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助力国家发展的一种经验探讨 —— 基于巴西巴哈伊教的个案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陶染春与美国纽约全球繁荣研究所凯瑟琳·赫尼曼在《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4期发表文章《宗教助力国家发展的一种经验探讨——基于巴西巴哈伊教的个案研究》，主要阐述了巴西的巴哈伊宗教组织数年来对其国家的公共政策领域逐步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主要涉及人权、教育、妇女和人口多样性等方面。全文分为三大部分，首先是以时间顺序回溯了巴哈伊教逐步参与国家公共政策领域的过程；第二，是对其介入方法和路径特点的深入分析；最后，尝试将巴哈伊组织助力国家发展的经验提炼为一种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可以加以学习和借鉴的模式。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巴哈伊教参与国家事务的策略和路径特点分析

基于上文，很显然巴哈伊组织已经与巴西政府之间在诸多领域达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并且在民间社会享有较高的声誉。作为一个宗教组织，他们如何逐步涉入国家公共事务？分析其所采用的策略和工作方法就显得十分重要和有价值。比如，巴哈伊组织如何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如何识别潜在的合作者并与他们达成合作关系，巴哈伊组织外事部门的规则例程是怎样的，以及他们的组织体系如何纳入整体的社会环境并进行协调工作等等。

（一）外交策略的形成——变成“公知”

在上文中，笔者已经说明巴哈伊与巴西联邦政府建立合作关系始于双方共同处理伊朗宗教难民问题。但如果巴哈伊组织把努力的方向只聚焦于解决移民问题，他们很可能一直停留在一个立场上，即仅限于呼吁巴西政府保护这个宗教团体的利益。事实上，他们很快抓住了世界正义院希冀向各国政府传递“和平宣言”的机会，由于这份“和平宣言”的内容涉及诸多对社会问题的阐述，不得不引起国家领导人的注意并迅速把巴哈伊组织推动到一个更高的政治平台，参与政府互动。之后，他们与联邦政府各个部门的部长会面，并与600名国会议员组织会谈，这一系列社交活动都促使巴哈伊组织在巴西成为公知。

另一个策略可以被称之为“对重要事件的高度参与”。早期的巴哈伊组织拥有一个公共邮箱接受各种社会活动的邀请函并尽可能参与到每一次活动中，并向活动方和其他与会者推介自己，以此保持公知度。之后，机构组织了一部分人专门每天在线关注各种社会新闻，查阅政府和许多社会NGO组织的官方网站，寻找自己可以参加会议的契机。在参与这些社会活动中，巴哈伊组织可以向别人或者别的组织介绍自己的信仰，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往往表达出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兴趣和见解，并表达出“希望助一臂之力”的意愿。

（二）识别潜在的合作者并与其建立联系

巴西的巴哈伊组织早期会关注国会议员，并根据他们的演讲内容识别潜在的合作者。首先，他们在网络上建立一份丰富的“演讲档案”，之后会重点浏览每一份演讲的总结部分，如果发现感兴趣的就会通过链接阅览完整的演讲文稿。如果这些演讲者发表了一些令巴哈伊组织感兴趣的内容或者演讲本身关注到巴哈伊宗教，他们都会尝试与这些演讲者达成一次会谈并把组织重要的内部材料带给他们分享。

一旦确认潜在的合作者，巴哈伊组织可能采取几种不同的方式与他们取得联系。比如，在参加一个会议之前，他们会打印出一份详细的发言者和其他与会者名单，之后通过内部讨论确定这次会议可以认识哪些人并推介组织。甚至在一些重要的大型会议或者研讨会上，他们开始有意图的突显自己，让对方认识自己和巴哈伊组织。此外，巴哈伊机构拥有一个专门的外事办公室。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办公室会讨论潜在的合作者以及直接安排会议。有的时候需要联系一些熟悉的议员们并通过他们安排会面，有的时候外事办公室会主动找到相关部门，出示证件、阐明来意，直接获得会见。

（三）组织机构的日常工作安排

巴哈伊组织成立专门的外事办公室用于负责机构的正常运行和处理各种日常事务。这其中包括，持续追踪网络上的各种社会新闻、国会活动、国会演讲、各个政府部门和NGO组织的官方网站，以及可以获得政府公开信息甚至是内部信息的各种新闻源。在此基础之上，办公室成员会定期进行分析和讨论。

外事办公室多年来一直坚持向政府部门和NGO组织学习机构运作的经验，并且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每周惯例行程安排。周一主要是集结本周大事记并制定计划和本周机构行程。在周二、周三或者周四中选择至少一天前往国会，因为只有这三天议员们会呆在巴西利亚，其余时间他们会飞赴各自的选区。巴哈伊组织在国会的工作主要集中于观察他们的日常，走访一些部门办公室，以及邀请部分人员参与到巴哈伊组织正在进行的活动中。周五通常是安排与各种NGO组织举行会谈。这种日常安排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他们数年经验和智慧的积累，以保证工作的高效运转。

