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cient Tribes in Yunnan as
Represented on Bronzes
Uneartherd at Shizhaishan in Jinning County
【作者简介】 汪宁生，中国著名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家，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创建者之一，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这一点在晋宁石寨山战国西汉时期墓葬群出土的青铜器人物图象中，有充分的反映。
石寨山青铜器上有近三百个人物图象，服饰各有不同，显示其民族成份非常复杂。其中大多数应是滇池地区的居民，少数纳贡者和辗转掠卖来的奴隶，则可能来自距滇池较远的地方。可以认为，青铜器上人物形象不仅有当时滇池地区各族，而且包括云南其他地区民族在内。我们若能把这些人物形象的族属考订清楚，对于研究云南古代民族史，自有其重要的意义。云南民族史上一些疑难问题，可以从这里得到有益的启发。
冯汉骥先生著有《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一文（以下简称《试探》），对此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不少好的见解，使我们获益颇多。然我们经过长期观察这些人物形象也逐渐形成一些自己的看法。
冯先生把所有人物形象分为滇族和滇族统属下的七种民族，并认为纳贡场面中的纳贡者象征七种被统治民族的男性，纺织场面的女奴象征七种被统治民族的女性。这种说法似有可以商榷之处。首先，纳贡者七组之中至少有两组（A组、B组）的随从与其主人的服饰差异很大，两者并非同族；故这七组以其民族成份言之，已不止七种。这是男子的情况。再从妇女情况来看，纺织场面中女奴之中有些发式、服饰大同小异（如Ⅱ、Ⅲ、Ⅳ、Ⅵ、诸式），很难把他们分割为不同民族。因为在同一民族之中，由于年龄差异及身份不同，服饰会略有差异的。把女性划分为七族，似乎是为了和男性七组相对应的人为划分，并无客观之标准。至于把男性七组和女性七式一一比附起来，更难令人信服。
我们认为，考订青铜器图象中人物形象的族属问题，应将图象出现的所有人物，依据其发式、服装，和其他特征进行统一的分类。先分为若干组，再根据各组之间共同的文化特征归纳为几大类。分类之后，还要和文献记载相对勘，看某组某类可能相当于古代某族或某一族群。若有可能,也可和今天民族相比较，指出与今天那些民族有关。
根据以上的肤浅认识，我们试对青铜器图象中近三百个人物形象作一番“民族分类”和“民族识别”工作。结果发现，这近三百个人物形象中主要分为四类十组。其中有些组只有一种性别，即只见男性或女性。我们觉得这是合乎情理的。青铜器上图象都是为了表现贵族的富裕、权威和勇敢，或是某件具体事实的记录，而不是特意表现当时的民族情况，因此，不能认为这些人物形象已包括当时所有的族。假如认为当时“滇王”统治下各种民族都被有意识地铸塑在青铜器上，而且男女无缺，这倒是难于令人置信的。
现将各组人物基本特征及其在各种场面中的活动情况介绍于下。由于铜器锈蚀，有些人物形象服饰不明，下面介绍的均以较清晰者为限。
一、椎髻者
第一组
青铜器图象人物形象中有一种人数最多，在各种场面均占主导地位，很明显是滇池地区的主体民族。此族服饰的特点是不分男女，均穿对襟无领的外衣，长仅及膝，其区别是男子外衣上束腰带，中有圆形带扣，而妇女则无之。又有些男子（多属于奴隶阶级）衣后拖一后幅，或另有披巾，拖曳于后。若遇战争，男子戴盔披甲；若举行某种仪式，则插羽毛。至于贵族男子，有时还著华丽之披风。男女均佩戴耳环、手镯等装饰品。男女发式亦大同小异，均将发叠成一髻，髻根束带，然后在髻中间再自上而下以带束之；但妇女之髻垂于脑后，男子之髻位于头顶，并常将束髻之带两端飘扬于后，以为美观（图一）。
