则方面控制公众的想象力，通过具有历史意义与时间性的记忆，复制与摹写传统，让遗迹或者纪念物不断以静默的方式重复讲述附着在它们之上的信息，以期塑造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
对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塑造而形成的公共空间政治值得中国在多民族地区的国家统一构设加以借鉴。但是这一借鉴应该是中国化的借鉴。首先是文本、口号和地名的使用应该占据公共空间的核心。中国民族地区公共空间重命名应该以淡化民族意识、强化公民意识为准则，因此，重命名可以将历史和现实中的爱国人物和事迹、民族团结的典范、历史治理的标志作为重命名的核心，以使现行权力关系和国家治理合法化。因为每个共同体都拥有共同独特记忆，而且常能维系相当长久的时间。但根据研究，许多“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并不完全是过去事实的复原，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况下，人们对过去“社会记忆”的选择、重组与重建。许多“过去”其实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构的。所以，群体记忆可以被引导。历史记忆并非固定、封闭的，而是随着政治、社会、文化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个体的记忆往往置身于一种社会框架之中。个体往往通过将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人们是受到现在的信念、兴趣以及想法的影响，才形塑对于过去历史的不同观点，历史是因为现在才被认识的，也才具有价值。而人们对历史意象的改变，反映的是社会结构的变迁，所以我们必须创设新的传统。
其次是通过纪念碑和公共雕塑强化国家认同。纪念碑和公共雕塑可以将对过去的纪念和对未来的展望在空间和视觉上加以永恒的固定。纪念碑和公共雕塑可以将官方的政治文化进行隐性的表达，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公众对国家的认同。因此，纪念碑和公共雕塑需要进行精心的抽象艺术设计。中国的民族地区在国家统一构设中，可以按照代表国家行使主权的历史标志性时间与事件、体现文化融合、民族和谐、保卫国家统一的历史标志性人物以及与民族地区有关的中国古代神话四大类对纪念碑和公共雕塑进行不同形式的艺术设计，并通过固定的仪式强化上述设计的国家统一构设价值。
这种公共空间政治的最大特点是突破传统的灌输式政治社会化手段，增加一个全新的政治社会化场域，发挥公共空间“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功能，潜移默化地塑造各个民族的公民意识。正如卢梭所说的，要把每个个体变成整体中的一部分，关键在于“改变人们的思想以便加强他们的力量”(23)。
总之，在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中，“符号”以及由符号建构而成的公共空间政治，已经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谁要能掌握符号的解释权，谁就能在公共空间政治获得主导权。（限于篇幅，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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