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变革时期都充满了机遇。当旧事物尚未消亡而新事物尚未兴盛之际，社会便会出现一些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而曾经受到压迫的群体——譬如中世纪末期的女性——便会尽力利用这些空间，以改变自身命运。
15世纪欧洲社会的阶层划分十分清晰。人们被划分为三个阶层：教宗与教士阶层（代表教权）；皇帝与贵族阶层（代表世俗权力）；农民、手工业者与商人。除此之外，还有大量雇工及从事服务业的人员如佣人、雇农、雇佣军、集市商贩、娼妓等。人们很难摆脱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而这种阶层分野带来的经济、教育、个人发展、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的不平等在当时亦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天主教会即便在世俗领域也拥有特权，许多在教会掌握权力的人同时也拥有某些地区的世俗统治权力。
此时的妇女们也和男性一样，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她们当中有的人是贵族，有的在修道院当修女，有的嫁给农民或商人，其中也有一些人不属于三个社会阶层中的任何一个——她们成为雇工、集市商贩、随军商贩或是沦为娼妓。
贵族阶层的妇女则常常沦为政治结盟的工具。她们与其他贵族联姻、繁衍子嗣从而使领地得到扩张。她们之中还有一些人成为遗孀或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借此“垂帘听政”，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
而女性几乎不可能进入教士阶层。当时，教会对世俗社会的秩序及整个法律体系拥有决定权，这大大限制了女性的地位和影响力。若是一名女性试图在教会中谋得一职，那么她只能成为修女。
女性在当时不得下嫁比自己阶层低的男性，而男性却可以娶比自身阶层低的女性。由于女性的嫁妆在婚嫁过程中至关重要，因而当女方家道中落，则这位女性便可能在婚嫁过程中“掉价”。然而另一方面，很多贵族妇女却选择教会作为她们的另一条出路：她们进入修道院成为修女，从而获得自由以及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
至于农民阶层及新兴资产阶级阶层，其家族所拥有的权力，如田产、公民权，只传男不传女。而手工业者及商人的女性配偶，法律仅认可其相当有限的行为能力。至于参与政治的权利则完全不为女性所享有。
女性的受教育权在当时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即便是贵族女性也很难取得与其同一阶层男性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在欧洲，掌握拉丁文是当时获取知识的最为重要的途径，而具备读写能力的女性则要比男性少得多，因而学者阶层亦将女性排除在外。
在新教改革运动中萌发出的追求自由和个人发展的思想，动摇了这种固化的阶层分野体系。这一时期，尤其是女性，开始利用各种机会接受新思想，以摆脱自身所处社会阶层对个人发展的束缚。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变革时期都充满了机遇。当旧事物尚未消亡而新事物尚未兴盛之际，社会便会出现一些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而曾经受到压迫的群体——譬如中世纪末期的女性——便会尽力利用这些空间，以改变自身命运。以下我们便以这一时期涌现的三个人物为例勾勒出新教改革运动中女性的人物群像。
《路德的妻子卡塔琳娜》（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约1526）。1525年，曾经的修女、26岁的卡塔琳娜·冯·博拉与德国新教改革运动领袖马丁·路德结婚
卡塔琳娜·冯·博拉：修女、商人、马丁·路德身边的女人
卡塔琳娜·冯·博拉（KatharinavonBora）1499年生于莱比锡市附近。她家中还有四个兄弟姐妹，而她的母亲在她不到6岁时便去世了。在这之后，她的父亲将她送到修道院。当时，她的家庭已经穷困潦倒，且境况还在不断恶化。在卡塔琳娜9至10岁的时候，位于宁普申（Nimbschen）的煕笃会圣母圣座修道院（KlosterMarienthron）接纳了她。
圣母圣座修道院周边的农民需要向其上缴自己收入所得的一部分，再加上每年纷至沓来造访宁普申的朝圣客，人们进贡的钱财使得这家修道院非常富有。在修道院礼拜堂里摆放着12个装饰豪华的祭台，盛放着367件圣人遗物。这些物件被认为是圣者留于凡间之物，因而格外受到尊崇。信徒们不惜花费重金，以期瞻仰、触碰它们，以此求得医治与救赎。
除了进修道院，卡塔琳娜·冯·博拉并无其他选择，而她也并不十分抵触修道院的生活。在修道院，她有许多与她年龄相仿、来自贵族阶层的姐妹，这些女孩立志成为修女的人生抉择也为卡塔琳娜树立了榜样。在修道院她可以学习阅读、书写和唱歌，甚至还能学习基本的拉丁文知识。除此之外，她还修习医术和簿记。16岁那年，她被祝圣成为一名修女，自那时起她便坚守对上帝许下的诺言，谦卑恭顺地侍奉上帝。她必须一直待在修道院，在未得到批准的情况下不得擅自离开，即便得到批准，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返回。如果违背修道院的规定，她便会遭到重罚，甚至会被关一段时间禁闭。