这个族在各种场面均有出现，所在皆是，毋庸列举。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汉和西汉以前,滇池地区分布的主要居民称为“滇”人，此族即是“滇”人的形象，自无疑问。墓葬中有“滇王之印”的发现，就是很好的证明。又青铜器图象中一再表现此族经营农业的场面,青铜农具也有出土，这和《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滇”人过着“耕田有邑聚”的生活，亦相符合。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滇”人发式问题。《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滇”人发式是“魋结(髻)”（《汉书·西南夷传》作“椎结”），而人们却将青铜器图象所见“滇”人发式称为“银锭髻”、“垂髻”或“束发”，不敢承认这就是“椎髻”。这就出现了矛盾。其实“椎髻”正指这种发式而言。《史记·陆贾列传》司马贞《索隐》说椎髻是“为髻一撮似稚而结之”。《汉书·西南夷传》颜师古《注》说推髻是“如稚之形”；同书《陆贾传》颜师古《注》说推髻是“其形如推”。按椎就是今天的锤。《一切经音义》引《仓颉篇》云:“椎，用打物者也。”《说文》木部云:“椎，所以击也。”今观青铜器图象上这种发式正略具锤形（图一）。时人常把“椎髻”释为尖锥形,是不符合原意的。《旧唐书·南蛮传》:“东谢蛮，……男女椎髻，以排束之，后垂向下。”《新唐书·南蛮传》亦云:“东谢蛮……俗椎髻，韬以绛，垂于后”。《通典》卷一八七云：南平僚“其人美发为椎髻”，《新唐书·南蛮传》则作“美发髻，垂于后。”由此可见，尽管“椎髻”一词在有些记载中已成为典故，常用以泛指少数民族各种发式，而原来却是有特定内容的。它的特点就是“以绯束之”和“垂于后”。这二点也正是青铜器图象中“滇”人（特别是妇女）发式的特点。由于石寨山青铜器的发现，使我们第一次见到“椎髻”的具体形象,与文献记载可以相互印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混乱，似应迁将这种发式称为“椎髻”为妥。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以“椎髻”为特征的民族，除包括“滇”人在内的“靡莫之属”外，还有分布在贵州中部和西部的夜郎及其近亲部落和分布在四川西昌地区的邛都及其近亲部落。此外，长沙陈家大山战国墓出土过一幅帛画，绘一夔一凤在空中交战方酣,地下立一妇女合掌祈祷，此女发式与“滇”人妇女发式相同（图二）。在楚文物中,这种发式仅一见，还不能说它也是楚人固有装束，但由此可见楚地有“椎髻”民族的存在或在文化上曾受其影响。又《史记·陆贾列传》说赵佗“魋结，箕踞以见陆生。”1956年广州出土鎏金女铜俑，其发式亦与“滇”人妇女同；可见古代“椎发”这种发式在南方普遍流行。
第二组
这组男子亦梳“椎髻”于顶，但髻根甚大如盘，或更插羽毛为饰。妇女则将“椎髻”打散，发披于背，而以带束约之。男女衣服均与第一组同，所戴耳环，重重叠叠，且向两旁突出（图三）。
这种人见于下列场合:
（1）铜鼓上跪坐执伞之男俑（如M13:227）
（2）杖头女俑（如M14:9）
（3）舞蹈男俑四人（M17:23）
（4）杀人祭祀场面（M12:26）中参与仪式或操杂役之个别男子和妇女
