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题目：世界社会的民族志研究
主讲人：高丙中
讲授时间：2017年7月16日14:00-16：00
讲座整理人：云南大学马亚兵、马云才、高梅颖
高丙中教授简介：高丙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保护亚太中心管委会委员。曾经先后在湖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学习，先后在美国的夏威夷大学和UC Berkeley做一年的访问学者。主要专著有《日常生活的文化与政治：见证公民性的成长》、《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间文化与公民社会：中国现代历程的文化研究》、《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研究的探索》、《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民俗志》、《居住在文化空间里》、《中国民俗概论》等。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中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族际文化共享》等多篇论文，与此同时，高丙中教授主持了一套经典民族志丛书的翻译，对中国人类学发展做出来杰出的贡献。
讲座开始，高教授首先提到最近几年他更习惯用“对世界社会的研究”这样一种提法来替换“海外民族志”这样的说法，希望将“海外民族志”这个概念融合到“世界社会的研究”这个概念之中。所以高教授的报告很大篇幅都是在讲“世界社会及研究”，对于“海外民族志”只简单地提及一下。
一、“我们”人类学
高教授首先提出一个与经典人类学看似相悖的一个概念—“我们人类学”，区别于经典人类学关于他者的研究，“我们人类学”的理念强调“我”和“他”不是分开的，而是相互融合的，这种结构其实是对“自我”与“他者”的一种反思与超越。
接下来高教授介绍了“我们人类学”这种提法的学术脉络问题，我们（中国人类学界）现在这个方面研究采用的理论和方法依然是对费孝通先生理论方法的延续和创新，费老所说的“我们”指的是对区别于他者的“我者”即“我们”所进行的研究，比如费老对于他的家乡“开玄弓村”研究；而我们今天所谈的“我们人类学”的研究是对传统视域下“他者”社会的研究，我们研究这种有别于我们社会的他人社会时把这个“他人”当作“我们”来研究，即对他人社会的研究是一种我们人类学。
二、超民族国家的经验事实
紧接着高教授以日常生活中的实例（邻居是外国人）来表明由于现代科技信息高度发展而导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熟而不悉”的社会，进而表明超民族国家的经验事实，在这里高教授以自己在过海关通道所时遇到的震撼（不同肤色可能是同一通道，而同一肤色、母语可能是不同的通道）为例来强调“以民族国家为基准对人的分类在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一些特定的场景里边表现非常突出”。接着，高教授以中国在世界上的呈现方式的转变，即中国生产由最初的自产自销到世界工厂再到后来的中国生产，最后向一些更为边缘的国家转移、中国消费由国内转向国外转变的事实；以及一贯道、反动会道门、召会等这些社会现象跨国界发展；并且最后提到的中国在国际舞台频繁的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话语来进一步表明超越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世界社会”强而有力的发展趋势。
三、世界社会
（一）“世界社会”的概念
首先从传统中国的文化中的“社”与“会”这一基本概念入手，“社”就是社神，而“会”是人地的结合，所以传统的“社会”就是一个在地的、经验的、很有局限性，我们所讲的社会生活是一个很小的空间范围。而“世界”是一个超越在地的，经验的，连接前生今生与来世的一个连续体。而“世界社会”结合了这二者，这在传统社会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实现的。
（二）C→S以及S→C的相互转化
高教授从英语世界的Community与Society的概念入手，Community指的是共同体，它是一种秩序的、小范围的，其含义很接近“社”与“会”这种字面意思的，即比较小范围的熟人社会。而现代社会所呈现的事实是我们不仅生存在Community当中，我们也生存在Society之中，即现代工业都市社会，到处都是陌生人。当然Society这种社会它是有缺陷的，即缺乏道德、缺乏人情关怀，冷漠。他不具备Community这种社会所具备的一些“高尚品德”，所以从不同的角度对于Society的批评是此起彼伏，在这种批评声中就产生了一种由Society向Community转变的一种社会压力。所以就产生C→S以及S→C的相互转化，而这种相互转化的终极一端便是“世界社会”的产生。
（三）“国际社会”与“世界社会”
这一部分指出了“国际社会”与“世界社会”的区别，高教授指出国际社会是国家间的联系，而世界社会有四种主题：个体、商业组织、社会组织、国家与国家联合体。“世界社会”在强调它的整体性的同时还要强调“社会”这一特性，而“社会”并不是我们所讲的官僚体系或国家体制，并非是一个科层制的垂直体系。而是一个差异的、多主体的、多价值的，通俗一点讲就是一个需要商量的社会。同时世界社会也强调的是一种人类事业的未完成性，世界社会包含人类的历史阶段性、风险状态、憧憬（共同体）的一个状态，比全球化社会有更多的约定，“世界社会”内含着“共同”的约定。
（四）“世界社会”与“世界主义”
