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性宗教与国家治理问题探究

西南民族大学蔡华教授在《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4期发表文章《原生性宗教与国家治理问题探究》，文章在治理视角下，提出民族的原生性宗教首先是由于理解与定位的问题带来了治理实践中的难题与困境，从而带来了民族的原生性宗教是否应该治理？该如何治理？怎样的活动才在法律与政策的范围之内等种种问题。通过问题反思与分析提出对原生性宗教的价值做出多维的分析，给原生性宗教更广阔的空间，使其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为社会服务。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原生性宗教，学者们进行过诸多的关注和研究。比如金泽将原生性宗教与原始宗教、创生性宗教、民间信仰进行对比，以概括它的基本内涵。王建新则将原生性宗教定位为我国民族宗教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强调它是在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中形成的、与本土性社会文化浑然一体的宗教系统，它与形成于异文化环境、而在文化传播和涵化过程中融入本土文化的次生性宗教系统相互融合，而塑造一个族群的宗教文化类型。综合学者们的成果，结合本文的主题，我们可这样理解中国的原生性宗教：原生性宗教指产生于民族群体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中，与该民族群体伴生共长的、植根于民族群体传统社会、文化和习俗中的宗教形态，它通常以“祖先崇拜、自然崇拜、鬼神信仰、巫傩祭仪”为主要内容，具有原初性、弥漫性等种种特性。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如彝族的毕摩宗教、纳西族的东巴教、羌族的释比、苗族的“巴岱雄”、花腰傣的“亨—批”信仰体系、景颇族的“董萨”等等，都属于原生性宗教范畴。

国家治理作为由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相互耦合而形成的一种整体性的制度结构模式。由不同的制度安排、组织形态和治理机制构成的制度系统，共同维系着一个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并在此基础上协调资源配置，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它是国家公共权力控制和引导政治、社会活动的运作行为，强调的是“国家”在其中发挥的重要的自主性作用，也考虑到了治理理念所强调的社会诉求，而强调与（社会）其他要素之间的互惠与共生状态。在宗教越来越深刻地参与到民族群体的社会生活，越来越频繁地进入民族地区公共事务当中，发挥它特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时候，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它在参与国家与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

 

二、对原生性宗教治理的思考

 

国家治理是一个制度系统，囊括了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各个领域，它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技术三大要素。以民族传统、文化习俗乃至生活方式的形态存在于民族群体中的原生性宗教，与世界性宗教所不同的是它带有深厚的民族特性，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深刻的根源，它的信仰群体，即是民族群体本身。长期以来，原生性宗教都依附于产生它的社会组织结构，自然形成了一整套生存、延续和发展、传承的既定模式。因此，原生性宗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属于“自理”的范畴。与世界性宗教不同的是国家的在场与参与、主导的因素并不多。但是，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迷信”之污名化和政策上的限制，还是各种“文化展演、招商引资”的举措，都实实在在地对原生性宗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从国家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区的、宗教本身的自理，在这样一个层级系统中，政府如何把握治理中的“度”？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在原生性宗教治理体系中应该处于何种位置？对原生性宗教的那些方面进行治理？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三、结语

 

如何治理、如何更好地治理宗教问题是我们思考与探索的主旨和中心。原生性宗教与国家治理议题，涉及到作为中国宗教多样性的重要组成——原生性宗教的定位、特点以及它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应该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总之，宗教的治理，需要以国家为主导的顶层设计，科学决策，以实现多元主体的价值追求，需要有针对性地兼顾宗教的特性，为宗教的正常发展提供必要的空间。宗教治理的主旨体现在原生性宗教的治理中，就是要将民族的身份、认同、情感、社会等“民族特性”纳入到宗教治理的考察与研究中，就是要努力使原生性宗教持续地发挥其正面的能量，以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成为构建社会稳定的积极力量，在治理领域发挥重要的功能与作用。

（全文参见《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