这组男女服饰与第一组（“滇”人）非常接近，《试探》曾把他们列入“滇”人之中。最近江川李家山发现青铜器上的男女服饰图象（图四）与此组相同，因此，我们决定另划为一组。这一组的分布中心大概是在抚仙湖地区，而这一地区当时应在“滇”王统辖之下。在各组之中，这一组和“滇”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第三组
这组只见男子的形象。其服饰的特点是:“椎髻”甚高，根部成圆筒状，有时插羽毛；服装与第一、二组略同，其后亦有“尾饰”（图五）。他们出现于下列场合:
（1）纳贡场面（M13:2）中背负猪腿来献之为首者（《试探》列为C组）
（2）八人猎虎铜饰物（M17:14）中狩猎者
（3）残戈銎上中间骑马者
（4）铜剑（M6:21）之与野兽搏斗者
第四组
这组只见男子的形象。其服饰特点是头髻缠帕，从外形观之，其髻亦是“椎髻”。头帕之一端往往竖于头前以为装饰。服装与“滇”人略异，惟外衣束带，带上亦有圆扣，有的更着披巾，拖曳于后作为“尾饰”（图六）。这种人见于下列场合:
（1）纳贡场面中抬物来献《试探》列为B组)之为首者
（2）供奉人头房屋模型（M13:239）中在右屋靠墙而坐饮酒者
（3）杀人祭祀场面（M12:26）坐于房屋上层参与议事者
第五组
这组只见男子的形象。其发式特点是髻梳于顶呈圆形，一般只在髻根束带，中间不再自上而下束带，故髻不成银锭状而成圆形；有的横束一带使髻成双层;有的髻外缠帕。这种发式从表面看似与上述各种“椎髻”不同，但细加观察就会发现，它和典型“椎髻”的区别仅在中间是否自上而下再束一带而已，它仍是“椎髻”一种形式。从服装来看，更与其他“椎髻”者相同，如腰束有圆扣之带，著披巾和“尾饰”等等。他们的服装，有时甚至和“滇”人很难分开（图七）。这组人物见于下列场合:
（1）执伞之铜俑（如M6:121）)
（2）纳贡场面中抬物来献者（《试探》列为B组）)
（3）纳贡场面中捧物来献者（即《试探》中之F组）
（4）铜饰牌（M13:162）之骑士
第六组
这组仅见男子的形象。其服饰特点是头梳类似第五组之圆形“椎髻”，在髻外另戴草辫纹发箍数道，当顶戴一圭形饰物而另有竖带（?）固定之。有人（似为上层人物）头插羽毛，飘扬于后。身穿长仅及膝之外衣,略同“滇”人（图八）。这种人见于下列场合:
（1） 纳贡场面之牵马和牛来献者（《试探》列为G组）
（2）残戈銎上的最前骑马者和步行者
（3）铜饰牌（M12:155）之骑士
（4）杀人祭祀场面（M1贮贝器）中对女奴隶主作迎谒之状者
从第三组到第六组，只见男子形象。也许其妇女服饰与“滇”人（第一组）相同，混在一起而无法区别。例如，在纺织场面中有的纺织女奴以及在女奴隶主周围捧巾侍奉的女奴就著“滇”人服饰。她们可能是“滇”人内部沦为奴隶者，也有可能是从这些民族中被俘虏或掠卖来的奴隶。其详情需待新材料之发现，才可确知。
上面介绍了六组椎髻民族，其中第一组就是“滇”人，其他各组究竟相当于文献记载的那些族呢？如前所述，古代“椎髻”民族种类甚多，分布甚广，然就青铜器图象所见，这几组人物经常出现于各种仪式之中，他们的形象经常地被铸在装饰品之上。故其分布应离滇池不远，他们属于“靡莫之属”中诸部落的可能性较大。《史记·西南夷列传》云:“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劳浸”、“靡莫”在滇东北，大约在今东川，嵩明、寻甸一带。滇池附近地区，也有其他“靡莫之属”的分布，并且另有名称。
总之，上述六组应属于“靡莫之属”，他们是一个族群，以“椎髻”为共同特征。其中以“滇最大”，即“滇”人占统治地位，易言之，即由“滇”王统治着其他民族。从青铜器图象可以看出，其他五组都要向“滇”王纳贡、服役。他们之中有些人已沦为“滇”人贵族之家内奴隶。至于那些与“滇”人贵族平起平坐、参与议事者，应是各部落中的上层人物。
二、辫发者
第七组
