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张忠培： 中国考古终究要说出自己的话

他既是中国大学考古专业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考古学人，又是培养出更多考古学人的先生。无论在北京大学还是在吉林大学，他都喜欢和学生们一起去田野考古实习。

 

他培养的学生改行的很少，绝大部分都活跃在中国考古及文物保护事业的相关领域。

 

无论是高屋建瓴的“两学三论”还是言简意赅的“以物论史，透物见人”，都代表着中国考古学自己说的话。

 

  

这是“人物Story”为您讲述的第41个故事。

全文共2900字，阅读大概需要5分钟。

“大先生”张忠培：

   中国考古终究要说出自己的话

 

作者 | 杨雪梅  高蒙河

 

7月5日上午十点左右，故宫博物院发布讣告：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研究院名誉院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忠培先生于2017年7月5日9时4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这个突然的消息一时间让考古文博士界乱了方寸。那个拄着拐杖、讲一口长沙官话、随时会打断你讲话、指点你迷津的先生就这么走了？脾气火爆、一向有着“张飞之誉，大帅之评”的武林盟主就这样再也见不到了？

没有人愿意相信……5月5日上午，张忠培先生还在故宫的宝蕴楼为杜伦大学考古系师生一行上了一堂故宫考古、保护与研究的课。

 前不久刚刚采访过的秦始皇兵马俑系第三次发掘的现场领队许卫红说，她5月份还带着自己的女儿去看过张先生，兴致勃勃地聊了三个小时……

然而当消息被一次次证实后，微信微博里便充满了愕然的叹息。在故宫的这则讣告下，超过10万+的文博人以不同的方式留言，向先生致敬。

 

 

文章是在书房里写出的，但问题只能在田野里发现

 

张忠培先生的一生，与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他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本科，一心想去考古的他1957年被选拔读考古专业副博士研究生，民族学、人类学大师林耀华和考古学家苏秉琦同为他的导师。这两位老师也影响了他的一生。

 

                                                                 苏秉琦先生

张忠培先生是中国大学考古专业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学人。196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分配到吉林大学任教，一手创立了考古系。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以“田野考古是近代考古学的基础”为理念，将考古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相结合，从新办的众多大学考古专业中脱颖而出，和北京大学一起，成为两个全国性的重点考古教研基地。

无论在北大还是吉大，张忠培都喜欢带着学生去田野实习。1958年，张忠培带本科生在陕西华县、渭南进行的 “拉网式”大规模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堪称中国聚落考古学实践的典范之作。在华县元君庙遗址，他一改以往考古以一座房屋或一座墓葬为单位的做法，把整个墓地作为发现对象和研究单元，开创了中国考古史上全面揭露和研究墓地的新理念和新方法。这在当时乃至多年后的国内外同类考古中，一直是领先的范式。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执教约30年，张忠培先生培养出无数的考古学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王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王军等都是吉林大学考古专业77级的学生，张先生当年“开辟鸿蒙”的教导让他们受益终生。

王巍告诉记者，他们进入吉林大学上的第一门专业课就是张忠培先生讲授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参加的第一次考古实习就是先生带领着在河北蔚县的考古调查和对筛子绫罗遗址的发掘。“先生引导我们走向田野考古，掌握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他让我们都爱上了考古。他培养的学生中改行的极少，大多都活跃在考古文博领域。他言传身教，强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远离炒作。他强调只有通过对考古材料的精细分析，才能得出一个个坚实的结论。这些观点如今被我们一代代传下去，成为中国考古最宝贵的财富。”

       吉林大学考古专业77级的学生们毕业后和张先生在一起。

据说当年他对门下27名国内外硕、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精打细算，从学科建设角度作了从点到线再到面的谋篇布局，按中国历史关键时期切出一个个共时的横剖面，再将这些横剖面作纵向的联接，从整体上探索中国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过程，野心不可谓不大。

 

田野考古一直是吉林大学的强项。国家文物局的田野考古奖是中国考古界的最高奖，每两年评选一次，从1993年开始评选以来，获奖项目的考古领队有一多半是吉林大学考古系毕业的。

张忠培还曾提议国家文物局制定《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参与指导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山东兖州、郑州西山等地的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他领衔过众多国家文物局对全国各种考古工地的检查工作，为提升中国田野考古水平殚精竭虑。

 