（四）洞察不同体系的运转规律

  巴哈伊组织的许多策略可以从侧面显示出他们对于巴西社会不同组织机构运行规律的深刻洞见。比如，他们洞察到巴西政府体系内部的运转模式并且意识到哪些日期最适合走访国会，以及哪些时间最适合与其他社会组织举行会谈，同时准确的寻找到在某一特殊问题领域他们应该合作的对象以及如何与他们建立联系。比如，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的国会议员中，关注人权和伊朗问题的占绝大多数，这显然是巴哈伊组织合理运用了自己的身份特点和宗教特点而达成的结果。在其他一些领域，巴哈伊组织则会带着倡议，直接去相关行政部门进行洽谈。这种做法的原因在于，如今巴西国会的政治决策能力正在不断下降，议会拥有17个政党的代表而且他们很难就某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这些都造成了议会的效率十分低下。因此，政府拥有国家行政部门制定的备用性法律，每个月总统都会发布十到十五条法律，而议会的唯一工作就是“认可”总统的意愿，所以大多数时候他们的行动与行政部门是高度一致的。也因此，一些来自民间组织的倡议首先获得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并形成一个临时法案，其次这些组织再与议会沟通并让他们与行政部门站在一起，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巴哈伊组织正是洞悉了国家行政部门与议会之间的这种协调运作规律，才会高效的运用不同的策略达成目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组织通过不断的涉入各种社会公共事务，扩大影响力，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深入了解政府运作的各个层面，也因此在这一系统内部可以更加高效的活动。

（五）个人特征和重要的素养

巴哈伊组织十分看重工作中个体的特征和素养这一细节。他们认为组织所需要的成员应该在想法上能够达成一致，但在行动上应该具有独立性，有必要的进取心和冷静的特质以及乐于助人，同时有很强的凝聚力。他们应该拥有控制应变的能力，可以审时度势的交流，并且可以耐心的听取别人的建议。此外，组织成员应该学会两套“话语”体系，即巴哈伊内部的宗教语言体系以及政府语言体系，这两者之间需要进行合适的“对译”，以便与政府能够更好的沟通协作。巴哈伊组织专门编写了一份工作手册，里面对个体素养有很详细的建议。比如早到；保持友好；不要固执己见；避免主导谈话；在分享观点的时候尽量简明扼要；对谈话中个体的信号要持有敏感性；承认别人的贡献和观点；诚实、正直、绝不虚构或者歪曲信息；不要期待立竿见影的效果等等。他们认为这些细节就如同一个个跬步，如果不加以重视，则无以至千里。这些特质也得到广泛认可，一些与其打过交道的官员高度赞赏这些品质，并承认在合作中政府也在向他们学习，越来越多的官方机构和政府官员开始无条件信任他们、与他们合作甚至于依赖他们的决策能力。

同时，他们强调自身能够与不同的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学会如何倾听和向别人学习，这种开放性的态度可以让组织获得更多的成长。许多NGO组织在参与会谈的时候带着自己固有的思维套路和视野，但是巴哈伊组织却可以跳出固有模式，在会议上往往迸发出出乎意料的想法，也收获了更多的尊重和欣赏。

（六）在积极性和建设性的方法中寻求平衡

从总体上分析，巴哈伊组织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去引导日常工作，避免对某个问题进行过度的批判。他们时常在解决问题时引入巴哈伊的独特宗教观点，建设性的找到突破方式。比如在讨论种族和性别问题中，他们不会带有批判性色彩的谈到“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等社会问题，但会从另一个积极的角度切入，提倡孩子从小开始培养一种意识，即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拥有同样的本质，让孩子们从“根源”上不会带着有色眼镜成长。同时，巴哈伊组织在评估中始终可以保持公正、诚实和谦虚的态度。在对政府行为的评估中，他们会以自己的立场公正而深刻的批判他们认为不对的地方，也会称赞他们认为正确的方面，并给予政府一种非常政治性的评价而不带有自身的宗教色彩。他们会很深入思考国家的未来，给予政府中肯的建议，但不会成为极端激进分子。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之处在于，巴哈伊往往做到了“礼貌性”的批判，他们的演讲中不会出现尖酸刻薄的语言，从来不会引起冲突不和的场面，这也是他们独特而珍贵的素养之一。

（七）维护多样性，拒绝同质化

巴哈伊很乐意与持有不同观点、关注不同领域的群体或者组织互动交流。他们不是一群宗派主义者，反而持有很开放的态度，乐于与每个人交流并且不惧谈论带有争议性的话题。巴西全国人权论坛里曾经有一个颇具霸权性质的全国人权运动组织（National Human Rights Movement），这个组织与天主教会有关联，因此尝试阻碍讨论一些可能会攻击到天主教教义的话题，比如堕胎、性取向等。这个组织在面对多样性时固步自封，并遭受很多指责。但巴哈伊开放而谦逊的态度迅速把自己融入进各种讨论之中。正是这种维护多样性的态度让巴哈伊受到越来越多的赞赏与尊重，广泛开拓研究领域，并因此收获更大的进步空间。