此组服饰特点是男女均头梳双辫,男子或额前束带。男女均穿一种有直条纹短袖之衣。有的男子外披毛皮。有的妇女腕部戴钏多件（图九）。这种人出现亦甚频繁，下列场合均有之:
（1）战争场面（M6:1，M13:356）中被杀戮和被俘之战士
（2）俘掠奴隶铜饰牌（M13:109，M3:73）)中被掳掠之妇女
（3）纺织场面（M1贮贝器）)中在监督之下从事理线之女奴（即《试探》中的Ⅱ式）
（4）三件杀人祭祀场面（M12:26、M20:1、M1贮贝器）中充当牺牲者
（5）图画文字铜片（M13:67）中被猎头者、戴枷锁者
（6）贡纳场面中肩负盾牌来献者（《试探》列为E组）
（7）杀人祭祀场面（M1贮贝器）身披毛皮之衣而右袒,对女奴隶主作迎谒或有所贡纳者
这种人很明显就是当时“昆明”人的形象。他们是一种辫发民族，所进献之物又是盾牌这样的皮革制品。《史记·西南夷列传》说他们“编发，随畜迁徙”，记载与图象相符合。
昆明人分布甚为广泛。他们不仅散布在滇西广大地区，即在滇池地区附近亦有他们的活动。古代长安“昆明池”，即为准备征伐滇池地区昆明人而凿。《史记·平准书》：元狩三年“作昆明池”。《索隐》引荀悦曰:“昆明子居滇河（池）中，故习水战以伐之也。”《汉书·武帝纪》：“发谴吏穿昆明池。”注引臣瓒云:“有越嶲、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汉使求身毒国而为昆明所闭，今欲伐之。”这些较早记录，原无可疑。然唐人杜佑《通典》却认为昆明池象征洱海，清人全祖望著《昆明池考》一文，进一步肯定此说。自此以后，人们言昆明人之地望只知在洱海，而不知有滇池。实际上，滇池地区附近有“昆明”人证据甚多。如《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建武十八年有“姑复、楪榆、弄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这里除姑复在今四川盐边、云南华坪一带，楪榆在今大理，弄栋在今大姚、姚安，距离滇池较远外；其他如连然是今安宁，滇池是今晋宁，建伶是今昆阳，均在滇池地区；而据上列记载，这些地区汉代均有“昆明诸种”的分布。甚至直到元末，滇池仍有昆明海之称。段宝《答梁王书》云：“金马山换作点苍山，昆明海改作西洱海。”从青铜器图象中亦可看出，昆明人出现次数是非常多的，这表明他们当时就住在滇池附近地区，而决不是一种远方民族。大概“椎髻”民族居住在滇池周围的坝区，而“昆明”人则分布在滇池附近的山区。他们和“滇”人交错杂处，比邻而居，经常与滇人作战并被作为掠夺的对象。《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汉武帝的使者首次到达滇池时，“滇王”为之寻求西通身毒之道，“皆闭昆明，莫能通。《大宛列传》亦说，这条道路“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能通”。当时“滇”人和“昆明”人之间关系之紧张可想而知。
第八组
此组只见男子形象。其服饰与第七组同，惟辫发之上又缠一帕，并将帕头突
出于前；衣袖较第七组为长，衣边有缘（图一〇）。这种人见于下列场合:
（1）纳贡场面中牵羊来献者（《试探》列为D组）
（2）杀人祭祀场面（M20:1）中牵牛似准备献于乘肩舆女奴隶主者
这种人很明显与上述“昆明”人属于同一族群。不仅服饰大同小异，而且两次进贡，均以牛羊为贡品，说明可能也以畜牧为业。又从纳贡场面可以看出，此组和“昆明”人一样，纳贡者两人著同样服装，别无奴隶随从，似乎显示出其阶级分化不甚明显。这种情况或可与《史记·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关于“昆明之属”“无君长”之说相印证。
