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战龙：大力发展基于中国情境的多元文化教育

优良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必备文化素养

巴战龙，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人类学和族群人类学研究

2017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全面提升育人水平，并明确要求把“加强多元文化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提升跨文化沟通能力”作为“提高学生文化修养”的具体举措。据笔者有限所知，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国家教育政策文件中提及和肯定多元文化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最初产生于英国和美国等欧美国家。孕育这种教育改革运动的时代背景比较复杂，但举其要者有二：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国家就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反思，一度曾借助古典“社会进化论”将自身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巅峰的“西方”沉重地发现，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世界大战却祸起“西方”，一向以“文明社会”自居的西方文化优越感崩塌，这时产生于美国、旨在宣扬文化平等的“土特产”——“文化相对论”乘势崛起并广为流布；二是以中国等为代表的亚非拉地区反帝反殖运动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蔚为大观，这成功地使“反压迫、促解放”的思想植根于欧美国家文化当中。多元文化教育直接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这场运动最初主要是非洲裔美国人反抗种族歧视和追求公民权利，20世纪70年代后进一步发展成包括原住民、移民、残疾人等在内的处境不利的少数群体追求社会公平和文化承认，批判支配群体所主导的制度性不公平和强制同化的社会政治运动。相应的，在教育领域，多元文化教育最初将火力集中于消除学校教育中的种族隔离制度，之后迅速扩展成通过追求公平的教育政策与适切的教育实践，去实现公平与正义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行动，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广义的世界“新进步主义”教育改革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细致检视起来，实际上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目标是变动不居和与时俱进的，是一套把多种教育公平论、文化多元论、差异政治学和批判社会理论不断根据时势要求组合起来的思想武器和实践指南。中国知识界对多元文化教育的认识和理解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截至目前已经走过了一条从“外国思想译介”到“简单比较研究”的粗疏道路。2000年之前，相对于大陆地区而言，多元文化教育在台湾地区引介质量较高、传播速度较快，之后，多元文化教育在大陆地区发展迅速，涌现出滕星、钱民辉、郑新蓉、郑金洲、万明钢、王鉴等一批代表性学者，以及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多个高校学术团队。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多宗教的国度，今天她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人口流动和社会互动空前频繁，因而优良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必备文化素养，加强多元文化教育确实迫在眉睫。由于多元文化教育有个“洋出身”的问题，因此如何大力发展基于中国情境的多元文化教育是当前最大的挑战。应对这一挑战的策略可以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仍是必要的：首先，要提升问题意识，即要争取提出一系列有逻辑性、历史感和想象力的真问题；其次，要探索本土经验，即要不断梳理总结现代中国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的经验教训；第三，要加强理论构建，即要持续提升基于中国情境所构建的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力和引导力。

（本文原载于《中国民族教育》2017年第9期）