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图尔著，刘鹏等译
自《我们从未现代过》，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在勾画出了现代制度以及它长久以来都不可战胜的原因之后，在表明了为什么拟客体的出现已经将批判性的革命颠覆并使得我们不得不将非现代维度与现代维度视为一体之后，在重新确立了集体之间的对称性并进而在测度它们之间规模差异的同时提出了相对主义的问题之后，现在我们将讨论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即非现代世界（在我看来我们正在进入这一世界而从未真正离开过）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我将得出本书的结论。
现代化，尽管它通过暴力和流血几乎摧毁了所有的文化和自然，但它还是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最终现代化使得人们能够在外在的自然定律与社会制度之间确立起区别。征服者将这一分界应用到了世界各处，而杂合体则既没有被归属于自然也没有被归属于社会。分界的过程，借助了在科学技术、管理、经济和宗教领域中存在着内在的、持续性的激进革命这一观点——这完全就是一项推土机似的工作，在其身后，过去永远消失了，而在其面前，至少，未来被打开。过去，仅仅是野蛮人的一群乌合之众；将来，则是一个文明化的别样世界。毫无疑问，现代人完全承认他们也将客体与社会、宇宙论与社会学杂合在一起。但是，这是在过去，在他们仍然停留在前现代阶段的时候。通过那些不断发生的可怕的革命，他们已经将自己与过去的联系完全切断。既然其他的文化仍然将理性的限制与社会的需求混合在一起，因此他们需要现代人的帮助，从而能够通过切断过去进而走出这种混淆的泥淖。不过，现代化者也很清楚，即便是在他们所处的那个中央位置的孤岛上，野蛮主义仍然存留下来，其中，技术的有效性和社会的武断性彻底地交织在一起。但是很久之前，他们就完成现代化了，他们将横扫他们的孤岛，我们所有人都将居住在同样的地球之上；我们都是同等程度的现代人，经济理性、科学真理、技术的有效性已经永久性地摆脱了社会利益的桎梏，而我们每个人都同等地具有从此中获益的能力。
某些现代化者会继续唠叨不停，似乎这样一种命运是可行的，也是可取的。然而若将之表述出来，却只能看到这一主张的自相矛盾之处。现代制度通过否定杂合体的存在从而使其增殖。正是借助了这样一种制度，现代化者自己才能担负起杂合体增殖的责任。既然这样，那么，我们最后又是如何将科学和社会纯化的呢？长久以来，现代人的不断增加掩盖了这一矛盾。在国家、科学、技术领域的永久革命通过将杂合体吞并入自然或者社会之中，从而最终将之吸收、纯化、文明化。但是我们最初指出的两个失败，即左翼的社会主义和右翼的自然主义，已经暴露出了纯化的不合理性，也使得矛盾更加清晰。革命无法再为我们的飞行提供永久向前的动力。杂合体多之又多，没有人知道如何才能将之纳入现代性那陈旧的许诺之地。这进而导致了后现代人的急刹车。
现代化对于前现代人而言意味着残忍与野蛮，但是后现代化又意味着什么呢？帝国主义的暴力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来，而现在征服者的突然衰弱却更加糟糕；因为过去，它总是切断自己与过去之间的联系，现在，它却切断了自己与将来的联系。多可怜的人啊，在承受了现代之现实的一巴掌之后，今天，我们又不得不屈服于后现代的超现实。万物都无价值，万物都是一个映像、一种错觉、一种流动的符号；他们又在唠叨，恰恰是这种脆弱能够将我们从技术科学和理性的入侵中摆脱出来。为了终止这种伤害和侮辱，难道真的就值得去摧毁一切？后现代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个空空如也的世界，是一个被他们自己也仅仅是被他们自己所抽空的世界，因为他们事实上还是走了现代人的老路。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一个矛盾性符号，但是它却无法解决这一矛盾，因为它同样分享了现代制度的上半部分——科学和技术是超人类的，但是它却抛弃了现代制度之所以强大与伟大的原因——拟客体的增殖和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传义者的增殖，当然后者是以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绝对分界为基础的。
然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并不是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必须对称性地思考一下纯化的工作和转义的工作。即便是在西方统治的最糟糕的时刻，要在自然定律与社会制度之间一劳永逸地划定一条界线，这也从未真正发生过。真实的情况往往是，通过将某种类型的非人类与某种类型的人类混合起来、通过在一个规模不断扩展的层面上将波义耳式的客体与霍布斯式的主体（更遑论那被搁置的上帝了）混合起来，从而建构出集体。长网络的发明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但这并不足以将我们与其他人彻底分离开来或者将我们与过去的联系彻底切断。现代化者并不一定非要继续他们的革命性任务，因为现代化从未真正发生过，更何况这种继续非常困难，它要求现代化者不断地积蓄力量、并且无视后现代人的窘迫境地，咬一咬牙，继续信奉其双重承诺（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今天，另外一种更加深入也更加不同的工作在规模不断扩展的层面上发生并且继续发生下去，而现代性仅仅是对于它的一种官方表述而已。我们不必与现代性进行斗争——以反现代人的战斗方式或者后现代人的令人失望的方式——因为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现代制度的上半部分，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其活力的根源，那么我们所做的仅仅是将之强化。
然而这样一种解救方案会不会对这一不可能的现代化进行某些纠正呢？正如我一直所说，如果现代制度允许杂合体的增殖（因为它拒绝将之概念化），那么只有当它否定其存在的时候，它才能保持其有效性。现在如果这两部分——官方的纯化工作和非官方的转义工作——之间的尖锐矛盾变得清晰无疑，那么，现代制度是不是就不再有效了呢？现代化是不是就不可能了？我们是否就要变成或者变回前现代人呢？我们是不是就必须要皈依反现代？由于缺乏选择的自由，我们是不是不得不继续当现代人呢？尽管在后现代的黄昏中，我们已不再信任它。
暴风骤雨
Will-to-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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