我们怀疑此组或是历史上与“昆明”人并称之“嶲”人。按“嶲”人之分布应在洱海之西。《史记·西南夷列传》“嶲”下《集解》引徐广曰:“永昌有嶲唐县。”《续汉书·郡国志》嶲唐下刘昭补注云:“本西南夷，《史记》曰古为嶲、昆明。”可见古人一直认为嶲唐县就是“嶲”人故地。《华阳国志·南中志》列举南中十几个“侯王国”，嶲唐就是其中之一。关于嶲唐的具体位置，或说今云龙即其故城所在，或说在今保山。要之，均在滇西地区，距滇池地区甚远。在青铜器图象中此组人物仅两见，他们只是作为纳贡者来到滇池，平时与“滇”人的关系可能比较疏远。说他们是嶲人，只能算是一种推测，但无论如何，他们必是“昆明之属”中分布距滇池较远的部落。这些人与“昆明”人属于同一族群，辫发是其共同特征。
三、结髻者
第九组
此组主要见于纺织场面。其服饰基本特点是将发挽成一结，自表面视之这种发式似与上述五、六两组圆形椎髻无异，实际上梳发方法完全不同。推髻是叠发而成的，必须束带；而这种发式则是将发打结成髻，不须束带。这种髻无以名之，姑名曰“结髻”。男子和妇女均梳这种“结髻”，妇女之“结髻”由于年龄、地区及个人嗜好等略有差异，或偏于一侧（图一一，7），或位于脑后（图一一，1、2）。更有将髻打散拖一绺发于背后以为美观者，此大抵为年青妇女的一种爱好（图一一，5、6）。男子“结髻”多位于头顶，更缠一帕（图一一，3、4）。服装方面，妇女的显著特征是上穿短袖之衣，下系无褶紧身之裙，如今云南少数民族之“桶裙”。此外，有的外加披风,，有的肩著披巾，颇多变化。男子服装是上身穿短袖之衣，发式略同妇女，或赤身，下系围腰（图一一）。过去把这种人均视为女性是不妥当的，因为在战争中也有他们参加。这种人见于下列场面:
（1）纺织场面中在监督之下从事织布之女奴（即《试探》中的Ⅱ、Ⅲ、Ⅳ式）、捧盘侍奉女奴隶主之年青女奴（《试探》中的VI式）、在女奴隶主身旁持杖、捧盘侍候之男僮（《试探》中的Vll式）
（2）杀人祭祀场面（M20:1）中俯伏在地、手持一物待献之年青妇女
（3）杀人祭祀场面（M12:26）夹杂人群中观看仪式的年青妇女
（4）铜饰牌（M6:13）中骑马之年青妇女
（5）贮贝器（M1出土）战争图中之持矛者、持钺者、持戈者。
这种族出现人次甚少，且以妇女、儿童为主，表明他们也是一种远方民族，被掠卖而来的奴隶，因来自远方，奴隶主视之如“珍贵品”，不像对“昆明”人那样任意杀戮。此与古代内陆贵族家中蓄养“昆仑奴”、“僰婢”的情况类似。
这种人相当于当时何族?由于文献记载阙略，无法进行直接的比较。然从服饰来看，他们和唐代的“金齿”“黑齿”等有较多关系。《蛮书》卷四云：“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并在永昌开南，杂类种也。黑齿蛮以漆漆其齿，金齿蛮以金镂片裹其齿，银齿以银。有事出见人则以此为饰，寝食则去之。皆当顶上为一髻，以青布为通身裤，又斜披青布条。……”这里所说牙齿方面之装饰，我们自无法从青铜器图象上高不过寸许的人物形象加以辨别。而这里所说“当顶上为一髻”的发式和“以青布为通身裤，又斜披青布条”的服装，则和第十组的人物特别是其中的妇女相符合。“通身裤”就是桶裙。“斜披青布条”就是披巾。按“金齿”“黑齿”等到了明清时期称为“百夷”或“摆夷”，就是今天滇西傣族的先民。他们的这些服饰的特点一直保存下来。如李思聪《百夷传》云:“百夷……妇女则绾独髻于脑后，以白布裹之，不拖脂粉，身穿窄袖白布衫，皂布桶裙。……贵者以绵绣为桶裙”。直至今日，尽管傣族男子服饰已有较多变化，而妇女服饰仍然以挽结为髻和穿桶裙为主要特征，完全保留着古老的传统。如瑞丽地区傣族妇女，成年妇女结髻脑后，而年青妇女有时则将髻打散拖一绺于背（图一二），与青铜器图象中所见此组妇女情况，尤为相似。