在绝大多数耄耋老人颐养天年时，张忠培先生依然时常出现在考古现场。一辈子著作等身的他，不止一次说，文章是在书房时写出来的，可是问题都是在田野考古中发现的。

 

开宗立派敢为风气先

 “对中国来说，考古学是输入的舶来品，人们将考古学输来中国，用它的一般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中国考古遗存，就有一个用这考古学的一般理论、方法、技术同中国考古遗存及研究中国考古学遗存的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结合得不好，则考古学是考古学，中国考古遗存还是中国考古遗存，依然是两张皮，没有成为中国考古学，只有结合好了，才能长成为中国考古学。”

上面这段话，摘引自张忠培先生即将出版的三卷本中国考古思想史丛书的自序。先生的这三卷著作，皆以“中国考古学”为主题，分别名为《走出自己的路》、《说出自己的话》、《尽到自己的心》。其中，《走出自己的路》一书以中国考古史上约20位代表人物及其所处的时代为对象，回顾和反思了中国考古学走过的近百年历程；《中国考古学：说出自己的话》一书是为不同考古阶段的考古学人的代表性发现和研究成果写的书序，精准评述了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笔墨流转间已经把考古学界的诸多热点，用他自己表述的谱系论、国家论和文化论等语境推上了中国考古学的前台；《中国考古学：尽到自己的心》一书是张先生在2008-2013年任中国考古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五年期间推动各种学术活动的讲话和论述，反映了新时期中国考古学会在他的领导下，服务、助力、引领中国考古学发展中所发挥的巨大主体作用。

今年6月下旬，张忠培先生最后做完了这三卷书的校对修改，这套书是他留给后来者最重要的遗产。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那么这条路是怎样闯荡出来的？是条什么样的路？这条路向前的方向是哪个方向？张先生在书中都一一作了回答。

张先生的“两学”“三论”丰富和发展了夏鼐、苏秉琦等老一辈考古学家创立的中国考古学体系，而“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也早已成为一代代考古人的自觉追求。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987年张忠培先生调任北京故宫博物院担任院长。他在故宫的经历一直被说成是传奇。2015年5月，记者曾经听张忠培先生讲起过这段经历。
 

可以说，他这个院长很不走运，上任不到两个月，就遭遇了两次偷盗一把火。那时紫禁城内，除故宫博物院还有14个别的单位，安全很不容易保证，张忠培先生意识到安全才是是故宫博物院一切工作的前提。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他明察秋毫，为故宫的长远发展提供了非常完整和科学的思路。“张忠培先生当年不仅是以一个考古学家的科学态度来为故宫谋篇布局，而且利用故宫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升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契机，重新定位故宫博物院的发展方向，摸清家底儿、开展学术研究、逐步限流……他的理念一直被我们这些后来者继承着发扬着。”单霁翔院长说。

 

由于对考古事业的杰出贡献，早在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之初，张忠培先生便成为最年轻的理事。此后他担任了19年常务理事、9年副理事长，并于2008年当选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是服务于中国考古学会时间最长的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在中国考古事业结束徘徊走出低谷走向新纪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者最近一次见张忠培先生是在4月12日至13日的2016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现场。从第一次设立“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起，他就是评委，这么多年几乎没有缺席过。两天的时间，25个入围项目的汇报、点评加上最后的评选，强度很大，80多岁的他一直都在认真聆听，也是少数几个不断认真提问的评委。这些考古项目的汇报者，几乎都是他的学生、他的学生的学生，所以他的问题总是很犀利，也很直接……

 

        张忠培先生在2016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现场提问

在最后的评选阶段，张忠培先生依然强调，现在的考古学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或不能采集全部信息的，挖完之后不能保存或基本不能保存的尽量不要挖；不可替代的遗址、墓地，具有独一无二性的最好也不要挖。

 这也是他一贯的观点，对于发掘，他坚持任何考古发掘工作都要以《文物保护法》为依据，文物保护不仅是考古发掘的出发点，也是最后的落脚点。对于一些重要的考古遗址，如良渚，他指出要有“三年规划，十年目标，百年谋略”，正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良渚考古一年年都有令人惊喜的发现。
 

从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张忠培先生一路走来，苦在其中，也乐在其中，激情永不褪色。

古者称师曰“先生”，而张忠培先生则堪称为考古人的“大先生”，他和其它大先生一样，无论是人格风骨还是学术风范都如日月昭明。
 

7月11日，无论风雨，大家都会去送他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