我们并不清楚宣扬新教改革思想的文章是怎样流入这间煕笃会修道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当时这间修道院有修女在私下阅读马丁·路德的著作。1523年复活节前夜，一名向这间修道院供应鱼产品的商人协助12名修女从修道院出逃。据传，这些修女是通过藏身于盛放鲱鱼的桶逃离修道院的。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修女们选择在复活节前夜逃跑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按照教会和世俗法律的规定，诱拐修女是死罪，因而，整个事件的参与者必须拥有巨大的勇气才敢冒此风险。对于虔信的基督徒来说，复活节这一节日象征人类战胜了死亡，战胜了一切泯灭人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说，正是复活节的这一意义赋予了他们勇气和胆量，且在那个信仰决定一切的年代，这种意义所带来的影响远比我们这个历经启蒙运动熏陶的世俗主义时代更为深远。这一事件持续发酵，最终，逃离修道院的修女中有3人回到自己家里，而剩下的9人则被马车载回维腾堡。这9名修女被剃了光头，除了身上的一件修女服之外别无他物。也许是刚刚经历了40天的大斋期，她们饥肠辘辘，极为消瘦。这些修女自幼生活在修道院，因而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落跑的修女在当时会被排挤于社会之外，她们将不再受到法律的保护。
在此之前，维腾堡已经历了新教改革风潮的洗练，因而这里的人已经为迎接这些因信仰而遭到逼迫的人的到来做好了准备。经过周密筹划，这9名修女被临时安顿在声誉良好的市民家中，换上了新的衣服，而在数月之内，人们将为她们找到长期的归宿。卡塔琳娜·冯·博拉似乎在那时交上了好运：她与大学生希埃罗尼穆斯·鲍姆加尔特纳（HieronymusBaumgartner）相爱。希埃罗尼穆斯出生于纽伦堡的贵族家庭，他似乎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然而，在他回到纽伦堡希求家人对这桩婚事的应允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返回维腾堡。而另一方面，卡塔琳娜是个自信而倔强的女性，在婚姻问题上不愿屈就，因而成了“问题人物”。马丁·路德曾建议她嫁给一名年长的牧师，但被她拒绝。之后，她托人转告路德，她其实很愿意与路德本人结婚。
其实路德一开始并不喜欢卡塔琳娜，而是看上了她的一位姐妹，他认为卡塔琳娜过于骄傲自大。他甚至一度认为，根本不会有人愿意娶这个姑娘为妻。路德在这之后与卡塔琳娜结婚，最初是一个经过周密权衡的决定：首先，卡塔琳娜必须有个归宿；其次，作为受人瞩目的新教改革的领导者，他应当以身践行其改革理念，为人们树立神职人员婚姻的典范。1525年6月13日，也就是修女逃离事件发生两年多之后，路德与卡塔琳娜举办了一场规模不大的婚礼。从此，卡塔琳娜搬进了路德居住的“黑色修道院”（dasSchwarzeKloster），并执掌那里的家政大权。
一位知名的前奥斯定会修士娶了一名逃跑的修女为妻，这给当时热衷于刊载花边新闻的街头小报提供了绝佳的素材。数年来，路德的婚姻一直是当时的一大丑闻。人们用拉丁文和德文撰写文章来毁谤他们。有文章甚至称卡塔琳娜是个“无耻的、落跑的娼妇”，并称她在与“皮条客”马丁·路德结婚前就与他通奸了。这一素材还被改编成色情题材的戏剧，并在公共广场上展演。
卡塔琳娜第一次怀孕时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直到1526年他们第一个儿子顺利降生，夫妻俩才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个新生儿并未像别人说的那样，会是一个“长着马蹄的、有魔鬼血统的杂种”。夫妻俩给他取名为约翰内斯，并让他接受了洗礼。在这之后的几年，他们又生了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作为已婚妇女，卡塔琳娜不享有经办法律事务的权利，然而马丁·路德表现得像个聪明的丈夫，他在很多问题上都会听从妻子的意见。在卡塔琳娜的精心操持下，曾经萧条的“黑色修道院”成为一个生机盎然、业务门类繁多的中产阶级企业。
或许是因为卡塔琳娜在一些神学问题上也能给出自己独到的见解，马丁·路德亲切地称她为“凯特先生”或“凯特博士”。路德曾在数封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他的妻子是如何地好学并且会有规律地研读《圣经》。然而，除此之外，我们几乎再也找不到任何有关卡塔琳娜·冯·博拉的文字记录，而她本人的绝大部分书信也未能留存下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尽管当时妇女们已经开始觉醒，但她们在历史上做出的功绩仍然不为世人所重视。
虽然马丁·路德在1546年离世时留下一大笔产业，但卡塔琳娜不久后仍然陷入了经济困境。这一方面是因为尽管马丁·路德在其遗嘱中规定了财产的处理，但由于当时女性在权利上的弱势地位，卡塔琳娜很难维护自己对这笔产业的所有权；而另一方面，施马尔卡尔登战争及其他一些战争的爆发使得卡塔琳娜两次过上逃亡的生活，而“黑色修道院”的产业也在战争中惨遭毁坏。丈夫去世后，卡塔琳娜在维腾堡的影响日渐式微。当1552年瘟疫爆发时，卡塔琳娜离开维腾堡前往托尔高（Torgau）。然而，在这次旅途中，卡塔琳娜遭遇了重大事故，不久便离开人世。死后，她被安葬于托尔高的城市教堂。如今，这座城市设立了一个以她名字命名的奖项来纪念这位马丁·路德身边的女人，而在德国其他城市也能找到很多以她名字命名的教会建筑。
海德堡大学曾聘请奥林皮娅担任编外讲师，教授希腊语。但宗教战争导致的长期流亡生活让奥林皮娅身心俱疲，年仅29岁就抱病离世
奥林皮娅·福尔维娅·莫拉塔：科学家、诗人、教师
中世纪建立起来的大学由“主教座堂学校”（Domschule）发展而来。这类学校用来培养教牧人员，因而只招收男性。在新教改革之前，女性接触科学知识、接受教育的机会非常有限。而奥林皮娅·福尔维娅·莫拉塔（OlympiaFulviaMorata，1526—1555）的故事则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女性是如何在新教改革思想的影响下相互扶持，并为自身发展创造条件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新教改革的历史背景下已经有部分开明的男性开始赏识女性的才华，并竭力为她们提供支持与帮助。然而不幸的是，这同时也是关于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沦为那个纷乱年代牺牲品的故事。
我们首先应当感谢历史的发展没有使这位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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