故我们认为，第九组人物应是唐代之金齿、黑齿等部落之祖先，亦即傣族之先民。他们应来自滇西地区。据《华阳国志·南中志》、《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古代滇西民族以善于纺织著称，永昌用木棉织的“桐华布”著名于世。我们从青铜器图象中可以看出，这组妇女正在从事纺织，她们应是“滇王”从滇西地区掠卖来的织婢。
四、螺髻者
第十组
此组只见妇女的形象。其服饰特点是头梳高髻，髻系以发盘旋而成，其形如螺。余发披于背后，上身著短袖衣，下著裙。这组尽管人数甚少，其发式与上述任何一类有显著区别（图一三，1），只能单独划为一类。她们出现在下列场合:
（1）纺织场面中的织布者（《试探》列为Ⅴ式）
（2）杀人祭祀场面（M12:26）中参与仪式者
这种族相当于当时何族，甚难比附。其发式则后世民族多有之，或称为“螺髻”。如《南诏野史》（胡蔚本）卷下云:“比苴，……女白蜕束发如仰螺。”《元江州志》云:“糯比,……妇女花布衫，以青布绳辫发数绺……盘旋如螺髻。”值得注意的是，今日滇池地区苗族妇女仍作如此发式（图一三，2），两者完全一样。
五、其他
除上述四类十组外，还有一组人只见男子形象。其面貌的显著特点是深目高鼻，穿长裤，裤上有纹点，似表示由兽皮制成。此外，老人多喜蓄长须，佩长剑（剑较其他各组为长）。其发式是盘发于脑后为长形髻（图一四）。他们与上述任何一组都不相同，故只能单独列为一类。这种人仅见于下列场合：
（1）贡纳场面中牵牛背筐来献一组（《试探》列为A组）中为首三人
（2）双人舞蹈铜饰牌（M13:38）中持拔佩剑而舞者
按此组与其他各组差别甚大，从穿裤、蓄须均非我国西南民族固有习俗，长剑也非“滇”人所有之物。根据其深目高鼻的特征，疑来源于西方。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滇西地区还有“身毒之民”和“僄人”侨居，可见古代云南居民成份确是十分复杂的。又这种人用拔为乐器亦值得注意。按钹本非我国各族固有乐器，据研究，钹在东方首先见于印度，既而见于中亚，然后才传到中国。《通典》卷一四四《乐》四云:“铜钹……出西戎及南蛮。”铜钹可能就是通过他们传入南蛮地区的。
无论这种人来源如何，到了后世他们已成为我国少数民族的一部分。《蛮书》卷四云:“长裈蛮，本乌蛮之后，部落在剑川，属浪诏，其本俗皆衣长裈曳地，更无衣服，惟披牛羊皮。”同书卷六又云:“铁桥城在剑川三日程。……见（现）管浪加萌、于浪、传兖、长裈、磨些、扑子、河人、弄栋等十余种”。长裈蛮疑与此组有一定继承关系。《蛮书》记载云南民族近百种，惟此族穿裤，且以此为族称。在青铜器图象中近三百个人物形象中也只有此组穿裤，这一现象应非偶然。长裈蛮在唐代分布于滇西北地区，其先民是否也分布在滇西北，已无法查考，然必距滇池地区较远。他们和“滇”人的关系也不密切，他们只是作为纳贡和善于表演一种特殊舞蹈而在青铜器上留下自己的形象。
纳贡场面中所见此组三人之后还随从牵牛奴隶一人，赤裸上身，服装不明，其发式与他组不同，当又是另一种民族。因材料太少，本文从略。
余 论
人们参观晋宁石寨山青铜器，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铜器上各种人物形象究竟分别相当于今天那些民族?对这样的问题，无法给予简单的回答。今天民族是历史的产物，是不同的人们共同体经过长时期融合、分化而形成的。今天一个民族之中往往可以找到几种古代民族的因素，因此，我们也就很难把青铜器图象中所见的古代民族和今天民族完全等同起来。只能从文化特征方面作一些分析和探讨，推测其某一族类和今天那些民族有关系或关系较为密切。