这一部分主要强调了“世界社会”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区别，“世界社会”是基于社会科学的，即我们描述一些东西，呈现我们人类当下存在的一种状态，在呈现这一状态的时候我们又思考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和前景是什么？
最后高教授总结道：“虽然我们强调超越国家，但我们作为学术群体其实还是有很强的国家属性，在中国学术是国家的学术，是国家的研究事业单位，这个特征还是很突出的，但是还是两面都存在，既然是学术，它便是人类共同的智慧，一种人类的公共事业”
四、西方的“世界社会”
从西方的角度看待这种世界性的议题是一个更有利的，因为现代基础设施基本上是以西方为出发点，是以西方为中心点来构建的，是从西方出发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
高教授主要提到的是“新制度主义”的世界社会研究，他们认为“世界社会”是现代制度的产物，即“世界社会”的发展路径也是一个由西方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地的过程，“世界社会”是将社会延展到整个世界，世界在社会中，世界是一个社会。从历史上看，西方社会的全球扩张，造就了自己的世界社会。并且造就了世界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交通与通信，以及国际机构。从文化上看，世界社会正在形成，是基于西方的文化秩序与新生力量的斗争与合作。在现代政治上，不同的政治单位对于“世界社会”有不同的认知，有不同的有效参与、有效动员。我们的努力，在世界成为一个社会的过程中，通过文化自觉地行动谋求更公正的文化秩序，参与把世界建构成为更多人能够成为“主题”的竞合空间，增加弱势群体机会。
五、“世界社会”范式的民族志
我们时常会听到或看到“中国的人类学”这样的表述，人类学是世界范围内的毫无疑问，但为什么又要强调“中国的”呢？这里就涉及知识共同体和其所从事的主体与个体差异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我们要明白我们所做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世界或者人类共同利益的范围内来做还是更多的在中国这个属性之下来做，虽然我们的所做的研究都是基于一定的、重合的客观现象或者文化事实，但是在这一点上是可以有侧重的。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我们要有更周全的思考和明确的选择，当我们以某一个特殊群体为研究对象时，我们都会有一个关切，尤其是人类学，纵使我们受知识和认识等这种共同性的约束，同时我们也有义务或明或暗的为这群人说话，即由我们在说他们转变为我们为他们说话，这其实这两方面是有所包含的。总之就是要求我们将“公平，公正，站在人类共同利益之上遵守人类知识生产的基本规范”与“我们对特定人群的关切”这两者之间是怎样把他们的紧张关系调整到一个可接受的范围。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所找到的支点因各种可变性因素而当然可以有所差异。
六、中国人类学与世界社会
这一部分高教授首先强调了语言的学习在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中的重要性。并且介绍了目前我国人类学界做的一些有关“海外民族志”的成果，首先介绍了北大人类学十五年的一些行动和成果，同时介绍了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的研究努力。高教授表示我国的世界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格局还是挺可观的（到海外做民族志的人数超过50，涉足的国家在30个左右，他们能够使用的外语有20多种，他们的行程已经是一个从中国出发而牵连四大洲五大洋的全球网络，虽然还不够密织）。我们的世界民族志不同于西方国家，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这种“世界社会更早的出现，所以他们作相关的研究也更早，而我们缺少这种配套的设施，但在这些年努力的基础上“一代一路”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一部分这方面的刚性需求。
七、“我们”人类学不同于“他者”人类学
这一部分一开始高教授提到：我们做这个“世界民族”的研究和西方做原始部落或落后地区的研究是一样的吗？我们今天做东南亚研究是否也是一种文化霸权、符号暴力、中华中心主义？等一些问题。高老师认为。今天我们的“世界”社会肯定是以西方所提供的“世界社会”的基础设施为条件来建构的，但同时肯定要有自己的路径。我们所讲的“世界社会”并不是直接从西方拿过来用的，而是一个知识生产的结果。“我们”人类学不同于“他者”人类学，它不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对立，不是一种“我”与“他者”的紧张关系，“我们”人类学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跳出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人类学，是类似于费孝通老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一种关系。
主编：何明
编辑：张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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