二、结语

（一）宗教组织与社会组织并存的形式

巴西是一个天主教大国，巴哈伊信仰在国内属于绝对的小众，然而却可以获得国家层面的关注。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个宗教团体可以灵活的实现角色转变，不在两者之间刻意的制造壁垒，以合适的社会角色与政府机构合作。最为关键的是面对不同信仰的人，他们始终是持有尊重和包容多样性的态度。一些宗教团体在面对其他社会组织的时候，总会积极劝宣扬自己的信仰，这其实造成了很多困扰。巴哈伊与不同的合作对象采用不同的策略和身份，使用两套“话语体系”而且可以做到“对译”，都使得他们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专门成立一个外事办公室负责“外交”工作，识别潜在合作者、建立“外交档案”等，也是一个高效的方法。

（二）构建两套话语体系

对应于宗教组织和社会组织两个身份，组织成员应该构建两套“话语”体系，即宗教语言体系以及政府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语言体系，这两者之间需要进行合适的“对译”，以便与对方能够更好的沟通协作。而且宗教语言不应该过多的用于协作中，因为这样很容易让自己被打上“宗教组织”的标签，可能失去更多的合作机会。一个比较巧妙的解决方法是，宗教理念可以成为谈话中的“调味剂”，在一套基于对方的话语体系里加入一点宗教思想和宗教术语会让对方觉得整个对话很有趣也不乏意识高度，而且情感上更易于接受。

（三）培养学术能力与关注教育

巴哈伊的成员大多数是“知识精英”，学识丰富、学科背景多元化，“终身学习、跨领域学习”又是巴哈伊所大力提倡的宗教行为之一。所以他们普遍学术能力很强，分析问题条例清晰、目标明确又有一定的深度。上文也反复提及他们主导开展各种论坛和项目，甚至可以打破巴西学术界的一些壁垒，成为政府在某些领域的“智库”。而且他们基于自身的宗教和教义特征，尤其关注人权教育、多元性教育等方面。巴西是一个有着长达数百年殖民史的国家，这些涉及“族群”、“性别”、“多样性”的内容往往是当今白人政府或者主流社会不擅长的“短板区”，所以根深蒂固的宗教信念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让巴哈伊组织在这些教育领域表现的游刃有余。此外，宗教组织关注于个体的价值观、尊严和自主意识的培养，帮助构建个体的道德维度也是值得学习的地方。

（四）内外兼修：注重细节的培养和整体的视野

巴西的政府官员普遍认为规模较小的社会组织缺乏一种全面的视野，很难有全球化和批判性的思维高度，因此开始与当局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就会缺少一些深度和宽度，显得“漏洞百出”，也很难从政府那里获得合作的机会。然而巴哈伊强调有独立的视野和预测能力，不轻易接受他人限定的情境、目标和方法。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他们的视野很开阔，分析问题具有明确性、深刻性和创新性。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关注任何可能存在的关联，不会就事论事的集中于研究一个狭窄的问题或者割裂片段式的看待问题。比如他们可以把独立的社会机构、研讨会和各种场合与空间整合在一起，把理念转换成实际的执行程序。深刻的洞察力也让他们可以剖析不同组织和政府机构的运作规律。这种整体的统筹观和见解能力使得他们跨越传统而刻板的社会分类，把不同的社会组织“链接”起来，共同协作，促进某个领域的发展。这些细节特征也让政府认为他们的能力是超群的并利于合作的。

（五）“自下而上”的工作路径

巴哈伊推崇“自下而上”的工作路径，强调一种权力的下放和底层社区能力的培养。这是源于他们通过数年的实践，深知变化总是从地方开始。社会组织的责任就是能够与政府分享有效率的策略。组织应当具备独特的方法和丰富的实践内容，足够让政府能够从中学习到一些新的东西并认为有必要将它们转化为公共政策加以普及。因此，从本质上来说，高品质的社会组织才能够为政府提供高价值的理念或者实践。同时，必须能够证明他们的方法适用于大多数的人。项目涉及的人数或者说数量规模都是政府考量能否转成公共政策的关键因素。即是组织要系统化实践自己的理念和项目，而且要把它们提炼为一种普遍的经验以适用于不同的背景和环境。这对很多组织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因为这意味着自己的实践行动不能只停留在“试点”阶段，它必须可以在更为宏观的规模上被加以复制。然而事实上，大多数社会组织很少考虑系统化自己的工作以及通过分析让工作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具有更为概括性和归纳性的内涵。这实际上是一种把实践转换为“应用科学”的过程，是一种系统化、组织化和评估诊断的“文化过程”。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宗教助力国家发展既是一个“社会过程”也是一个“文化过程”。它涉及到一个宗教如何适应不同时期的文化氛围和政治背景，如何应对各种政策变动，如何能够利用自身特点找到合适的生存发展模式和助力空间。在这些背景之下，新生宗教和外来宗教可能具有更为丰富的经验和智慧，他们往往更明白如何在“新的土壤”里谦虚谨慎、审时度势的生存下去。在不同的社会体制下，这种生存意识又可以激发出各种新的发展思路和途径，但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结合自身的特点与优势，真正做到促进一个社会某些领域的发展或者可以解决社会实际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政府机构关注宗教组织的关键原因和动力之一。

（全文请参见《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