椎髻者分布广泛，在云南主要代表就是“靡莫之属”。青铜器图象中，椎髻人数最多，关于他们的来龙去脉也最难搞清楚。目前研究云南民族史者最为流行的说法是，“滇”人和“靡莫之属”中其他部落原是从西北地区迁来的氏羌部落，后来便演化为今天的彝族和其他彝语支民族。有的同志甚至说晋宁石寨山文物就是彝族的文物。持“滇”人源于氏羌之说所凭借的主要论据无非是：一，“滇王”名叫常羌和羌人酋长名为滇吾、滇零。二，《史记·西南夷列传》叙述西南夷情况之后有“皆氐类也”一语。三，《华阳国志·南中志》记录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平滇之役时,又用了“叟反”二字，而“叟”就是氏羌的一支。
我们认为，这些论据都不够充分。关于第一点，一个民族的族称与另一民族的人名有某一音节相同或相近，丝毫不能证明就是同族，这是毋庸多说的。关于第二点，按《史记·西南夷列传》“皆氐类也”一语，显然是指“白马氐”而言，而非概括所有“西南夷”（绝大多数《史记》校读者包括不久前出版的中华书局标点本的校读者，均作如此读法）。若据此把“西南夷”所有部落都划为“氐类”，是不符合司马迁原意的。关于第三点，《华阳国志·南中志》“元封二年叟反”的记录，也很难用来证明“滇”人就是“叟”人。按元封二年之役,参与反抗者非止“滇”人一族。这从史载“滇王”“离西夷，举国降”。及“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等语，可以推知大概。“滇王”首先降汉，所以才说他“首善”。“离西夷”者，即从一起参与反抗的“西夷”中分化出来。而“昆明”人即”西夷”之一支，此后还继续反抗。史称元封四年（前107年）将军郭昌“还击昆明”，元封六年（前105年）“益州昆明反，……遣拔胡将军郭昌以击之”，就是元封二年战争的继续。我们认为，《华阳国志》所说的“叟反”，就是指“昆明”人而不是指“滇”人。《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昆明”人和叟人属于同一族系，故可互称。
从文献上找不到任何材料可以证明“滇”人和“靡莫之属”属于氐羌，石寨山“滇”人遗物的发现，更可证明“滇”人等不是氐羌。例如，“滇”人实行土葬，而氐羌却以火葬著称；“滇”人住的是一种“干阑”式木构房屋，而氐羌则“累石为室”；“滇”人以“椎髻”为主要特征，而氐羌人则流行“辫发”或“披发”。总之，出土物所见“滇”人文化特征，与文献记载氐羌人的文化特征差别甚大。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说“滇”人不属于氐羌，是指其主要民族成份言之，并非认为二者毫无文化联系；如众所知,石寨山有些青铜器就含有北方青铜器即所谓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因素。古代西南地区与北方和西北地区文化上的一些联系，与氐羌民族南迁和广泛分布可能有关。但氐羌在云南地区的主要代表并不是椎髻者,而应是辫发的“昆明之属”（详后）。只是由于“滇”人与“昆明”人接触频繁，故在文化上有可能互相影响。
我们认为，“滇”人及其推髻民族是西南的土著居民，他们应属于“百濮”之一。《华阳国志·南中志》又将滇迳称为“滇濮”。按甲骨文中有“仆”字，象一人头有奴隶标志，手捧箕，衣后有尾饰，是一种家内奴隶的形象（图一五，2）。为什么要把这种奴隶名之曰“仆”？可能与华夏族曾掠百濮族为奴隶有关。因此,甲骨文“仆”字写成古代百濮的形象。“滇”人有“衣着尾”的习惯，正与濮人相同（图一五，1）。又，滇人之“椎髻”，在楚人之中亦有发现，而楚人和濮正有密切关系。椎髻或是“百濮”的共同发式。后来这一系统的民族又或称为僚人。史载僚人有猎首习俗、使用铜鼓、建造“干阑”式房屋，等等，与石寨山青铜器图象所表现的“滇”人习俗都是符合的。关于后世僚人分布很广，其中包括的部落和支系很复杂的，“滇”人等椎髻民族不能和那种僚完全比附起来，但他们属于同一族类，则无疑问。《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九滇国条下注云：“靡莫，西南徼外僚”，宋人这种看法或有根据。
