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人们喋喋不休于某个宗教与恐怖主义的关系时，在欧美，一种以种族主义或白人至上为底色的仇恨暴力活动悄然兴起，成为威胁公共安全的一种不可忽视的新的恐怖主义犯罪形式。近日，发生在英国伦敦北部芬斯伯利公园清真寺附近的白人极右翼分子用汽车冲撞、碾压人群的事件，将这种新形式的恐怖暴力犯罪推向高潮，并由此引发了英国政治家及民众有关恐怖主义暴力犯罪的大讨论。
事件发生仅仅8分钟后，当地警察就将其定性为“恐怖事件”。次日早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就对事件的性质作出了判断。她认为，这一事件与曼彻斯特、伦敦桥附近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并无二致”。
梅认为，“这提醒我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与仇恨犯罪存在着多种形式。不论是谁犯有这些罪行，我们将一视同仁、绝不姑息。多年来，我们对极端主义过于迁就——这里的极端主义包括了‘伊斯兰教恐惧症’”。她表示，要重新评估官方的反恐策略，包括引入新的刑事罪名来遏制极端主义。
此外，梅重申了她关于成立反极端主义委员会的建议，并将它的作用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抗种族主义的种族平等委员会的作用相提并论。
梅的讲话，不仅是针对芬斯伯利公园清真寺附近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而且反映了英国政府对于越来越严重的极右翼恐怖主义的担心和不安。她的讲话被媒体解读为长期奉行的“单向度”反恐策略的转变。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英国媒体都围绕这一恐怖暴力行为展开讨论。英国《卫报》在同一期登载了5篇评论文章。其中有文章指出，“对于那些了解‘伊斯兰教恐惧症’会在现实中造成后果的人来说，周日晚上发生的事情一点也不意外。”“任何性质的仇恨犯罪都不可能发生在真空里，我们迫切需要检视此次事件发生的情景。无辜的人成为袭击的目标，需要两个条件。第一，煽动仇恨。第二，使煽动仇恨常态化。煽动发生时，愤怒被激起，某个群体的成员被描绘成低等的人类。当煽动重复并且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常态化就形成了。之后，那种由于愤怒而引发的犯罪行为可能开始变得不那么有罪恶感。”
《卫报》评论指出，我们都很熟悉“圣战”意识形态的邪恶，并且知道需要尽一切努力去消灭它。但是，我们对英国“伊斯兰教恐惧症”的严重后果却缺乏了解。曼彻斯特和伦敦桥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主流社会政治家们的发声果断而又清晰。但是，芬斯伯利公园清真寺附近的恐袭发生后，在一致的谴责声中，却夹杂着不应有的杂音。有评论认为，恐怖主义的要害在于煽动分裂，宣扬自我与他者之间不可能和平共处。关于这一点，IS在其意识形态宣传中已经做得够多。因此，谴责极端主义，而不积极地遏制偏见，会使我们陷入恶性循环。
评论最后指出，“我们现今生活在一个对穆斯林的偏见和暴力已经牢固建立的世界。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我们已然经历了从讨论‘伊斯兰教恐惧症’是否真实存在，到匆忙处理其迅速扩散造成的严重后果的两个阶段。”英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能否像认识宗教恐怖主义那样，认识到极右翼极端主义的危害。
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英国本土以伊斯兰教为背景的恐怖主义渐呈高发之势。与此相应，以反穆斯林移民为代表的极右翼极端主义也日益变得疯狂。据英国反恐法律前独立审查人大卫·安德森提供的资料，政府的防止极端化项目所涉人员中，有1/4是极右翼极端分子。英国负责安全的国务大臣本·华莱士去年10月表示，“在国内一些地方，极右翼的极端主义者超过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嫌疑人。”今年2月，安德森警告说，“英国的极右翼极端分子同伊斯兰极端分子一样凶残”。一年前，劳工党议员乔·考克斯被一名“残暴的白人至上分子和排外的民族主义者”当街残忍杀害，为安德森的警告作了最好的注脚。
由于种种原因，“9·11”事件以来，人们已习惯于将恐怖主义与某个宗教群体相联系，而浑然不觉以极右翼极端主义为代表的恐怖主义或仇恨暴力事件正在出现“燎原之势”。仅以近两年多为例，2015年2月，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名无犯罪前科的46岁白人男性“行刑式”地枪杀了3名年轻的穆斯林大学生；同年6月，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座黑人教堂遭到白人极端分子袭击，当场造成9人死亡；2016年8月，美国纽约一座清真寺的伊玛目和助手被当街枪杀；今年1月，加拿大魁北克省一座清真寺遇袭，至少造成6人死亡；2月，一名23岁的黑人军人在访问美国马里兰州大学时，被一个名曰“第四帝国：国家”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杀害；同月，两名印度工程师在美国堪萨斯州一个酒吧遭到白人种族主义者枪击，一死一伤；5月，一名53岁的美国老兵和23岁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俄勒冈州被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割喉杀害，另有一人重伤，如此等等。这些只是为数不多的公开报道出来的恐怖暴力或仇恨犯罪事件。
据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近期为国会准备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01年9月12日以来，由极右翼暴力极端主义分子袭击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在过去的15年中，有10年时间超过了伊斯兰暴力极端主义分子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有3年时间，两者造成的死亡人数是相等的。在导致死亡的85起暴力事件中，极右翼暴力极端主义组织所为的占到62起（73％），而激进的伊斯兰暴力极端主义分子所为的占23起（27％）。”从导致死亡人数的总体情况来看，在过去的15年时间，两类极端分子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大致相当，分别为119和106人。鉴于极右翼极端分子的“后发先至”效应，美国的执法机构认为，“反政府的暴力极端主义分子，而不是极端化的穆斯林，是我们面临的政治暴力中的最大威胁”。
原载《中国民族报》周评天下 2017年7月4日，感谢周少青先生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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