“滇”人等濮僚系统民族是西南地区的最古老居民，经过长时期的融合分化，他们和今天民族的关系殊不易言。“滇”人和今天的彝族有一些相似的文化因素。如铜饰牌（M7:34）上骑士穿一种厚硬的披风，与凉山彝族之羊毛披毡相同；铜鼓残片上骑士穿的另一种披风，又与凉山彝族之“察尔瓦”相同。舞蹈图象（M12:2）中舞蹈者手持一种器皿，与今凉山彝族制造的漆器无论就形状和花纹来说都非常相类。但“滇”人还有一些特殊的习俗，如猎首等，对彝族和其他彝语支民族来说，今天已经是不存在了。以使用铜鼓来说，僮、布依、水族等（他们都是僚人后裔）使用铜鼓较为普遍，操孟高棉语的侃族也使用铜鼓。再以猎首来说，在西南现代只有佤族仍保存此俗。故椎髻者和这些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值得研究。总之，青铜器图象中椎髻民族后来融合到很多民族之中。他们的文化因素一部分为彝族和彝语支民族所继承，一部分为僮傣语族的僮、布依等民族所继承，一部分与今孟高棉语民族类似。
青铜器图象中辫发者就是“昆明之属”，他们才是氐羌系统民族在云南地区的代表。如前所述，辫发是氐羌人的特征。此外，氐羌以游牧为生，经济生活与“昆明之属”也相同。古氐羌人是今天彝语支各族的共同祖先，青铜器图象中所见的辫发者，后来应主要融合于云南彝语支民族之中。云南彝族直至明清时仍梳辫。因此，要追溯彝族及其他彝语支民族的先世，就其主流来说，就是这种辫发者，当然他们之中也融合有其他民族（例如椎髻者）的成份。
青铜器图象中所见的结髻者与今天傣语民族有较多关系，已如前述。他们在汉代应属于分布在云南境内的百越部落。《史记·西南夷列传》叙述西南各族分布及经济文化类型时，虽未提及越人，但古代云南是有越人分布的。《史记·大宛列传》称云南西部有“滇越”之国。传世有“越归义蜻蛉长”印，蜻蛉即今云南大姚、姚安一带。文献中常把南中称为“夷越之地”。这些分布在滇西的越人便是今天云南傣族的先民，故青铜器图象所见结髻者的一些发式和服饰至今仍保留在傣族之中。
螺髻者由于材料太少，尚难作过多推论。其发式与今日滇池地区苗族如此相似，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关于苗瑶民族过去一般认为是明清时期才进人云南的。实际上，《元史·地理志》已记载马龙州（今马龙）、罗雄州（今罗平）有“盘瓠之裔”的分布。现在从青铜器图象中第十组人物形象来看，苗瑶族在云南的历史似还可再向上推溯。这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关于穿长裤者，他们在当时似非云南土著民族，人数又少，可暂置不论。
总结上述，青铜器图象所见民族主要共有四大类。椎髻类是云南最古老的居民。辫发类原是游牧民族自西北迁来。至迟到西汉时，这两者已都是滇池地区及其周围地区的主要居民。结髻类应分布于距滇池较远地区，他们自来不是云南腹地的重要居民成分。螺髻类在当时滇池地区亦只有少数存在。
至于这四类人和今天云南各族因袭继承关系，可以推测于下：
若以上推测不误，则可以看出今天云南绝大多数民族，在二千多年前的青铜器图象中都能找到其来源。我国各民族不分大小，都已有悠久的历史。
编辑说明：原文来源《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原单位所有。由于篇幅限制，省略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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